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慘遭“三連擊” 白宮神秘“抵抗軍”呼之欲出？_風聞

在過去48小時裏，特朗普遭到了**“三連擊”**。

曾報道“水門事件”的著名記者伍德沃德，出版了一本關於“瘋狂的白宮”內幕的著作：《恐懼：特朗普在白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裏面出現了大量關於**“小學生特朗普”**的情節：

特朗普的前首席經濟顧問加里·D·科恩（Gary D. Cohn），從總統辦公桌上“偷走”了一封特朗普打算簽名的信。該信宣佈美國將退出與韓國的一項貿易協定。科恩告訴一位同事，為了“保護國家安全”他不得不這樣做，而特朗普似乎從未意識到那封信不見了。

這本書尚未面市，已經排上了亞馬遜暢銷書榜的第一名；儘管眼下人們還只能看到一些摘要，但在《華盛頓郵報》公開的一段11分鐘電話錄音裏，特朗普的表現，更像是在給這本新書提供作證。

伍德沃德警告總統，他的書會很嚴厲，併為沒有機會將特朗普的觀點納入其中表示遺憾。在電話裏，特朗普聽上去聽上去很擔心，一再説，“這會是一本糟糕的書”；同時，特朗普不停地打斷伍德沃德，解釋自己執政有多麼成功：

“所以我們會有一本非常不準確的書，太糟糕了”…

“嗯，準確的説，在總統這個位子上，沒人比我做得更好”…

“你要看到美國經濟重來沒有這麼好過，失業率這麼低，還有美國股市。沒有人比我做得更好”…

是的，特朗普就像一個要被炒魷魚的員工，不斷向老闆重複解釋**“不能解僱自己的理由”**——説來説去，同樣的話不下5遍，不得不讓人懷疑特朗普的精神狀況。

而正當他連續發推，回擊伍德沃德和《華盛頓郵報》時，他提名大法官候選人卡瓦諾，正在國會遭遇民主黨發動的一次杯葛——議員們向卡瓦諾拋出了火藥味十足的問題：

**“**如果總統被彈劾，大法官的角色是什麼？”

“如果國家和政府之間有了衝突，那麼大法官的角色是什麼？特別是詮釋總統行政命令時，大法官的角色是什麼？”

這些都是考驗這位大法官品格和基本操守的關鍵性問題；民主黨也是故意藉此機會，向外界暗示，特朗普存在被彈劾的可能。

但是，正當聽證會現場的人們在安靜聆聽時，美國幾乎所有的新聞頻道，又突然將目光轉向了《紐約時報》，轉向了一個詞：Resistance（抵抗）。

“There is a quiet resistance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ople choosing to put country first.”

“選擇把國家放在首位的政府內部人士，正在進行一種安靜的抵抗”。

是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轟動性的文章。

文章作者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他/她匿名講述了自己和一些同僚，如何在政府內部進行“安靜的抵抗”——秘密地、蓄意地試圖從內部阻撓特朗普的“魯莽決定”，挫敗他的一些議程。

通讀之後，換位思考，你都會感到不寒而慄，更何況特朗普——這是在背後捅的一刀。

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居然在你的行政班底裏，會有這樣一位高級官員，一直在和你對着幹。甚至這名官員還披露，內閣成員曾考慮援引美國憲法第25條修正案，啓動一個允許內閣官員要求國會罷免總統的複雜程序——“但沒有人想要引發一場憲法危機”。

“我們希望這屆政府能夠成功，並且認為這屆政府的很多政策已經讓美國變得更安全和更繁榮。但我們認為，我們首先是對這個國家負責，而總統仍在以一種不利於我們國家健康的方式行事。”

特朗普異常震怒，他和他的助理們都被嚇到了。

特朗普痛罵“失敗的”《紐約時報》：

“匿名的，意思就是沒膽量！這是一篇沒有膽量的社論！”

“如果不是我做總統，六年以後，《紐約時報》和CNN就倒閉了！”

而白宮發言人薩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也跳出來，呼籲這篇文章的作者辭職，並稱他是“懦夫”。

與此同時，白宮也迅速陷入了互相猜忌的陷阱中——究竟誰是“白宮抵抗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被白宮解僱的助手奧馬羅莎·紐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上個月也曾在一本書中提過，“一支人民的軍隊”正在“默默工作”，以防止總統傷害這個國家——“這支沉默的軍隊中的許多人，都在他的政黨、他的政府、甚至在他自己的家裏”。

美國人會怎麼看這些白宮內部的“抵抗軍”呢？到了昨天晚上，特朗普還在推特上質問：這是一種背叛，還是真正的愛國行為？！

讀到特朗普的這條推文，我想起了一個關於“忠誠”的分類：

“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而且“無可厚非”；

第二種忠誠，則是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裏，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蹟”；

第三種，“嬌嫩欲滴，嫵媚誘人，可愛度又勝過第一種一籌；只是它結出的果子卻常常是苦澀的，在一定氣候條件下，還有毒”。

而在白宮這位“安靜的抵抗軍”眼中，“忠誠”也有着同樣的定義：

“在政府中，那些選擇將國家放在首位的人們，身上存在着一種安靜的抵抗。但真正的影響是超越政治、超越黨派分歧的普通公民做出的，他們決心拋棄所有標籤，只留下唯一的一個：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