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人都曾經有個“大俠夢”？_風聞

在中國文化中，武俠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你沒有看過真正的武俠小説，也一定看過一些根據武俠小説改變的影視作品。

受武俠文化的影響，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當“大俠”的夢想。大詩人李白就曾在《白馬篇》一詩中描繪了一個武功高強、瀟灑倜儻的俠客形象，寄託了自己的俠客夢。

事實上，“俠”是一個很“中國”的概念。“俠”是從中國古代典籍中誕生，同時也隨着歷史的發展而被賦予了很多中國文化含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老師的《千古文人俠客夢》一書，就從多方面為我們解讀了“俠”的深層內涵。

“俠”的由來

“俠”這個字眼，最早見於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文中“遊俠”“私劍”並稱，而“帶劍者”的特徵是“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後世關於“俠”的觀念在此已初露端倪。

這就難怪司馬遷為遊俠作傳，以韓非子此説開篇。只是此説語焉不詳，且無具體例證。一直到《史記》的《遊俠列傳》，“俠”的基本特徵才被較為精細地勾勒出來。因此，後世談“俠”者大多來源於此：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另外，《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關於《遊俠列傳》的寫作動機的説明：“（遊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信，義者有取焉。”傳中所記載的朱家、劇孟、郭解等遊俠之所作所為，大致不出此一範圍。

班固追隨司馬遷，為《漢書》作《遊俠傳》，其中除照錄朱家等人事蹟外，又增加了萭章、樓護、陳遵、原涉等人的任俠行為，不過敍事觀點已有所變化。此後便無以為繼，歷代詩家不再專門為遊俠立傳了。

從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開始寫作《史記》，到唐懿宗鹹通年間（860-873）裴鉶作《傳奇》、袁郊作《甘澤謠》，在這將近一千年的漫長曆程中，作為歷史人物的“遊俠”，經過史家、詩人、小説家的不斷加工，逐漸定型為後世武俠小説中叱吒風雲的俠客形象。在這個過程中，歷史記載與文學想象不斷融合。

當詩人訴説“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李白《白馬篇》）、“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錢起《逢俠者》）時，“劇孟”已不再是具體的歷史人物，而是詩人所想象的那種“俠客”的象徵。而李白心目中的俠客無疑跟司馬遷、裴鉶心目中的俠客不盡相同。

每代作家都依據自己所處的歷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調整“俠”的觀念，但又都喜歡在前人記錄或創作的朱家、郭解等歷史人物及黃衫客、古押衙等小説形象上，寄託自己關於“俠”的理想。真的是如陶潛所歌詠的，“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詠荊軻》）。正是在這種歷史與現實、客觀與想象的相互撞擊中，“俠客”形象不斷演變發展。

**小説中俠客的形象一旦真正建立，其發展演變就不再單純依賴於現實生活中的刺激，更有作為一種人物類型自身運轉的內驅力。**因此，唐傳奇中聶隱娘、虯髯客的具體行為早被超越——即使根據同一故事改編的作品如尤侗的《黑白衞》、凌濛初的《虯髯翁》和張鳳翼的《紅拂記》等，也不可能完全因襲原作。

但其基本素質卻一代代傳下來，影響幾乎所有武俠小説。歷代作家只要寫作武俠小説，就很難完全擺脱這一早已設定的“俠客”形象。向愷然根據現實中武林恩怨寫作的《近代俠義英雄傳》如此，文公直參照歷史上于謙事蹟撰寫的《碧血丹心大俠傳》如此，即使還珠樓主頗為荒誕怪異的《蜀山劍俠傳》也不例外。

《刺客聶隱娘》劇照

“俠客夢”

俠客形象得以形成與發展，與讀者大眾的心理需求有很大關係。司馬遷稱：“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史記·遊俠列傳》）

遇害而不能自救，當然只能寄希望於“赴士之厄困”的俠客了。社會總有黑暗，人間總有不平，而正如明人張潮説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幽夢影》）

能自掌正義，平天下之不平，那當然最好；至於無此本領的凡人，焉能不懷念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正是因為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會公正平等的強烈願望，才不會因為朝代的更替或社會形態的轉變而失去魅力。

《神鵰俠侶》楊過

悉尼·胡克在論及公眾對英雄偉人感興趣的心理根源時，列舉了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心理安全的需要”。“時代不太混亂，特別是教育又有利於啓發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們的注意力固定在無條件服從的幼稚反應上，在這種情況下，尋找父親替身的需要就相應地減弱了。”反之，公眾將努力尋找、祈求精神上的“父母”，以獲得安全感和情緒上的穩定。

二是“要求彌補個人和物質侷限的傾向”，也就是“把個人的缺陷投進比較幸運的人們的光榮成就裏，藉以取得補償”。

**三是“逃避責任”。**一方面，公眾意識到政治“永遠是一種危險的把戲”，而把政治鬥爭交給職業政客；另一方面，公眾借建立英雄（俠客）形象來推卸每一個個體為命運而抗爭的責任，自覺將自己置於弱者、被奴役者與被拯救者的地位，從而“逃避責任”。

如此説來，一個民族過於沉溺於“俠客夢”，不是什麼好兆頭。要不就是時代過於混亂，秩序沒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個人願望無法得到實現，只能靠心理補償；要不就是公眾的獨立人格沒有很好健全，存在着過多的依賴心理。

《卧虎藏龍》劇照

與普通人相比，文人們的“俠客夢”則往往有着另一層含義。龔自珍的詩句“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可以説相當準確地表達了中國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對於文人來説，“簫”易得而“劍”難求，於是詩文中充斥着“劍”的意象。

“仗劍”與“行俠”並不完全一致，可詩文中這兩者往往相通，故可互相參照。同樣一個“撫劍獨行遊”（陶潛《擬古》），可能是表達其建功立業的願望，也可能是發泄其豪壯狂蕩的氣概，還可能是欣賞其闊大雄奇的美感效果——有時甚至是三者的混合。

借“俠”或“劍”表達建功立業的願望者，因其着眼點不同而分為歌功頌德與發泄悲憤兩類。

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收《白馬篇》九首、《少年行》三十首，多與邊關戰事聯繫在一起，“言人當立功立事”（《樂府解題》），於是充滿“不許跨天山，何由報皇德”（王僧孺《白馬篇》）、“歸報明天子，燕然石復刊”（徐悱《白馬篇》）之類志得意滿的詩句。

可借“劍”和“俠”感嘆懷才不遇的詩篇，顯然更為源遠流長：阮籍之感嘆無法“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垌”（《詠懷》），李白之吟詠“撫劍夜長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贈張相鎬》之二），以至明人徐渭的“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仇不能報，淚落酒杯紅”（《賦得看劍引杯長》），清人黃仲則的“匣中魚鱗淬秋水，十年仗之走江海。塵封繡澀未摩挲，一道練光飛不起”（《以所攜劍贈容甫》），還有龔自珍的“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己亥雜詩》）。

“俠”與中國人

武俠小説因其流傳極其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性格，當然，話也可以反過來説，中國人的性格制約着武俠小説的產生與流通，並嚴重影響了武俠小説作為一個小説類型的發展。

如果要談論武俠小説與國民性的關係，那麼可談論的東西就太多了。例如報恩觀念、復仇觀念、義氣觀念、死亡觀念等等，都值得認真研究。這裏只是想指出不大為人注意的一點，即武俠小説的非人道傾向。

武俠小説之所以風行，主要基於讀者的“夢英雄”和“英雄夢”。前者指其不滿世間不平與黑暗，希望有俠客拔刀相助，懲惡揚善；後者指閲讀中不自覺地把自己代入到俠客的角色之中，實現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種“英雄夢”並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麼純潔可愛。表面上看來，武俠小説就是關於俠客懲治惡賊或曰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完全符合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可是仔細讀來，成為俠客刀下鬼的，遠不只是十惡不赦的惡賊，更包括無數被俠客看不順眼或覺得礙手礙腳的無辜平民。《江湖奇俠傳》裏楊天池一把梅花針撒出去就是幾百條人命，《天龍八部》中大英雄喬峯（蕭峯）與其父蕭遠山都曾濫殺無辜。

《天龍八部》喬峯

**俠客為復仇、為匡正扶弱而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同時似乎也將他人生死置之度外，很容易演變為另一種“草菅人命”。**可是讀者一般並沒有對此表示反感，除了因其自我代入而完全認同於俠客的言行而根本無暇思索外，更因為事先認定俠客的對頭為大惡人，而對“惡人”，中國人歷來是千刀萬剮也不為過的。

這裏面似乎涉及國民性中殘忍的一面。魯迅等現代作家曾抨擊中國人看殺頭的陋習，其實人類這種潛藏的嗜血習性，在閲讀武俠小説時也曲折地表現了出來。讀者不單希望看到正義得到伸張，更希望看到邪惡被懲處——在擬想的懲治惡人中得到極大的快感。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文明人在正義的旗幟下努力使其嗜血慾望道德化、合法化。

虯髯客取仇人心肝與李靖共食之（《虯髯客傳》），李逵割取黃文炳心肝與眾頭領做醒酒湯（《水滸傳》），智化將惡奴武國南開膛並生吃其心肝（《小五義》），諸如此類的描寫在武俠小説中屢見不鮮，且作為俠客剛直豪爽、嫉惡如仇的標誌而為讀者所認可。

現代讀者或許會不滿此類過於野蠻的血淋淋場面，但對俠客“為了正義”而殺人如麻也都會給予默許。表面上嗜血習性有損於英雄光輝形象，但實際上卻是“英雄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是受文明社會倫理規範的約束，做“英雄夢”者一般不願承認，也未必自覺意識到這一潛在動機罷了。

陳平原  《千古文人俠客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