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蘇聯經驗”諷刺中國海外援助的人，該説他們什麼好呢_風聞

最近中非論壇北京峯會正在舉行，中國在峯會上宣佈了多項針對非洲的援助項目。結果就引來了大量網絡政治家在屏幕背後的含沙射影。

這不，就有一個名為王明遠的作者在財新博客上寫了一篇名為《蘇聯在第三世界經濟援助外交的鉅額損失和教訓》的文章。文章的核心含義就是：蘇聯通過國際援助在獲取一定戰略主動權的同時，也成為國家沉重負擔，多數資金都有去無回，蘇聯外援的經驗和教訓應該是蘇聯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

可以説，這篇文章是檢驗一個人歷史、政治、經濟知識的石蕊試紙。把蘇聯從它所處的國際處境中孤立出來，強行抽取所謂經驗教訓簡直就是“為賦新詞強説愁”。

我的評論有三條：

一、簡而言之，蘇聯取捨之道和鑲嵌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的國家的取捨之道是完全沒有可比性的，基本模式就不一樣。蘇聯取的多，舍的也多，因此不看蘇聯的索取，光看蘇聯的給予，肯定是説不通的。

二、一篇説蘇聯國際經濟行為的文章連經互會都沒有提到，還有這麼多人跟風點贊，真是讓人大跌眼鏡。這種文章勉強算個本科生的期末論文，要是我打分可能及格分都沒有。

三、蘇聯援外的確是失敗的，但是其失敗對中國啓示並不大。蘇聯及其帶領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完全是孤立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規則的，一方面蘇聯向這些國家大量援助（甚至不計成本的援助），另一方面蘇聯也從這些國家大規模掠奪原材料甚至工業品，有時候蘇聯還會完成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轉移支付”比如劃撥富裕的捷克的東西給貧窮的保加利亞…中國援外的邏輯完全不同，中國援外是鑲嵌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的，整個邏輯落腳點是市場經濟，體現在中國產品、產能、標準、售後服務的輸出，核心邏輯是其實是市場經濟生產秩序的輸出。這一點是和蘇聯的關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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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第三世界經濟援助外交的鉅額損失和教訓

作者：王明遠

來源：財新博客

二戰結束後，蘇聯為了挑戰美國霸權，謀求全世界領導者地位，同時為了推銷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三世界開展了大規模的援助行動。尤其到蘇聯後期，進行了超出國力範圍承受的不切合實際的援助，投入力度之大、範圍之廣可以説超過了同時期的美國。

蘇聯在獲取一定戰略主動權的同時，也成為國家沉重負擔，多數資金都有去無回，蘇聯外援的經驗和教訓應該是蘇聯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

一、蘇聯援助到底花了多少錢

二戰結束後至斯大林逝世，蘇聯即開始對社會主義陣營12個國家大力開展援助。隨着蘇聯國力的增強以及戰略野心的不斷膨脹，赫魯曉夫時代，開始向“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到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時，受援國已經增加到27個。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進一步加強全球戰略攻勢，在第三世界廣泛培養親蘇勢力，到1981年蘇聯援助國數量達到64個，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

那麼，為了支撐這麼大的援助規模，蘇聯花了多少錢呢？

這個數據是當時都是保密的，政府雖然也正式公佈一些數據數據，但都是被嚴重壓縮的，比如根據1973年蘇聯政府統計公報，1967年至1972年的對外經濟援助每年在1.94億美元至8.65億美元不等，這僅僅是實際數據的十分之一左右。

直到蘇聯解體之前，面臨民眾“公開化”的壓力才，蘇聯政府第一次全面公佈了對外援助情況：截止到1989年，蘇聯共向12個社會主義國家和49個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858億盧布貸款，按照美元匯率約1490億美元，這個規模大致相當於蘇聯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總量的8%左右，遠遠超過美、英、法等國對外援助與國力的對比。

另外，近年巴黎俱樂部公佈的一些資料也有助於我們瞭解蘇聯的真實援助規模。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全部債權，到90年代末至2010年前後，俄羅斯單獨或通過巴黎俱樂部與受援助國達成了債務協議，這些債務國情欠債數量分別是：古巴320億美元、朝鮮110.96億美元、伊拉克120億美元、蒙古112億美元、阿富汗105億美元、敍利亞98億美元、越南94億美元、利比亞46億美元、阿爾及利亞47億美元、埃塞俄比亞48億美元、也門53億美元、莫桑比克20億美元、巴基斯坦50億美元，南斯拉夫43億美元、坦桑尼亞20億美元以及贊比亞10億美元。雖然這些債務數額裏面包含蘇聯解體後的利率（約2.5%），然而扣除利息，基數也是很龐大的。另外，這僅僅是部分國家的債務情況，絕大多數東歐和拉美國家都沒有算進去。

由於援助規模很大，以至於蘇援在很多國家的經濟中佔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為一些國家賴以生存的生命線。

據統計，蘇聯的援助項目和貸款佔據了印度工業產值的17%，敍利亞經濟總投資的15.3%，阿富汗工業投資的30%以上，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60%以上的工程是蘇聯承包援建的。

蘇聯解體後，像朝鮮、越南、古巴等這些長期依賴蘇聯援助的國家，經濟立即陷入巨大困境。六七十年代這些國家都是耀眼的“社會主義明燈”，人民生活普遍比周邊發展中國家好，其實這都是蘇聯人民了緊褲腰帶，大力輸血的結果。

有人或以為蘇聯是高積累、低消費的經濟模式，即使是維持這麼大的援助，也肯定不“差錢”，其實不然。蘇聯到70年代中後期經濟情況就惡化，開始向西方發達國家借債，蘇聯解體的時候，已經欠下西方660億美元的債務，以至於成為90年代俄羅斯的沉重負擔，到普京時代才還清。

然而一邊借外債，一邊又大舉援助他國，維持“強國形象”，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打腫臉充胖子”。

二、高風險低迴報的援助

那麼，蘇聯鉅額援助是否取得了鉅額回報？是不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能力援助和開發這些亞非拉國家，只有蘇聯獨具慧眼，抓住了第三世界的市場和機遇？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蘇聯援助的都是最窮國，根本沒有償還債務的能力。

蘇聯援助外交初期，受援國償債情況就不樂觀，1955至1968年，按照計劃應該償還32.67億美元，實際僅償還9.09億美元（  Donaldsor，P25）。進入八十年代，蘇聯的援助進入還款高峯期，按計劃每年能受援國需要償還40億盧布左右，但是到賬率不足20%。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雖然繼承了對這些國家的債權，但是絕大多數國家隨着沒有了蘇聯支持，經濟財政急劇惡化，更失去償債能力，最終絕大多數債務都被免除。分別是：古巴288億美元（減免比例90%，下同）、朝鮮約101億美元（90%）、伊拉克120億美元（100%）、利比亞46億美元（100%）、阿爾及利亞47億美元（100%）、阿富汗105億美元（94.5%）、蒙古112億美元(98%)、埃塞俄比亞48億美元（97）%，越南94億美元（86%），敍利亞98億美元（73%），也門53億美元（80%）、莫桑比克20億美元（80%）。另外，減免比例不詳的還有巴基斯坦50億美元，南斯拉夫43億美元，坦桑尼亞20億美元，贊比亞10億美元。

因此，可以説，蘇聯對多數國家的投資和援助最後基本都是“打了水漂”，而這些錢都是蘇聯極力壓低國內勞動人民的回報，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擠出來的“真金白銀”，最後被糟踐於其他國家，不能不説是蘇聯人民悲劇。

再者，蘇聯援助的多是政治風險極高，或不講信用的政權。

以埃及為例，1970年薩達特總統上台後，蘇聯認為在非洲開拓影響力的機會來了，立即與其簽訂《蘇埃友好合作條約》，向其提供50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派遣專家顧問達18000多人幫助埃及發展，還為其修建了舉世著名的“阿斯旺水壩”。然而，沒過幾年，薩達特轉而與美國、以色列親近，蘇埃關係急劇惡化， 先是於1976年廢除《蘇埃友好合作條約》，關閉蘇聯駐埃及的外交機構，最後，1978年薩達特慷慨激昂地在人民議會正式宣佈終止償還所欠蘇聯的約40億美元的債務(蘇廣輝，1987）。一廂情願想領導和控制其他國家的蘇聯卻漠視教訓，三年後，薩達特遇刺、穆巴拉克上台，蘇聯再次向埃及提供援助。

利比亞情況也是同樣惡劣，蘇聯曾經向利比亞援助46億美元，卡扎菲政權一直拒絕償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宣佈豁免利比亞45億美元的債務，即便剩餘需要償還的1億美元，卡扎菲也是拒絕償還，2008年他訪問俄羅斯的時候，普京作為禮物又在歡迎他的宴會上宣佈免除。有必要指出的是，利比亞石油資源豐富、財力充沛，人均生活水平甚至高於蘇聯和俄羅斯。

蘇聯為什麼會在這種高風險低迴報的路子上越走越遠，最後深深地陷進去呢？這根源於蘇聯的外交目的和決策機制。

首先，蘇聯的霸權心態不斷膨脹，急於建立世界領導權，過度迷信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金錢的力量，採取了機會主義的“金元外交”的方式；其次，蘇聯不像美國的對外援助一樣，有國際開發署這樣的專門機構評估風險，並且要經過國會的審批，蘇聯政府要援助誰和援助多少錢，基本有少數幾個人説了算，這種充滿長官意志的決策很難是科學明智的；再次，對於如何認識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上，蘇聯長期受革命意識形態影響，認為越窮的民族越正義、淳樸，越富裕的民族越反動，因此，天真認為越是窮國越是堅定的盟友，越要加大投資援助，豈不知越是窮國政治經濟風險越大，西方發達國家經營亞非殖民地數百年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而是採取了風險較低的有限投資、貿易優惠加人道主義援助的形式。

三、不計成本的的援助模式

蘇聯出於政治目的的需要，其經濟援助往往是不計成本的，慷慨對第三世界解囊相助。希望用這種沉重的經濟代價，換來第三世界領導者的形象。

第一，贈予。早期蘇聯對發展中國家貸款的大約30%屬於贈予部分，不需要償還，但是越是到後期，贈予比例越大，1979年至1980年簽署的25項援助協議中，至少有17項是100%贈予。（陸南泉，P732-740）。

第二，不等價貿易。蘇聯對願意發展友好關係的第三世界國家採取薄來厚往的貿易政策，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進口，以低於國際市場價格出口。以古巴為例，古巴以出口蔗糖為經濟命脈，蘇聯以高於國際市場數倍的保護價格收購，比如1968年國際價格為 1.12美分，而蘇聯收購價為6.11美分，1982年國際價格5.48美分，而蘇聯收購價高達49.7美分。（何百根等，P402）僅1981年到1985年，蘇聯為古巴提供的蔗糖價格補貼就高達157億美元（徐世澄，P160）。而另一方面，對於古巴所嚴重依賴的石油等能源，蘇聯以低於歐佩克定價的40%的價格出口給古巴。

第三，貿易貸款。同時蘇聯在貿易上，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貿易貸款。主要由兩種用途，第一種是為受援國提供貸款，購買蘇聯的設備。比如蘇聯在50年代初期對華經濟貸款基本都是用於這些。第二種情況是，蘇聯與受援國之間往往存在大量貿易順差，受援國無法彌補貿易赤字，則由蘇聯提供貸款來彌補。比如，80年代，蘇聯每年對越南的貿易順差都有7億美元左右，而這些順差最後又通過貸款返還給越南。由於發展中國家沒有償還貸款的能力，最終等於是發展中國家又白賺了這些東西。

第四，項目援建。蘇聯熱衷於在第三世界推廣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型工業基地，也認為這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富強的最好策略。然而對於大型工程，落後國家無力承擔，一般由蘇聯為其提供一部分資金，以及絕大多數的技術設備，而建成後通過運營產生的收益或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抵債。到1982年，蘇聯對外援建項目協議總數4512個，交付使用的有2707個。這些建成的項目生產能力為：發電站裝機容量4750萬千瓦、鋼鐵7720萬噸、石油4930萬噸、煤炭4340萬噸、焦炭2780萬噸、化肥245.7萬噸、水泥990萬噸、鐵路4976公里、公路2150公里。（陸南泉，P672）。

四、蘇聯援助效果評價

大規模的對外援助，大大推動蘇聯成為全球影響力國家。蘇聯的對外投資和貿易，對於推動本國經濟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刺激了本國軍事工業及相關重工業的發展；其次，廣泛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投資也使得蘇聯獲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本國之前缺乏的有色金屬、橡膠等資源；再次，對發展中國家工業和基礎建設的援助，也消化了本國的過剩產能，一定程度上延遲了經濟衰退的到來。

但是，從長遠看，蘇聯的援助政策是失敗的。從最根本的外交目的上來講，蘇聯並沒有收穫所期待的固定盟友。雖然蘇聯一廂情願通過投其所好，有其必應的援助，來獲得政治盟友，但是它的願望總是不能實現。

蘇聯曾經重點援助過的南斯拉夫、中國、埃及、智利無一不最終反目。更多國家跟蘇聯友好，是衝着錢而來的，尼克松説“如果沒有經濟和軍事援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連一家都支撐不下去”。

時至今日，俄羅斯在當年蘇聯曾經經營過的絕大數地區都沒有影響力，蘇聯的援助並沒有像英國、美國那樣在經營過的地區，留下豐富的“外交遺產”。從這一點上講，蘇聯就失敗了。

從經濟回報上看，蘇聯也是失大於得，它所投資的都是重工業工程，建設週期長、回報慢，多數工程到蘇聯解體或受援國發生政治動盪後就成為爛尾工程。從援助資金本身效力來講，蘇聯的援助也沒有跟本改觀本國落後面貌，雖然為落後國家建設了不少工業項目和提供了不少貸款，但現在依然是最不發達國家，事實證明蘇聯的高度計劃經濟體制在亞非拉國家是不適合的。

總之，蘇聯雖然擴展了全球影響力，但是並沒有樹立全球領袖的地位。反而越到後期，蘇聯的政治經濟模式，在受援國產生的弊端越來越明顯，蘇聯模式的神話逐漸破產，在全世界失去吸引力。

蘇聯還越來越迷信軍事武力，還插手製造地區動盪，蘇聯的國際形象也轉向完全負面。蘇聯的外援甚至可以説是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中國構建新世界秩序的努力，與昔日蘇聯的崛起相比，在面臨的使命、所處國際形勢和採取的策略上都有一定相似性，研究蘇聯大國崛起中的得與失，對於中國抓住歷史機遇，實現民族復興的具有現實借鑑意義。

參考文獻和網站：

1.巴黎俱樂部

http://www.clubdeparis.org/en/traitements?tid_1=All&tid_2=24&tid=All&field_treatment_date_value[value][year]=&page=1

2.陸南泉等：《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七十年》，機械工業出版社，1988年。

3.何百根等：《拉丁美洲農業地理》，商務印書館，2003年。

4.徐世澄：《古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5.蘇廣輝 ：《戰後埃及與蘇聯關係的演變》，國際政治研究，1987年1月。

6.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經濟統計資料》，人民出版社，1977年。

7.卡特：《蘇聯對外援助淨成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8.孫秀峯等：《蘇聯對外經濟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

9.唐納森（Donaldsor）：《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識出版社 ,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