美國與歐洲正處在秘密戰爭狀態_風聞

班農代言

今年7月份，特朗普總統的前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造訪歐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治勢力時，接受了意大利記者薩瓦尼（Gianluca Savoini）的採訪。薩瓦尼是意大利政府內政部長、執政黨“北方聯盟”總書記薩爾維尼的政治顧問。

他問班農：“北方聯盟和五星運動黨、尤其是薩爾維尼部長遭到國際強大勢力的批評，世界權勢集團（establishment，原文是斜體字，顯然，這個詞已經有了一個特定的含意，我們能夠透過字面理解其實質所指嗎？）的代表們，特別是喬治•索羅斯，向他大肆傾瀉怒火。你對意大利內政部長有何忠告？”

班農回答説：“對於歐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黨和政府來説，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布魯塞爾（即歐盟，筆者注），而是索羅斯資助、控制的非政府組織（NGO）和他們的媒體，這些媒體是反自由信息的真正工具。每個歐洲民族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都必須清晰地認清他們的敵人。”  

為什麼我不斷地引用班農的話？因為這是唯一用相對比較明確的語言來解釋特朗普政策、同時又比較接近特朗普的人。確實，班農已經被“趕”出了白宮。但此事是非常蹊蹺、令人疑竇叢生的。

班農於2017年7月進入政府。當時他就説，他準備在白宮幹一年。一年後他辭職了，“為了更好地在政府外為特朗普服務。”他説。然後我們就看到他和特朗普因一本書而起了爭執。於是，班農與特朗普的關係成了一個謎。

但班農自己説，他一直與特朗普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而且定期地通電話。與此同時，根據我們“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分析，班農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在為特朗普的政策服務。所以，我寧肯相信他離開政府是為了推行一些特朗普非常想推動、但卻不適合用官方身份來推動的事情。

比如特朗普訪問英國時，班農“恰好”就在倫敦的一家五星酒店裏展開一系列活動。什麼活動？歐美主流媒體諱莫如深。我們只知道他在倫敦會見了接踵而至的歐洲各國極右翼政客，並與他們進行密談。

後來還是美國極右翼網站Daily

Beast採訪班農時，班農自己透露，歐洲之行的目的，就是要借2019年歐盟議會選舉之機，教會歐洲極右翼如何像特朗普一樣贏選舉、如何像英國一樣走向“脱歐”、如何在歐洲內部各國的選舉中極右翼像匈牙利、意大利那樣上台執政、使歐洲重新恢復成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最終使歐盟像蘇聯一樣自動解體。這樣對特朗普總統而言才是最有利的支持！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白宮官員敢於到歐洲來明目張膽地推動這樣的事。 班農在歐洲創立了一個基金會，名叫“運動（Le Mouvement）”基金會，總部設立在歐盟“首都”布魯塞爾；基金會將至少僱傭十餘名專家，專門為歐洲極右翼政黨提供民意調查、提供政策建議、提供形象傳播方式，甚至將提供支持極右翼候選人的相應機構，以便歐洲極右翼政治力量贏得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事實上，在班農看來，匈牙利、意大利等選出極右翼（或偏向極右翼）政治力量上台的國家，已經登上了“特朗普號”民族大船，成為反全球化的生力軍。“

意大利能做到的事，在歐洲其他國家都有可能做到。”班農信心十足地説，他的目標就是與金融投機家索羅斯針鋒相對。眾所周知，索羅斯在歐洲也有一個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其宗旨是全力支持全球化。索羅斯對移民和難民問題的支持立場充分表明了他對全球化的態度。班農表示，他的“運動”將“反其道而行之”。

索羅斯

所以，當班農直截了當地將他口中的“傑出的魔鬼”索羅斯描述成以特朗普為首的“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的敵人、而索羅斯也告誡歐洲人，特朗普是歐盟最大的危險時，我們可以看出，歐美之間、以及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和索羅斯所象徵的金融跨國資本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鋭。

而其中的關鍵就是全球化。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西方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有一整套非常隱晦的術語，專門指鹿為馬、指桑話槐；我們必須學會既聽懂語面含義，也聽出話外之音。我們都知道，從特朗普參選美國總統大選伊始，索羅斯就代表着美國金融資本出面激烈反對。索羅斯甚至拿出了大量金錢支持所有反對特朗普的人，特別是希拉里•克林頓。直到今天，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所有反對特朗普的背後都有他的影子。

近年來索羅斯一直在歐洲活動，就是因為看到金融資本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中受挫，於是便將“大本營”轉移至歐洲。法國和德國大選都曾有過選出“反全球化”“黑天鵝”式的政治人物的危險，正是索羅斯支持的金融力量力挺法國的馬克龍，使之順利當選，因而法國目前已經成為支持全球化的中堅力量；馬克龍總統也成為支持全球化的象徵性人物。

馬克龍

特朗普無法公開説的話，班農已經明確地説了出來。其實特朗普批評默克爾、譏諷馬克龍、對北約軍費向歐洲盟國施加空前壓力，也都已經非常充分地體現了特朗普對歐盟的看法。而特朗普直接將歐盟指為“敵人”時，更是清晰地表明，西方內部的重大利益分歧已經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至於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兩支力量正在進行着殊死搏鬥。我們不能忘記，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西方內部首先打起來的；而且是在已經出現了蘇聯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情況下，在西方內部打起來的！

特朗普頻頻“退羣”的 真正理由

為什麼全球化會導致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利益分配出現矛盾呢？為什麼這一矛盾會轉變成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呢？這就要從全球化的源頭説起了。但緣於篇幅，本文不可能詳述。但我們可以從全球化對美國產業資本帶來的衝擊進行分析，進而理解為什麼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是“全球化”，並理解特朗普對中國發動的可能是戰術上的攻擊，而在私底下積極醖釀的，則是針對金融跨國資本的戰略性攻擊。

我們知道，“全球化”這個詞的出現和應用，其實僅僅只有百年左右的時間。但全球化進程卻已經有了幾個世紀。全球化的形式、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其本質就是商品、資本、服務、技術、文化信息和人員的自由流通。從歷史上看，全球化實質上是工業化的一個副產品。在工業化之前，雖然也有東西方商品和人員的流通，但那只是一種遠距離的貿易而已。我們所謂的全球化是從西方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進而導致殖民主義而開始的。工業化革命進一步使全球化成為利潤非常豐厚的事業。這是“全球化1.0版”的大航海時代。很快，率先工業化的英國和歐洲大陸很快就成為全球化1.0版的大贏家。此時出現了以“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和英鎊為特徵的“全球化2.0版”以及後來在二戰之後的以“美國治下的和平”和以美元霸權為特徵的“全球化3.0版”。“全球化”這個詞的法語“mondialisation”最早出現在1904年《費加羅報》上，後來在一戰後開始成為形容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開始向全世界擴展的一個詞。

在西方學術界，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區別、對全球化的理論和實踐一直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解釋和分析。但從歷史事實出發，其實“全球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並不是那麼複雜。

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徵：

一是全球化總是由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來主導；這個國家不僅僅是在軍事上實力最為雄厚，而且在工業技術和金融領域也都壓倒羣雄；

二是一般而言，由這個最強大的國家將其制定的貿易規則擴張到全球，從制度上制定全球貿易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模式；而這個主導國家當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三是全球化進程導致誕生了各類全球化的國際組織，這些國際組織都是為全球化提供某種保障，使世界發展日益趨於同一方向；而各種各樣的國際協議——從合作反恐到巴黎氣候峯會都越來越明確地表明，全球化將不可避免地削弱民族國家的部分主權；全球化使主權國家在“全球共同利益”的旗號下主動、自覺地出讓部分國家權力；四是全球化進程的終極目標、同時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就是最終成立一個“世界政府”，以應對世界面臨的整體性挑戰。

對於美國金融資本來説，無論是出讓一部分國家主權還是全球化帶來的最激烈的競爭，只要美元的印幣權還牢牢地掌握在美聯儲手中、只要美元仍然是世界惟一的結算貨幣，全球化就不會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儘管這一威脅因人民幣的國際化、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的上海石油期貨市場的建立，都越來越逼近華爾街，但人民幣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目前依然受到美元的巨大掣肘：中國貨幣發行量從某種意義上間接受美元的影響，甚至是控制。

因此，全球化給美國金融資本帶來的還是鉅額的利潤。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但對於美國的產業資本而言就不同了。

簡而言之，就是因為中國的崛起，使得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面臨企業向外遷移、移民大量入境、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失業率劇增、中產階級和底層勞動階層購買疲軟、生活水平下降、宗教矛盾趨於激化、社會出現動盪等嚴重危機。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研究半個世紀的全球化的結果時提出，世界貧富分化正在日趨嚴重：在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10%收入最高的人口占據着大約三分之一的社會總財富；到了2000年，在西歐和美國這一數字已經達到60%；而2014年則進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説，在發達國家中10%的高收入人口占據了75%的社會財富。

這引發了西方國家內部的一系列抗議運動，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歐洲的“憤怒者運動”“黑夜站立”運動等。

正是由於全球化同時損害了產業資本和產業資本所僱傭的勞動力的利益，因而馬克思所沒有預見到的一幕出現了：在全球化進程中，美國製造業企業主和中層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以及底層勞動人民在反對外來進口商品競爭、反對企業轉移到外國、反對外來移民勞動力進入本國等領域，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聯合陣線。

資本家與勞動階層形成了統一戰線。他們的共同口號是：“反對全球化！”特朗普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當選的。

當特朗普在許諾“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口號中當選後，他要做的當然就是履行他的諾言。但是，特朗普很快就意識到，他領導的美國雖然是世界頭號超級大國，是一個絕對的主權國家，但他卻已經失去很多他認為應該擁有的國家權力。 

法國著名學者、前總統密特朗的總統府秘書長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反覆説過這樣一種觀點。他説，今天西方國家政權（包括總統、總理和國會）已經沒有過去那種主導國家政治、經濟、司法和社會等對人民至關重要的權力了，比如對本國的經濟、社會、司法乃至國防和對外政策等重大事務的權力。因為這些權力隨着全球化進程已經逐漸轉移出去，交給了“市場”。具體地説，就是交給了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條約。

阿塔利沒有説明的是，在這些組織和條約的背後，就是隱身幕後正在試圖統治世界的金融跨國資本。當法國簽署了“巴黎氣候協議”時，法國總統就無法再加強本國的某些可能會污染環境但卻對本國經濟發展意義重大的經濟項目了，因為巴黎氣候協議規定了法國的碳排放量。這樣，法國政府的部分經濟權力就被剝奪了。最近法國環境保護部長於羅（Nicola

Hulot）突然甩手不幹，辭職而去，原因就是他發現自己受到利益集團的強大約束，根本沒有必要的權力來執行他心目中正確的環保政策。而與此同時，法國在環保領域簽署的大多數協議都具有司法約束性。因此法國環保部長實際上可採取的政策已經非常有限。

在很多其他領域也大多如此。比如法國已經完全失去自己的金融貨幣主權，這一權力已經由於1973年1月3日議會通過的《銀行法》、以及後來的歐盟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和里斯本條約而被轉移到歐洲中央銀行的手中。隨着金融主權的喪失，法國的經濟政策權當然也就徹底失去了。而這一點，法國選民們一無所知。

事實上，隨着全球化的越來越深入，國家權力正在逐步且不可逆轉地越來越多地被轉移到國外。轉移到誰的手中呢？表面上看是一些非選舉出來的權力機構手中，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貨幣基金組織、歐盟、TPP協議、巴黎氣候協議、北約等等；而實際上説穿了，這些權力實際上被轉移到隱藏在幕後的金融跨國資本的手中。

為什麼這麼説呢？還記得班農在前面説過的話嗎？因為金融資本通過控制媒體、控制各種非政府組織、收買各種所謂的專家，收買各國掌握權力的議員、部長，來向有關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施壓，使他們通過合法的方式，將主權國家權力轉移給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

特朗普想要奪回的，就是這些權力，要把這些權力收回到美國國家手中。這才是為什麼特朗普頻頻“退羣”的真正理由。

比如特朗普要發展經濟、就要加大碳排放量，而國際氣候變化公約規定不讓美國提高碳排放量，或者要求美國購買“碳税”，特朗普當然不幹，於是退出巴黎氣候峯會條約。特朗普顯然不可能學會中國的“本事”：僅僅五六年前中國還是最大的碳排放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對中國量身定製的“枷鎖”，但今天中國已經是清潔能源（風力、太陽能等）的出口大國。

要知道，全球化正在把主權國家治理國家的權力一步步奪走：目前還有一些領域掌控在國家手中，如醫藥、教育、司法、警察、外交等領域（但其中的一些也已經岌岌可危），還在激烈爭奪外，其他領域權力幾乎都已經不再在各個主權國家手裏。特朗普之所以想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因為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實質上大大違背了美國對該組織所做的種種承諾。全球化甚至在一些非常特殊的領域也在蠶食着主權國家的權力：如販毒、詐騙、賣淫、器官移植、軍火黑市等等。這些領域都出現了跨國“貿易”現象。甚至連戰爭行動也出現了“外包”現象。

簡而言之，全球化使得美國儘管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因為美國參加、組成或簽署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使得美國已經無法自主執行有利於美國、但卻很可能不符合美國與參加的國際組織和簽署的國際條約的規定，比如反移民政策。

金融跨國資本需要合法甚至非法移民來加強全球化進程中的勞動力的自由流通，而特朗普則反對繼續接納外來移民。特朗普的做法顯然違反聯合國相關的人權條約。特朗普乾脆退出聯合國人權組織。從這一點來解釋特朗普的種種所謂“怪誕行為”的話，我們可以看出，特朗普完全是理性的、堅定的民族主義者。

他並沒有“亂來”，而是有步驟地在一步步收回美國被全球化進程所奪走的國家權力。

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千萬不能忽略像阿塔利這樣的“學者”的實際權力。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他就已經是當時左翼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密特朗的智囊，並最終輔佐密特朗當選，而他本人也佔據了總統府秘書長這樣一個關鍵職位。然後他被任命為歐洲發展銀行行長，接着又輔佐多位法國總統包括薩科齊、奧朗德等分別代表右翼和左翼當選的總統。薩科齊一上台就委任阿塔利對法國經濟出路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而馬克龍更是阿塔利一手“製造”出來的。在馬克龍當選前一年，阿塔利就已經公開宣佈，“我堅信馬克龍將會成為法國總統”。歷史果然如他所説的那樣發生了。他甚至已經宣佈，“我甚至已經知道誰將會接任馬克龍成為下一任法國總統。”在法國輿論中，阿塔利被視為“市場教父”“法國真正的權力擁有者”。

“全球化”剝奪了主權國家的權力

應該承認，歷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複雜。我們從地緣政治角度、從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之爭、從意識形態分野出發，都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解釋。但“全球化”卻是一個綱，綱舉目張，以全球化劃線，則可以讓我們對複雜的國際格局理出一條清晰的線路。全球化使主權國家的權力被剝奪了。於是在全球化中吃了大虧的西方產業資本失去國家權力的保護，更是無法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於是產業資本便開始了全面反攻。特朗普當選就是“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一次成功反擊。

金融資本本來一直將選舉玩於股掌之中。金融資本一手向競選方提供競選資金，另一方面利用其所控制的媒體或支持其中意的、或反對其厭惡的候選人。最終不管誰當選，都是金融資本的囊中之物。

但特朗普卻是一個意外。他本人就是億萬富翁，不需要金融資本的錢，而且他找到了一個繞過主流媒體的辦法，就是“推特競選”。在特朗普上台後，便率領產業資本和勞動階層對全球化背後的支持者和主導者發動了一場新“戰爭”。這場戰爭既是一場美國的內部戰爭（即反對華盛頓的權勢集團和金融資本、媒體三大權力構成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但也是一場“美國優先”的國際戰爭，即同時打擊所有支持全球化、且與美國有着貿易順差的國家的金融資本。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控制與反控制的“隱形戰爭”。

從二戰後的歷史看，其實法國和歐洲早就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之中，這是一個只限於部分國際上層人物才瞭解的“秘密的”事實。只是，處於歐洲對立面的美國，在特朗普當選之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資本控制的美國；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後的美國，已經蜕變為反全球化的產業資本控制的美國。

美國同樣是美國，只是控制美國的力量發生了變化。 

密特朗

法國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總統（兩個任期共十四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逝世前與記者喬治—馬克•貝納姆談話時，説了這樣一段令人驚心動魄的話，被後者發表在《密特朗的最後時刻》（Le dernier Mitterrand）一書中。

密特朗説到：“法國對此一無所知，但我們與美國正處於戰爭之中。是的，一場永恆的戰爭之中，一場生死攸關的戰爭，一場經濟戰爭，一場看上去似乎不會死人的戰爭。是的，他們冷酷無情，這些美國人，他們貪婪成性，他們一心要獨自攫取對世界的權力。這是一場人所不知的戰爭，一場永恆的戰爭，看上去似乎不會死人，但實際上是一場會死人的戰爭。”記者將這段話稱之為“密特朗的政治遺言”。

密特朗還説：“我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總統。我想説的是，最後一位堅守戴高樂路線的總統。在我之後，法國再也沒有這樣的總統了，因為有了歐盟，有了全球化。在未來，法國可以一直稱為第五共和國，但一切都不同了。法蘭西總統將成為某種超級總理，地位脆弱的超級總理。”

眾所周知，戴高樂堅持的就是法蘭西的自主獨立。而在密特朗看來，法國已經失去這一獨立，而且是在與美國進行的一場永恆的、人所不知的（尤其是法國人所不知的）戰爭中失去的。為什麼這位法國第五共和國半個多世紀來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統會説過這樣的話？實在是值得人們深思。顯然，密特朗所言的“美國”，實質上就是當時由金融跨國資本控制的美國。

今天的特朗普也在針對歐盟展開了一場“秘密戰爭”，但這場戰爭的本質卻已經是以“反全球化”為特徵的戰爭。因為今天主導美國的已經不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跨國資本，而是反對全球化的產業資本。這兩場戰爭的手段是一樣的，都是以“引誘”為特徵的戰爭。但兩者的目標卻是截然相反的。班農的歐洲之行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法國“人民共和聯盟”黨（UPR）總統候選人費朗索瓦•阿塞利諾調查發現，建立歐盟、創立歐元，都是在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跨國金融資本的秘密策動下實現的。但當時的目的是將歐洲納入金融跨國資本的囊中，進而控制歐洲。而今天產業資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後，班農等人到歐洲所策動的則是與此前完全相反的行為，是為了解體歐盟。因為美國的代表變了，其所代表的美國利益也就一起變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征服和控制歐洲，方式方法卻是反對全球化行為。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對特朗普的種種怪誕、非理性、表面上毫無邏輯的行為，就能夠一通百通了。

由於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特朗普會認為，歐盟才是他的“敵人”，而俄羅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敵人，而中國只是“經濟領域”的敵人。因為歐盟是已經被金融跨國資本基本控制了的國家集團，而俄羅斯和中國則都還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

貿易戰背後的動因

這裏需要插一句的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爭鬥實在是由來已久，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已逾百年！直到上個世紀初，金融資本在美國還僅僅是產業資本的支撐力量，服務於產業資本。當時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在開拓“疆域”、尋找更多、更大的市場和資源為目標的全球化問題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特別是在戰爭問題上。歐洲列強一旦爆發戰爭，那麼軍火和金融融資就會變得不可或缺。

可以説，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利益的一次完美無缺的結合。戰爭使美國徹底超越英國而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體，而世界金融中心也從倫敦城轉向華爾街。 就在一戰前夕，美國金融資本經過多年的鑽營和努力，終於在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並根據該法成立了聯邦儲備銀行，即美聯儲，從而使金融資本從服務於產業資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導產業資本的方面演變。但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這兩大力量終於爆發激烈衝突。美國產業資本掀起一股強烈的反金融資本浪潮，其代表人物正是產業資本的重頭悍將、福特汽車集團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

當時的情景與今天的美國有非常接近的地方。與此同時，國際上特別是在歐洲，也出現了一股反猶浪潮，出現了德國納粹和希特勒。美國也選出羅斯福擔任總統，主導並通過了一系列法案，從實質上限制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挑戰。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兩大資本之間的衝突出現了轉機。正如我前面所説，“戰爭”是使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形成共同利益鏈的一個重要手段。二戰結果我們都非常清楚，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雙雙從戰爭中大發橫財，成為二戰最大的贏家。

二戰結束時，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聯手構建了一個新的“全球化3.0版”：以美國軍事實力為後盾、美國製造業為基礎、金融投資和美元霸權為手段，以聯合國、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為工具，建立起美國主導的新一輪全球化，並在這一輪全球化中，賺得盆滿缽滿。直到有一天，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

應該承認，中國的經濟崛起，突然改變了幾乎所有國際關係格局、西方發達國家國內階級劃分和社會矛盾、甚至包括西方企業的百年來的經營方式。特別是在金融領域，中國堅持維護了本國的金融獨立，將貨幣發行權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本國手中，既阻擊了跨國金融資本對中國的滲透，同時中國的工業化又對全球化進程中的西方產業資本形成巨大的衝擊。

對於特朗普來説，他要重新建立美國的經濟和貿易主權，這就要打擊全球化進程，甚至逆轉全球化進程。他使用的藉口，即所謂“建立對等、公正”的貿易關係，實質上就是要拋棄美國對國際貿易組織和國際條約做出的承諾，將已經交給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權力”重新拿回手中。

特朗普可以指責中國侵犯美國知識產權而發動貿易戰。但要是提交世界貿易組織來裁決的話，美國的指控必然被駁回，因為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面説過，全球化總是由一個最強大的國家所主導。現在這個最強大的國家突然發現，自己被自己制定的規則縛住了手腳。它不是反思自己的優勢會逐漸失去，自己應該如何改革以使自己重新適應自己制定的規則。相反它一心想要掙脱自己編織的繩索網絡，憑藉自己殘餘的優勢力量去打擊對手。

我認為，這就是特朗普發動一場全球範圍的貿易戰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國策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俄羅斯和中國在未來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對金融跨國資本的決戰中，即便成為其同盟軍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在一個階段內不會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敵人。因此，當特朗普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時，是有着明確的戰略目的的。

我認為，從特朗普的戰略出發，他顯然錯誤估計了中國。他以為，先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中國會在美國的壓力下立即“投降”；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很容易贏的”；然後以這場“外貿勝利”安撫了他的選民基本盤之後，特朗普將會轉向歐盟，向歐盟發起總攻。

特朗普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成熟，特朗普將會毫不猶豫地對歐洲發動“顏色革命”，以幫助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治勢力”上台執政。我們一直以為，“顏色革命”是美國用於“意識形態敵對國家”的手段。其實並不盡然。“顏色革命”同樣也被用來對付美國的盟國，特別是當美國需要進一步控制盟國的時候。

眾所周知，法國是60年代第一個要求美國兑現美元換黃金的承諾的國家。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意識到美國正在濫印美元，而一旦美元印數超過美國的黃金儲備，將不可避免地引發美元危機。結果，戴高樂便成為西方國家中第一個向美國派出軍艦，將法國掙取的“綠紙”換回真正有着永恆價值的黃金。也正是因為如此，幾年後，在1968年5月，有人策動了法國本土上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打着“學生運動”旗號的“顏色革命”，這可能是歷史上真正的第一場“顏色革命”。其結果是戴高樂下台、法國和歐洲其他想用美元換回黃金的做法戛然中止。從此不要説拿美元換黃金，甚至想都不敢再想。

但特朗普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頑強抵抗。特朗普之所以一直聲稱，他“尊重中國國家主席”，中國雖然是美國“經濟領域的敵人”，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是壞的”“這僅僅意味着他們具有競爭力而已。”

就是因為特朗普希望儘快地“解決”中國問題，以便可以回過頭去應對其最主要敵人——全球化及其背後的金融跨國資本。事實上，這股力量正在動員起麾下的全部媒體力量，利用所謂“通俄門”“性醜聞”等“非常規”手法打擊特朗普，甚至以“彈劾”相威脅，以逼特朗普就範。這是其慣用手法。在此稿完成之際，特朗普已經有點焦頭爛額。甚至他自己都提到了被“彈劾”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特別而需要一場“外交和經濟”的“勝利”來渡過難關。但特朗普沒有想到的是，他以19世紀西方列強慣用的這一套手法來對付中國，早已行不通了。他的貿易戰領軍人物大多是上個世紀80年代打贏日本的那幫“老人”，他們的那一套用來對付中國，不但行不通，而且將會碰得頭破血流。

只是，當中國的強硬立場打亂了特朗普的戰略部署之後，特朗普會做出什麼樣的戰術調整，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我們要真正防範的。我們特別要注意，不要因此而使特朗普被逼而將其最主要的敵人——“全球化”和“金融跨國資本”暫時放在一邊，而與中國進行“死磕”。

我們如何才能既堅決地捍衞中國的國家利益，又要策略地、以人所不知的方式韜光養晦、避其鋒芒，將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化解於無形之中，是考驗我們戰略智慧的歷史性時刻。

法國有兩本暢銷書，描述的是世界的未來走向：一本是阿蘭•索哈爾的《理解帝國：明天將是世界政府的統治，還是民族國家的反抗》。另一本是雅克•阿塔利的《未來簡史》，力倡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是人類的必由之路，甚至給出了時間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目前特朗普在做的，正是“民族國家的反抗”。

對於中國來説，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今天的敵人，誰是我們明天的朋友？這是當前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一個也許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誰能給出一個正確的歷史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