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國都爆發金融危機了,我國也不會發生金融危機!_風聞
宇化金诚188-郑刚,笔名:宇化金诚,604611202-2018-09-06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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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曾有一句名言:美國是一個很小的屋子裏的一隻友善的大狗,每次搖動尾巴的時候都會撞翻椅子。如果他還在世的話,看到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治下的美國,他就不會説這是一隻友善的大狗了。而且他還會注意到屋裏多了另一隻巨獸——中國。
美中兩國的政策制定者掌控着未來幾個月全球市場波動的鑰匙。重要的問題是,我國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市場是友好的。
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全球增長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儘管並非總是以有益的方式。
旨在維持幣值低估的重商主義匯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失衡,後者又助推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儘管如此,北京方面啓動了抵禦這一巨大沖擊的首個大規模刺激計劃,這一點受到的讚許卻太少,尤其是在美國。
除了大規模增加公共支出,我國政府還向四大國有銀行放款,這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與GDP之比從2007年的98%擴大至2010年的109%。
主要在本地運營的規模較小的國有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82%上升至2010年的103%。這些數據來自經合組織(OECD)最近一期《商業和金融展望》(Business and Finance Outlook)。
再加上我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的貢獻,這使得在國有借款人掀起的巨大投資熱潮中,實際國內需求從2008年末至2010年初增長了近20%。
雖然這樣做是出於我國自身的利益,但它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刺激。同樣要注意的是,危機過後,中國人民銀行(PBoC)便停止了壓低人民幣匯率。
如今,國際投資者日益擔心的是,我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已超過270%,而我國資本不足的銀行體系的總資產負債表規模達到了GDP的310%,如果計入影子銀行的表外業務,比值將達387%。這些都是高到可怕的數字。
我國具有全球系統重要性的銀行佔GDP的比重高於美國的銀行。經合組織指出,表外業務的規模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大過了2007-08年危機的一大禍首——證券化——當時的比重。
投資者之中還有一種假設,即影子銀行體系產生的理財產品一旦出現問題將由政府兜底。這種具有道德風險的體系鼓勵了過度冒險。
這一體系存在明顯漏洞。然而,我國如果發生金融危機可能不會造成全球金融動盪。為什麼呢?因為我國的金融體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封閉的,債權主要由我們自己人持有。
政府仍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我國的有關部門在採取措施降低金融體系槓桿方面也一直保持穩健。
對外部世界的金融穩定的真正威脅是間接的,源自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在美聯儲(Fed)提高利率、收縮資產負債表之際,我國剛剛開始的信貸緊縮正加劇全球流動性收緊。
近期的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也直接助推了美國金融環境的收緊。隨着貿易戰不斷升級,可以指望的是,對於人民幣匯率,政府將繼續奉行有益的政策。
這對特朗普而言是個壞消息,但對美聯儲來説未必如此。如果面臨經濟放緩,貨幣升值將成為暫停收緊政策的藉口。有關屈從總統的壓力而放鬆政策的指責可能不會那麼有力。
隨着新興市場面臨着重大危機,我們中國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金融風暴的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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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機理的結構性變化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實體經濟的“舊經濟”之中。統計數字説明,經濟增長減速是從2007年開始的,2007-2009年是第一個“L型”,經濟增速從年均13%下降到10%;2010-2012年是第二個“L型”,經濟增速下降到“保8%”的水平;2013-2016年至今的6.7%是第三個“L型”。
把3個“L型”接在一起就是“階梯型”,而且未來還可能有第四個台階。若以2007年的產業為基數,把新增產業的經濟貢獻度剔除,“舊經濟”的GDP貢獻度一路下行,整體下行到4.1%,其中第二產業下行到1.7%!而“新經濟”的GDP貢獻度則一路上行,整體貢獻度在過去3年從1%左右上升到2.6%。換句話説,若沒有“新經濟”的貢獻,今年1-9月的經濟增速只有4.1%!可想而知,從2007年的13%到如今的4.1%,“舊經濟”怎能沒有危機!
以此為背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控風險”還能是讓銀行資金再去“扶危救困”嗎?顯然不是,“控風險”的重點應該是嚴控深藏在“舊經濟”中的債務危機!曾經講過,美國的“次級貸危機”是華爾街的金融創新使過多沒有還款能力的家庭借錢買了房產,中國債務危機的根源卻並不在房地產市場,而在於兩大金融“黑洞”:
(1)讓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過度投資;
(2)讓沒有還款責任的地方政府舉債投資。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3個熱點話題出現了:
其一是“債轉股”驅動國企改革;
其二是“降税率”助力實體企業;
其三是“控樓市”抑制資產泡沫。
這3個話題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卻是一根繩子上的3條導火線,點燃其中任何一條都足以對金融安全帶來影響!由此演繹,“控風險”將是未來3年宏觀經濟調控的重中之重!
如何才能有效控制我國的金融風險呢?
個人建議在減速換擋+債務上升的經濟增長模式中:
(1)當務之急是扼制債務增長的趨勢,否則新增債務加負債利息會吞噬全部經濟增長的成果;
(2)控制新增債務的重點是嚴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舉債投資,同時全面推動“債轉股”和資產證券化,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深化,以提升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
(3)切實推進“一帶一路”的區域發展戰略,讓過剩產能“變廢為寶”,讓超額貨幣“化險為夷”。
做到上述3點看似很難,其實未必。2016年是中國經濟“本土全球化”的元年,也是中國“城市羣”正式落地的元年,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新興市場經濟體若繼續成長,幾乎必然走向(1)家庭財富的證券化;(2)本土經濟的全球化。在證券化和全球化兩大趨勢之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只需順水推舟,順勢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