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與基督教文化_風聞

【李平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王元化先生於2008年5月9日去世，距今已整整十年了。作為主要生活在上海的著名學者和思想家，元化先生不僅在全國，而且在海外都有深遠的影響。對於王元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筆者看來，還有許多富有深意和趣味的東西，值得研究者去關注和展開。王元化先生一生坎坷，他早年參加革命運動，既是一個學者，也曾是一個領導幹部。然而由於歷史和家庭環境的緣故，王元化的生活和思想與基督教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種宗教文化在元化先生那裏，又往往呈現為一種富有積極意義的啓示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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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30日（農曆庚申年十月二十日），王元化出生於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早期接觸西方文化的新式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父親和母親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王元化曾回顧這段歷史説：“湖北江陵在長江中游，很早的時候就受到外國傳教士的福音傳播。當年的傳教士是很厲害的，他們可以在一個陌生的國度、土地紮下根，學習當地的語言，甚至還跟當地的人通婚，就是一個想法，要把上帝的福音傳給他們認為矇昧的鄉土人家。所以中國近代反而是農村比大城市更多地受到基督教的影響。”

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鵬不僅是牧師，而且是湖北沙市基督教聖公會的第一任中國籍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會務，並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創辦了沙市第一所現代的西式基督教學校：美鵬學堂。王元化回憶説，外祖父“除了教授基督教的教義、傳播福音之外，還開設了不少科學課程，男女同班，打破了傳統私塾的教學方法。到現在這所西式學堂還是當地的現代教育的先驅”。

王元化的父親王芳荃年幼時受沙市聖公會第一任會長桂美鵬的接濟和影響，成為聖公會的一員。後進入美國基督教聖公會所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教育學。1906年與桂美鵬的女兒桂月華結婚，不久東渡日本教授英語。1910年王芳荃歸國，在武昌基督教聖公會所屬的文化學堂教書。1911年辛亥革命後，他獲教會派遣到清華學堂教英語。1913年，王芳荃赴美留學，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

1915年，王芳荃歸國後在清華留美學堂教授英語。王元化的母親桂月華，早年曾跟隨芬蘭的傳教士學過醫，後來被王元化的祖父送往上海的聖瑪麗亞女校（St.Mary’s Hall）學習。王元化的幾個姐妹也都是基督徒，並大多在教會學校畢業。大姐王元霽，燕京大學畢業；二姐王元美，燕京大學畢業；三姐桂碧清，上海幼兒師範畢業；妹妹王元兆，聖約翰大學畢業。

王元化外祖父（右二）一家合影。左起：四姨桂質良、三姨桂德華、二姨桂質玉、母親桂月華、外祖父桂美鵬、舅舅桂質庭，中坐者是外祖母，其膝前是五姨桂醒華

王元化的童年是在清華園度過的。他多次説過自己曾受過基督教洗禮，從小就是基督徒。他回憶説：自己的家庭沒有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家裏也沒有祭過祖先或舉行過其他封建禮儀。母親受外祖父的影響，也虔誠信仰基督。她雖然年輕時曾向一位外國傳教士的女醫生學醫，但主要興趣在文學。

1939年，年僅18歲的王元化前往皖南新四軍戰區慰問，母親聽説他乘坐的輪船遭到日本軍人的搜查並逮捕了四個旅客，內心十分憂慮，為兒子作了整整一夜的祈禱。王元化曾經這樣追述外祖父和母親對自己的精神影響：“母親常常向我們訴説的是，作牧師的外祖父和他的聖公會教堂，以及寄居他家的那些師爺們。

外祖父的兩個妹妹，一個嫁出去了，因丈夫不良而忍受着折磨。另一個則是心腸柔軟，極富同情心，往往傾自己所有，甚至不惜脱下陪嫁的金鐲去賙濟窮人。她一見到別人受苦就忍不住流淚，以至於終於哭瞎了雙眼……這些故事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曾激起不少感情的波瀾。”可以説，王元化青年時代生活在一個既同情革命並有新思想，基督教的善心與士大夫嚴苛教育相融合的家庭氛圍之中。

王元化的妻子張可出身於蘇州世家，一個比較富裕的大家庭。1948年3月，在母親主持下，王元化與張可在上海慕爾堂（現稱“沐恩堂”，位於上海西藏路九江路口）按基督教儀式舉行了婚禮。當年的照片上，新娘張可婚紗上的十字架佩飾十分顯眼。晚年的張可因為王元化的關係，與越劇藝術家範瑞娟來往頗多。範瑞娟雖然自己生病，但時常去探望病中的張可，並帶去很多好吃的東西。2006年8月6日張可去世，8月12日在上海衡山路國際禮拜堂舉行追思會。範瑞娟親來參加，“她一定要磕頭，我們拼命攔她，説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適的。後來她就領着大家三鞠躬”（王元化語）。

王元化每當談到張可時，眼睛常常會放出温柔的光來，語調也會變得有點輕。他在為張可逝世撰寫的訃告中寫道：“雖然在這以前醫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的病危，已無生存希望，可是她一次一次地闖過了死亡的關口。她那被病痛折磨得十分羸弱衰竭的軀體，若有神助。”

“張可心裏幾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她以疾言厲色的態度待人，也沒有一次聽見她用強烈的字眼説話，她總是那樣温良、謙和、寬厚。”“受過屈辱的人會變得敏感，對於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稍稍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

但她始終沒有這種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能聽憑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於這種超凡絕塵之境。”

王元化著作《清園談戲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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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在許多著述和談話場合中，對基督教文化的相關問題表達過具有相當深度的見解。

比如關於現代西方宗教和社會的問題。2002年的時候，王元化曾引用林毓生先生翻譯的美國思想家史華茲臨終遺筆中的話“這個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這裏的“着迷”，在原來的英文中是“superstition”一詞。史華茲的意思是，今天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物質主義、商業主導、追求享受的社會里面。

以前那種靈魂的東西、精神的東西，甚至於神的東西，都已經沒有了。林毓生先生的翻譯比較通俗，王元化先生用這句話來針砭我們當代社會的文化弊端。在王元化先生看來，現在有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完全沉迷於物質主義，耽迷於非常膚淺的流行文化之中。他認為這樣的世界不再讓人着迷。

元化先生認為，一個人比較完整的生活，當然需要物質，同時一定要有精神，也就是情志的東西。沒有這個東西人就像行屍走肉，就是為了享受，就是為了物質，那人活着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他甚至説過，自己是一個“唯精神主義者”。

2006年9月，當聽人介紹美國時下各種教派混雜，一個小小的城市伯克萊就匯聚了全世界大部分宗教時，王元化先生説：“當今世界處在一種價值評價的混沌之中。史華茲臨終的遺筆對這個世界表現了很悲觀的情緒。同樣的，我對這個世界也非常悲觀。”“沒有唯一的共同價值，並不等於沒有普遍價值。要捨棄的只是一種價值獨斷的世界。”他繼續深入發揮道：“如果每一種價值觀都成為一個分裂而自足的世界，那麼發展到極端的時候，沒有一個價值觀能干涉我的價值觀。剛才你説到的麥克維爾（參加過海灣戰爭的美國退伍軍人。

他憎恨美國政府的戰爭行為；反對聯邦政府武裝圍攻大衞教，曾去當地表達對大衞教派的支持。麥克維爾堅信聯邦政府嚴重侵犯了民眾的自由，即所謂外在的自由。而他要以自己內在的自由來反抗這個政府。他內心認為自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1995年4月，麥克維爾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城市中心第五街的政府大樓附近引爆炸彈，慘案造成168人死亡、500多人受傷，其中有十幾個幼兒園的兒童。筆者注）就是很典型的一種。

他從極端個人主義來定是非。個人就是上帝。他認為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那麼多人被他炸死了，等到他被捕判死刑，到最後的時候，還是不認為有向被害者家屬道歉的必要。還唱《不屈》以認為自己選擇是對的。”王元化分析説：“個人主義後來成為美國的一個大問題。所以現在美國有一些人講社羣的學説以求平衡，不主張過分發展的一面。極端的個人趨向，對社會就很危險。”

比如關於《聖經》之喻與文化建設的問題。1995年，王元化指出：“研究中國文化不能以西學為座標，但必須以西學為參照系。”“研究中國文化，現在更需要的是多做些切實的工作。”

在談到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名詞傳入中國以來，説的人多，但研究的人少，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宏觀闡發海外流行的觀點和問題上時，王元化説了一段之後被很多人引述的著名話語：“記得小時候一位學聖品人（基督教牧師）的長輩馮傳先姨父對我説，《聖經》上説的‘你要做世上的鹽’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為光還為自己留下了形跡，而鹽卻將自己消融到人們的幸福中去了。

作為中國的一個學人，我佩服那些爭作中國建設之光的人，但我更願意去讚美那些甘為中國文化建設之鹽的人。”這段生動的話語，使得原來的宗教比喻，成了許多有志於文化建設之人的追求目標。

1931年王元化一家。後排兩位中立者為王元化父母，前排中立者為王元化

比如關於聖像藝術與時代精神的問題。早在1953年，王元化曾説：“記得去年國外有個藝術工作團到上海，這個團的一位代表在一次報告中説，我們與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藝術家，相隔約有五個世紀了，但我們認為他們所創作的那些優秀的藝術品，對我們仍有重大的意義。他們畫了一些聖像，難道聖像對我們還有什麼意義麼？

不是這些聖像對我們有意義，而是他們通過這種形式，真切反映了周圍的現實。接着他舉出米蓋朗琪羅的《大衞》的塑像做例子，他説，《聖經》的內容只是促成藝術家創作的動機，主要的是塑像中所表現的興奮情緒、戰鬥的決心、勝利的信念，這是當時時代精神的表現。這樣的藝術品是有着永遠的意義的，時間不能洗刷它們。

這些作品雖然是從宗教故事中取材，卻不像當時許多宣傳宗教的作品一樣，限制在宗教宣傳的狹隘的圈子裏，到今天已經完全泯滅，變成了化石和殭屍。” 

在講到對人的評價時，2002年王元化曾回憶説：“在華東局宣傳部，我發現馮定（時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唯一的副部長。筆者注）的辦公室內，擺滿了琳琅滿目的書報，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這在當時是罕見的。有一次，他作工作部署，突然加進了一段插話。

他講到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為了傳播他們的宗教信仰，歷盡艱難困苦，深入人跡罕至的中國腹地，與當地的居民打成一片。他説這些教士不怕骯髒，竟依照當地風俗，把對方身上搓下的泥丸子一口吞下。馮定認為傳播自己的信念和真理，就應有這樣的精神和勇氣……”

在談到宗教典籍與世界文明的關係時，1995年，王元化説：自己在加拿大收到了朋友贈送的兩本書，“一本是《死海卷》，另一本是《新舊約》註釋本。《死海卷》是記述用希伯來文鈔寫的舊約聖經被發現的經過。這些寫在羊皮紙上的鈔本，於20世紀40年代被一個放羊的牧童，在死海旁的昆蘭遺址附近的山洞中無意找到，《死海卷》就藏在洞內的一些陶罐中。

這裏地勢險峻，本是人跡罕到之處，牧童為尋找丟失的羊只，攀登懸崖，冒險來此，才偶然發現的。這部舊約聖經鈔本，據研究神學的專家考定，時間約在公元前2世紀，出於一些艾賽尼教派的文人之手。他們從猶太教分裂出來，居住在昆蘭遺址的地方。這些鈔本的卷數與今本舊約聖經的卷數吻合（僅少去一篇）。

它在內容方面被人重視的原因，就在於它保存了後來被羅馬教會判定為偽經及通稱次經與註疏等部分。這些補史之闕的文字，給研究基督教神學和猶太人歷史的學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意義直接關係到西方世界的文明內容。”

​比如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思想家的關係問題。1996年，王元化對當時在美國學習的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吳綺幸説，有條件的話“也可以研究研究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思想家的關係”。王元化説：“最近我從雜物中檢出了早期的《聖公會報》，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我父母都是基督教聖公會的教徒，仔細閲讀這幾份報紙，發現了聖公會早期在中國傳教的過程中，對於教育和宣傳的重視，反清的革命黨與聖公會的關係非常密切，可以説，推翻清朝跟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有着一定的關係。其中聖公會與革命黨的日知會的關係頗可玩味。由於基督教團體認定庚子動亂的原因是民智未開，所以特別重視教育作用。”

然而，王元化也提出一個疑問：“20世紀初的基督教與革命黨人關係密切，但是到了20年代初，由美國退還庚款興辦的清華大學卻舉行了全國規模的反基督教大會，當時陳獨秀也有反基督教的強烈言論出現。僅僅數年，為什麼有如此大的變化，也是值得研究。”王元化建議他去查一下有關的資料。

後來，吳找到了《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詞典》，證明了事實是：1922年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清華大學隆重召開。由於這次大會在清華園召開，各方來人眾多、聲勢影響太大，以至於引發了全國性的“非基督教運動”乃至“反基督教運動”。這是基督教學生領袖們始料不及的。該運動持續了五年之久，直到1927年方告平息。聽了這些史實情況，王元化順勢將思考引向了五四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問題。

王元化晚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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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上海的高考語文卷作文題目是：“猶太大衞王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銘文‘一切都會過去’，契訶夫小説中的一個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銘文‘一切都不會過去’。這兩句寓有深意的銘文，引起了你怎樣的思考？”考卷上並沒有標明這段話出自哪裏，作者是誰。語文教學專家認為，這個題目“大氣，有辯證思考，具有哲學元素，可以考出考生的人文關懷”。

實際上，這段話就出自王元化的名著《思辨錄》乙輯的“一切都不會白白過去”條。原文是：“有人對樣板戲產生了應有的義憤，這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經歷了那場浩劫而對樣板戲竟引不起一點感情上的波瀾，那才是怪事。

據説，猶太大衞王的戒指上刻有一句銘文：‘一切都會過去。’契訶夫小説中的一個人物卻反其意説，他要在自己的戒指上也刻上一句銘文：‘一切都不會過去。’他認為，什麼都不會毫無痕跡地淹滅；今天邁出的任何一步對於未來都會具有意義。是的，時間無法消滅過去。只有麻木的人才會遺忘。龔自珍作為我國近代史上最為敏感的思想家曾經説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人類有歷史就是讓人不要忘記過去。”《思辨錄》的內容成為了上海語文的高考題目，不可不謂其影響之巨大。

學生吳琦幸曾多年受教於王元化先生，他覺得“是不是基督教的一種精神力量也給了王先生活下去的勇氣？基督教中耶穌的受難，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力量，也應該給了王先生以勇氣和毅力”。有一次他問了老師王元化一個很尖鋭的問題：“你生活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那應該受到宗教很大影響的了，後來又參加了黨，這是不是信仰的一種根本的轉變？”王元化回答説：“可以這麼説。

但基督教給我的影響是很大的。至少給了我們的好處是人應該謙虛，人不可以和神一樣。所以我年輕時沒對什麼人有崇拜，對魯迅是有一些崇拜，但沒有到偶像的地步……”並在談到自己獨立不倚的個性時説，“這大概就是跟基督教的影響有點關係，因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王元化與其學生吳琦幸合影

1999年，王元化在另一篇文章中對之進一步解釋道：“如果説基督教對我有什麼影響，那恐怕就是《新約》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紀的作品，大都浸染了這種精神。這些作品是我所喜愛的。”“也許這是由於小時在家庭受到基督教義的影響，使我對這些文學作品產生一種認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紀文學仍是我最喜愛的讀物。

解放後，我沒有在文章中談到過蘇聯的作家和作品，因為引不起我的興趣。我談到過的是莎士比亞、費爾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自然還有許多我所喜歡而沒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紀浸染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

從以上所作的梳理來看，基督教文化之於王元化先生的思想，的確是一種重要的理論資源。但反過來，經過元化先生的闡釋和生髮，它又往往給人以巨大的、具有積極意義的啓示。王元化先生這種跨文化比較、中西圓融的思維方法和富有遠見的“世界眼光”，都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主要參考文獻：王元化《思辨錄》《清園自述》，吳綺幸《王元話談話錄》，胡曉明《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錢鋼編《一切誠念終將相遇》等。

（原文載於《世紀》雜誌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