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萬春、鄂友三被扣捕事件——起義之後（二）_風聞

之前説到傅作義起義之後謀逃綏遠，但不久之後即為中共所發覺。毛澤東指示聶薄派定專人與傅鄧聯繫以安其心，估計傅作義很快即認識到，無論從國共大局還是自身安全考慮，降而復叛這條路走不通。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的局面更加明晰。故此，1949年8月，傅作義赴綏遠安排董其武部起義事項，據中共方面情報系統瞭解，傅“八月二十六日由平返綏，住麥達召車站，接見他的老部下——綏遠省軍政要員。張匪（按：指國民黨內調局第一處處長張慶恩）聞訊後，即攜李宗仁、閻錫山、朱家華……等匪徒們的親筆函件，及張匪早已擬就的阻撓‘和平建議書’，於二十八日乘路局之壓道車前往麥達召晤談；但傅作義自始至終不加可否，不表示態度，而願聽從各方意見，張匪碰了一個釘子，於當晚返包”。

雖然傅作義本人態度已經全然轉變，但他的手下仍有部分對起義心懷疑慮甚至不滿的人。朝鮮戰爭爆發後，一度使跟隨傅作義起義的某些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國民黨政府反攻倒算的機會似乎來臨了。這些人蠢蠢欲動，與國民黨一方暗通款曲，甚至鼓動叛逃。中共方面亦加強了對原起義部隊的控制，於1950年11月下旬由華北軍區將劉萬春、張樸、鄂友三等3人扣捕（《華北軍區敵軍工作史（上冊）》）。

事實上，當時中共對於華北國民黨軍政特各級組織機構滲透很深，輔之以技偵手段，於北平、綏遠國民黨內部的各種情況，可説是瞭如指掌。劉萬春、鄂友三等與國民黨相勾結的事實自然也在中共的監視範圍之內。綏蒙公安局在陶卜齊水磨村一帶設立了歸綏情報站，對“綏遠對方軍政、黨特、警憲之動向，我們均能及時掌握，有的情報甚至是對方上層核心之往來電函抄件”。當時動用的內線情報關係達133人，其中分佈在軍政部門者27人，特務部門15人，有綏遠調統室科長2名，保密局綏遠站組長1名，敵軍團長3名，副團長1名，“華北剿總”歸綏指揮所秘書2名，警察局秘書1名，副縣長1名，省府科長5名，歸、包警察官等數名。

綏遠起義後，張慶恩派遣胡尚儒、張培英攜六號電台潛伏於第258師張樸部，派遣郭泰、郭嵩攜帶電台潛伏於第111軍劉萬春部。其中胡尚儒、張培英台是唯一可以直接和國民黨調統總部通報的電台，該電台自1949年10月4日起開通至12月6日中斷聯繫為止，往返電報原件均被中共安排的內線李桂鈞【電台譯電員】掌握，並抄送情報站。鄂友三在綏遠起義後，通過調統電台和國民黨政府電函往來，並接受對方的委任，這一情況也是被掌握的。

另外，綏遠起義後，國民黨保密局綏遠站站長趙思武以綏遠省騎兵整編第12旅副旅長職務為掩護（旅長就是鄂友三），把持12旅駐包頭辦事處，將綏遠軍統及亡命綏遠的軍統分子大部網羅在內。中共綏遠情報站成功地拉出了綏遠軍統的老資格武毓美【武任12旅少校副官主任，掌握軍統人事檔案。武系軍統蘭訓班早期畢業，在綏遠軍統圈子裏是老資格，瞭解內部情況多】，利用武掌握了許多情況，其中包括蔣介石和鄂友三之間的來往電文。

綏遠起義之前，國民黨內調局第一處處長張慶恩在綏遠向原國民黨高級軍官活動遊説，讓王國璋、杜品山起草“和平意見書”，交鄂友三呈遞傅作義、董其武，並發動高級將領拒絕和平簽署，要求董其武領導全綏軍民，繼續戡亂到底。綏遠起義之後，由李鯤生接替張慶恩繼續在綏遠活動，據李鯤生所擬之“工作計劃”，“張樸部可由田樹梅負責進行，田對張有把握；同時田之屯墾部隊，尚有一部分武器，只要時機成熟，毫無問題”。閻錫山亦致電孫蘭峯，任命劉萬春為綏遠省政府主席仍兼111軍軍長；任命鄂友三為熱河省政府主席兼騎兵總司令，統一指揮第11、12、13各騎兵旅，及綏境所有騎兵部隊，同時還以劉萬春、鄂友三、胡景通兼第9兵團副司令官（閻錫山申馬亥五電）。材料中顯示，1950年初，李鯤生等發起組織華北、東北、西北黨政軍聯合指導委員會，張樸亦在委員之列。

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綏遠起義部隊在兩三個月內即先後發生叛變56起，參加者3270餘人。鄂友三亦暗中指使部下叛變，騎4師副師長張漢璉即慫恿2團叛變，結果該團在團長畢寶熙帶領下叛逃，並殺害中共派到該部的團政委彭志超等14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導致劉、鄂、張等被抓捕的事件。

網上對鄂友三的結局，説法不同。一説：“1950年11月25日，華北軍區以暗通國民黨罪，將鄂友三等三人逮捕。鄂先經勞改，不久，即在北京永定門外天橋被執行槍決，從而結束了其罪惡一生”，另一説：“1950年11月因涉嫌“反革命”被公安部逮捕。1958年3月在北京獄中病逝”（http://baike.baidu.com/view/633756.htm）。其實網上關於鄂友三的結局，説法均不準確，根據華北軍區有關敵軍工作的史料可知，鄂友三是自殺於監獄。被抓捕的3人中，以劉萬春地位最高，並未被鎮壓，六十年代被特赦後還曾當選北京市政協委員。

本文除來自中共綏遠情報史及華北軍區敵軍工作史的資料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份綏遠省人民政府公安廳1951年2月所編印的材料，《蔣特中統在綏遠省之活動概況》，封面有“特請參考資料之一”字樣，前言中説明“今為了解該匪特機構，與我歷年來所集累的零星材料，互相對照參證，加以選擇、審查、研究彙編成冊”，“為不失去材料的真實性和參考價值，我們採取了利用敵人原來的材料，照抄彙編”。本冊應該是這份材料的第一部分，內容是“偽內政部調查局綏遠辦事處”的情況，分甲（成立經過）、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丙（“九一九”起義以後的綏遠辦事處）、丁（偽華北、東北、西北黨政軍聯合工作指導委員會）、戊（偽內調局綏遠辦事處所屬特工人員簡歷）等幾個部分。從部分特工人員的簡歷來看，中共當時對某些特務分子採取了監視布控、“圍而不殲”的手法，如“胡宗年，察省張垣人。張垣偽市黨部委員。系‘國防部調統局’察北工作員，曾指示、領導商都、康保安、新民堡等三縣特務組織，設有電台一部。張垣解放後，啣領所屬十餘人，潛伏於鮑貴廷匪部，任該部偽團長。‘九一九’起義後胡某化裝商人來綏，於包頭佈置特務組織，曾派人打入鄂友三部二〇三團一連，陰謀策反。現偽裝參加我軍官隊學習”；又如“馬佔一，曾任張垣偽副團長。系潛伏組織之‘多倫縣游擊隊’隊長。‘九一九’前，於綏東各地，佈置、組織‘潛伏’分子頗多。現於鄂友三暫三團佐團長部潛伏”；再如“吳德興，‘調統室’交通員。系‘潛伏’分子。現在我歸綏新城五分局”，等等。情報掌握如此細緻準確，收網時自然是“疏而不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