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國都爆發金融危機了，我國也不會發生金融危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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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曾有一句名言：美國是一個很小的屋子裏的一隻友善的大狗，每次搖動尾巴的時候都會撞翻椅子。如果他還在世的話，看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治下的美國，他就不會説這是一隻友善的大狗了。而且他還會注意到屋裏多了另一隻巨獸——中國。

　　美中兩國的政策制定者掌控着未來幾個月全球市場波動的鑰匙。重要的問題是，我國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市場是友好的。

　　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全球增長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儘管並非總是以有益的方式。

　　旨在維持幣值低估的重商主義匯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失衡，後者又助推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儘管如此，北京方面啓動了抵禦這一巨大沖擊的首個大規模刺激計劃，這一點受到的讚許卻太少，尤其是在美國。

　　除了大規模增加公共支出，我國政府還向四大國有銀行放款，這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與GDP之比從2007年的98%擴大至2010年的109%。

　　主要在本地運營的規模較小的國有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82%上升至2010年的103%。這些數據來自經合組織(OECD)最近一期《商業和金融展望》(Business and Finance Outlook)。

　　再加上我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的貢獻，這使得在國有借款人掀起的巨大投資熱潮中，實際國內需求從2008年末至2010年初增長了近20%。

　　雖然這樣做是出於我國自身的利益，但它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刺激。同樣要注意的是，危機過後，中國人民銀行(PBoC)便停止了壓低人民幣匯率。

　　如今，國際投資者日益擔心的是，我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已超過270%，而我國資本不足的銀行體系的總資產負債表規模達到了GDP的310%，如果計入影子銀行的表外業務，比值將達387%。這些都是高到可怕的數字。

　　我國具有全球系統重要性的銀行佔GDP的比重高於美國的銀行。經合組織指出，表外業務的規模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大過了2007-08年危機的一大禍首——證券化——當時的比重。

　　投資者之中還有一種假設，即影子銀行體系產生的理財產品一旦出現問題將由政府兜底。這種具有道德風險的體系鼓勵了過度冒險。

　　這一體系存在明顯漏洞。然而，我國如果發生金融危機可能不會造成全球金融動盪。為什麼呢？因為我國的金融體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封閉的，債權主要由我們自己人持有。

　　政府仍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我國的有關部門在採取措施降低金融體系槓桿方面也一直保持穩健。

　　對外部世界的金融穩定的真正威脅是間接的，源自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在美聯儲(Fed)提高利率、收縮資產負債表之際，我國剛剛開始的信貸緊縮正加劇全球流動性收緊。

　　近期的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也直接助推了美國金融環境的收緊。隨着貿易戰不斷升級，可以指望的是，對於人民幣匯率，政府將繼續奉行有益的政策。

　　這對特朗普而言是個壞消息，但對美聯儲來説未必如此。如果面臨經濟放緩，貨幣升值將成為暫停收緊政策的藉口。有關屈從總統的壓力而放鬆政策的指責可能不會那麼有力。

　　隨着新興市場面臨着重大危機，我們中國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金融風暴的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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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經濟機理的結構性變化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實體經濟的“舊經濟”之中。統計數字説明，經濟增長減速是從2007年開始的，2007-2009年是第一個“L型”，經濟增速從年均13%下降到10%;2010-2012年是第二個“L型”，經濟增速下降到“保8%”的水平;2013-2016年至今的6.7%是第三個“L型”。

　　把3個“L型”接在一起就是“階梯型”，而且未來還可能有第四個台階。若以2007年的產業為基數，把新增產業的經濟貢獻度剔除，“舊經濟”的GDP貢獻度一路下行，整體下行到4.1%，其中第二產業下行到1.7%!而“新經濟”的GDP貢獻度則一路上行，整體貢獻度在過去3年從1%左右上升到2.6%。換句話説，若沒有“新經濟”的貢獻，今年1-9月的經濟增速只有4.1%!可想而知，從2007年的13%到如今的4.1%，“舊經濟”怎能沒有危機!

　　以此為背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控風險”還能是讓銀行資金再去“扶危救困”嗎?顯然不是，“控風險”的重點應該是嚴控深藏在“舊經濟”中的債務危機!曾經講過，美國的“次級貸危機”是華爾街的金融創新使過多沒有還款能力的家庭借錢買了房產，中國債務危機的根源卻並不在房地產市場，而在於兩大金融“黑洞”：

(1)讓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過度投資;

(2)讓沒有還款責任的地方政府舉債投資。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3個熱點話題出現了：

其一是“債轉股”驅動國企改革;

其二是“降税率”助力實體企業;

其三是“控樓市”抑制資產泡沫。

這3個話題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卻是一根繩子上的3條導火線，點燃其中任何一條都足以對金融安全帶來影響!由此演繹，“控風險”將是未來3年宏觀經濟調控的重中之重!

　如何才能有效控制我國的金融風險呢?

　　個人建議在減速換擋+債務上升的經濟增長模式中：

(1)當務之急是扼制債務增長的趨勢，否則新增債務加負債利息會吞噬全部經濟增長的成果;

(2)控制新增債務的重點是嚴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舉債投資，同時全面推動“債轉股”和資產證券化，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深化，以提升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

(3)切實推進“一帶一路”的區域發展戰略，讓過剩產能“變廢為寶”，讓超額貨幣“化險為夷”。

　　做到上述3點看似很難，其實未必。2016年是中國經濟“本土全球化”的元年，也是中國“城市羣”正式落地的元年，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新興市場經濟體若繼續成長，幾乎必然走向(1)家庭財富的證券化;(2)本土經濟的全球化。在證券化和全球化兩大趨勢之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只需順水推舟，順勢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