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讀】鄭永年：資本的邏輯與精英的墮落_風聞

最近一段時間，很多社會新聞都引發輿論對於“資本”的討論。

今天交通部檢查組正式入駐滴滴，該公司CEO表態“沒有足夠的敬畏之心、警惕之心，喪失了安全紅線和底線的意識”，不知是否可以平息公眾此前對於該公司“拿錢買命”的批評；自如等房產中介公司以融資拿房的方式進入市場，引起房租大漲的同時，不斷爆出“甲醛房”的新聞。再往前，資本在醫療、教育、P2P等領域的快速擴張，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對於市場來説，資本是效率和規模的助推器；對於社會來説，資本應當在增長的同時負擔怎樣的責任，整個國家社會應當建立何種監管約束機制，則是一系列社會熱點退去熱度之後應當考量的深層次問題。這關乎中國市場經濟未來的發展，也涉及整個社會的秩序構建。

今天推薦一篇鄭永年教授對於這類問題的思考。微信號“IPP評論”授權刊發。俠客島略有刪改。

金錢原教旨

馬克思當年刻畫了一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即一個徹底由資本主導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這簡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社會。馬克思因此不僅呼籲被資本統治和剝削的人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他本人還投入於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雲一時。

馬克思之後，由西歐發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沿着兩條不同的路徑發展，一條是歐洲道路，一條是蘇俄道路。到今天，人們知道盡管這兩條道路都避免了馬克思所説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但結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馬克思所説的原始資本主義開始向福利資本主義轉型。**這個轉型當然是長期的，即使到現在還在進行。

總體上來説，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要在資本和社會利益之間達成一個平衡：一方面，國家利用資本發展生產力、創造財富，國家再通過税收等政策為社會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國家節制資本，防止資本作惡，尤其是在社會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會因此也體現為規制型社會。當然，輔助歐洲資本轉型的還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傳統宗教、公民社會、自稱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等。

**蘇俄道路則完全不一樣。這個模式假定資本的本質就是惡的，因此徹底消滅了私有資本，而實行國家資本。**今天所説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蘇俄創造的概念。不過，正如歷史所顯示的，這條道路沒有走得通，它沒有解決“如何有效創造財富來滿足人民需求”的問題。

**但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是，馬克思當年所説的“金錢原教旨主義”會在中國再生。**馬克思批評西方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資本管理國家事務；而在蘇俄模式下，儘管國家直接掌握了資本，但因為徹底消滅了市場，國家資本演變成計劃經濟。

**資本在今天中國的運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蘇俄，而是在政府和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就造就了今天中國的社會形態。**事實上，無論是個體還是企業組織，其語言、行為、未來的願景中，得到張揚的往往是金錢，似乎除了金錢，社會一無所有。這可以説是典型的“金錢原教旨主義”。

​的確，馬克思還是對的。當金錢成為社會粘合劑的時候，這個社會的人們就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了。從早年“血汗工廠”、奶粉事件到近來的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卻是“金錢原教旨主義”的邏輯結果。

資本異化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中，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關係、各個社會羣體之間的關係，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體現為金錢關係，而社會各個層面的治理（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國家）也主要使用貨幣方法，是一種可以量化的數字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就並不難追溯近來頻頻發生的事件根源。企業通過理性計算，如果減去賠人命的錢之後其利潤還是極其豐厚，一些事情就還是會“無所顧忌”地去做。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崛起，不僅表明資本出了問題，更表明政府的監管出了問題、社會本身的道德體系出了問題。或者説，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資本的全面“異化”。

**首先是政府監管權力出了問題。**政府權力理論上説是公權力，就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權力。在最基本的層面，政府權力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法律與秩序。但實際上，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監管者，那麼監管就有無效的可能。

**這裏更重要的是權力和資本的關聯，或者説政商關係。**一方面，在權力面前，資本似乎什麼都不是。各種事件爆發之後，一旦政府介入，最龐大的資本也得敗下陣來；但另一方面，當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或者權力成為資本的堅強後盾的時候，資本所能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們的想象。一旦權力縱容資本、為資本推波助瀾，就必然會導致資本的為所欲為。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邏輯都是一樣的。

不難理解，一旦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資本就對權力構成了制約。企業出了事情，資本就能借助權力，輕易把事情搞掂。在上述案例中，在“危機”最終爆發之前，其實都早已經出現了各種“小危機”，而資本都能在保護傘下“化解”危機，因此等待着的只會是更大的危機。

更值得探討的是，資本有着讓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發生這樣的危機，資本必遭深刻譴責，而受害者得到最廣泛的同情；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後，在一些情況下，同樣的場景仍會重現。

社會制約

**在很大程度上，“金錢原教旨主義”不僅是資本的邏輯，更是深入於人心、是整個社會的邏輯。**錢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用錢換生命，生命等於金錢，這是資本邏輯。深入些看，這不也是社會邏輯嗎？

不管怎樣，出了那麼多事，資本都能輕易用錢來搞定。對很多人來説，西方社會能夠花巨量的、納税人的錢來為個體追求正義，是難以理解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説，這種“正義”意識的缺失，是資本賴以為所欲為的社會心理基礎。

**這裏就涉及資本、權力和社會三者的關係。**理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很不容易，發達的西方社會花費了200多年的時間，而大多發展中國家直到今天仍然面臨無窮問題。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資本和權力基本上是一體的，資本是權力的基礎，社會一直處於弱勢。但隨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權力和資本分離開來，權力逐漸從資本的基礎轉移到社會基礎。在早期，社會力量主要表現為社會運動，但逐漸地，社會力量表現為選票。

無論是福利制度還是監管（資本）制度，在西方都離不開民主。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造成精英之間互相否決，形成不了一個有效政府，從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

東亞社會在實現這三者之間的平衡方面則有不同的經驗。資本、權力和社會之所以能在東亞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直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的功勞。

這其中主要是因為儒家傳統的政治影響。**在儒家傳統中，政治精英既是統治者，也是社會進步的責任承擔者。**在經濟上，東亞社會政府的作用已經充分表現在“發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説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除了市場，政府發揮了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

實際上，在社會權利甚至民主權利的實現上，政治精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們也發現，東亞社會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實現的。

日本在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維新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日本精英們問自己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夠“文明”了嗎？政治精英不僅自己求進步、求文明，而且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日本之後，其他東亞社會也基本上沿着這個路徑實現進步。

反觀當下中國，情況似乎就沒這麼樂觀。部分極端的資本精英、權力精英，有時“甘願”自我墮落。這部分人不僅沒有能力引導社會的進步，甚至會利用社會弱勢的特徵，犧牲社會利益，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任何社會，就其本質而言，所有問題都是精英的問題。精英墮落了，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無助。西方也一樣。在精英民主階段，精英之間能夠達到共識，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社會治理就很有效；但現在精英之間沒有共識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義，精英毫無責任可言，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民眾。

9月5日交通部檢查組正式入駐滴滴

因為精英“責任擔當”的喪失，其不僅不能奉獻社會，反而變本加厲地向社會攫取，使得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自身、財富、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社會也逐漸見出隔離、焦慮等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奶粉、疫苗和滴滴車等事件，給整個社會造成的陰影難以估量。

不過，“故事”的走向也很明確：如果精英繼續我行我素，那麼精英本身必然成為這種自私行為的犧牲品。這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一而再再而三證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