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決定中國政策的未來_風聞

摘要：回首這兩年，你會發現，無論是去年的醫保控費制度，還是今年四月份的公務支出和績效開支，以及各地户口政策改革，再或是近段時間的各種加税，其本質出發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緩解當前的財政困難。只有理解這一點，你才能真正理解當前的政策邏輯，並理解未來。

近來，隨着社保歸税（收）、演藝行業加税、創投基金加税、遊戲業的加税，再加上房產税的催風，以及所謂的國進民退，人們紛紛不禁在問，國家經濟政策的邏輯在哪裏？

若是以經濟學家的思維來理解，恐怕永遠不能理解政策的走向，但是若以財政政治的思維來看，當前的政策乃是順理成章。即當前政策的根本動因在於（地方）財政，當（地方）政府沒錢時，政府必須設法加徵税收，以維持運作。

關於當前地方財政的困難，相關文章已經闡述很多，已沒有必要再去多談了，現在我們首先要説的是，為什麼財政開支只能加，卻很難降？

財政開支很難降低

財政開支難以降低，一方面是因為公共支出（如教育、醫療和養老）很難降低。

多年來，中國民眾之所以能夠享受低價公平的基礎教育（中國基礎教育實際上要好於美國），離不開中國財政的強力補貼。僅2015年，我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就高達36129.19億元，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如果沒有財政資金維持的話，那麼這些基礎教育產業就不得不交給市場，很多民眾子女也將被迫承受費用高昂的基礎教育。這種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即便不考慮國家教育水平的倒退，也很容易引發大規模的羣體事件，

而退伍軍人的待遇，同樣得益於地方財政，假如地方財政難以維繼，那麼政府就無法兑現並保證退伍軍人的基本補貼，這種後果的嚴重性將社會問題的範疇。

另一方面，即便存在體制冗員，政府也無法在短期內對其裁減。

這是因為體制人員依賴於國家財政供養，大多數人並不適應市場經濟，一旦脱離市場，其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將一落千丈，極易由體制的擁護者變成體制最堅決的反對者。對體制人員過快的裁減，將意味着在社會上製造大批不穩定的因素，由此危及國家穩定。從過去的改革經驗來看，那些對體制冗員的過快裁減往往激發變亂，造成了更嚴重的後果。

以1905年的清末管制改革為例，當時清廷的舊官制“數人供一職,其半為冗員”，“賢者累於牽制,不肖者安於推諉”，嚴重加劇了財政負擔，清廷對此乃予以迅速裁減，結果被裁官員、士人“由不滿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進而加入了革命的洪流，按照張之洞當時的説法就是，“（官制改革）不過數年,亂黨佈滿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傾危,無從補救,中國糜爛,利歸漁人。是本意欲創立憲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謀”（《張之洞全集》）

無獨有偶，1986年的戈爾巴喬夫改革亦是如此，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為了解決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下令迅速裁減蘇共公務員隊伍，他將蘇共51個部縮減為28個，裁撤30%以上的州級幹部，同時削減了幹部隊伍的待遇。這種看似雷厲風行的減支政策，並沒有提升蘇共的執政能力，反而使蘇共陷入了癱瘓的困境，更使得那些被裁撤的幹部加入了反對蘇共的行列，最終極大地惡化了蘇共末期政治穩定。

事實上，中國1997年陷入財政困難時，也曾試圖將公務員隊伍裁減50%，但最後也只是通過軟性手段，裁減了中央直屬部門的一些幹部（被裁減者要麼出國留學，要麼確保基本待遇）

所以，縮減政府開支是很難做到的。財政的擴張起來非常容易，只需要決策者大筆一劃即可，但是一旦政府試圖削減開支，就絕不會是單單寫字數字那麼簡單，這需要決策者承受朝發夕至的巨大直接風險。

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的財政縮減，都會引發劇烈的政治動盪——1999年財政緊縮之所以能夠安然渡過，最大的原因在於中國當時正加入世貿，在海外市場的加持下，使得政府大範圍裁員不再必要，也化解了下崗潮的巨大陣痛，這只是一種時勢加持下的改革奇蹟，而非普適性的經驗。

明末李自成就曾是一個吃皇糧的驛卒，崇禎為了省錢，把驛卒編制予以裁撤，結果這個羣體大都成了反賊；

1911年，兩湖大災，清廷的財政極其困難，不得不對湖北新軍連續欠餉了大半年，結果軍隊上下怨聲載道，這實際上就是武昌起義的直接導火索。事實上，到了1908年之後，隨着清廷財政困難的不斷惡化，新軍厚餉政策無法維持，士兵難以領到薪水，故而革命黨思想流行於新軍之中。

財政困境決定加税和國進民退

從現代政治史的治理經驗來看，對於一個財政困難的政府來説，公共開支和政府開支就像兩頭嗜血貪婪的猛虎，一旦不能餵飽，就很可能立刻反噬政府。這種騎虎難下的殘酷困境，往往逼迫政府在短期財政風險和長遠經濟後果之間，傾向於優先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困難。畢竟，相比之下，財政無法維持帶來的風險是立刻的、直接的、且明顯的，而經濟問題則不過是一個長遠的隱憂。

清末新軍軍餉開支巨大，因政府屢次欠餉動輒生變，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清廷不得不窮刮苦搜，不斷開徵新税，如牛捐、馬捐、鹽商捐、紳富捐，還有户口税、丁税、燒窯捐、車輛捐等，當時民眾怒稱新政改革為“萬税萬税萬萬税”

基層的經驗顯示，無論老百姓平時看似如何温良恭順，一旦政府對其的補貼出現削減，都極有可能化身為兇狠勇猛的暴民

印鈔，當政府一旦面對巨大財政問題時，其政策傾向也是可想而知，且極其明確可見的。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税收幅度和開徵新税將是必然的選擇，任何化解財政問題的措施，都不可能迴避加税——加税乃是一種長期預期。

另外，由於國企乃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強化國企的地位和優勢，也是緩解財政問題的有效措施——漢武帝在財政危機下推行鹽鐵歸公政策，黎塞留在面對財政困難時始建立行政專門制度，這些都是經濟上的國進民退，雖然分屬古今中外，但其政策動因和背景，都是一樣的。

所以，加税和國進民退並不是基於意識形態理念的政策，而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的必然措施，從古至今，概莫能外（除了公有制經濟國家甩虧損國企包袱的改革）。

財政決定中國政策

回溯這兩年，你會發現，無論是去年的醫保控費制度，還是今年四月份的公務支出和績效開支，以及各地開放户口政策，再或是近段時間的各種加税，**其本質出發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緩解當前的財政困難。**即至少在當前情況下，財政問題乃是決定中國政策制定的最關鍵因素。

在二線大城市中，地方財政困難越嚴重的城市，户口改革力度越大

事實上，早在去年的時候，筆者就反覆要求大家關注中國的財政問題，以及由此必然引發的政府加税減支問題。為此，筆者當時專門在千聊上講述了《預判政策風險：從財政出發》，在公眾號中發文《中國財政困境與政策影響》、《地方財政困境：對於我們的選擇意味着什麼？》。

筆者這些看法，並不是空口妄想，而是基於對三百年世界各國現代政治史的深刻理解以及真正的基層工作現實經驗，得到的認知。

希望今天的文章對您有所幫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