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質疑中,中非合作走入“後西方時代”_風聞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2018-09-07 09:44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文揚】
上篇提到,中非合作關係中的“五不”、“三好”和“大團結”,每一個都是有針對性地説的。
考慮到非洲國家長期苦於西方對非援助中的指手畫腳、干涉內政、強加於人、附加政治條件、謀取政治私利,長期屈服於西方的居高臨下盛氣凌人,沒有相互尊重和平等關係,中國提出的這些新的關係準則,簡直好得難以想象。

納米比亞財政部長對《紐約時報》記者説的話很有代表性,“我們非常歡迎中國,因為它讓我們在西方主導的議程之外,第一次真正有了其他選擇。”而一位來自加納的人士也坦言,“非洲國家達成多筆真正雙贏的協議,沒有像以往與西方國家做生意那樣的典型苛刻條件”。
本次峯會新鮮出爐的《北京宣言》和“八大行動”,更是把三年前約翰內斯堡峯會上制定的“十大合作計劃”又推上了一個新台階。產業促進、設施聯通、貿易便利、綠色發展、能力建設、健康衞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每個領域都雄心勃勃。按照這個節奏,中國“一帶一路”與非盟《2063議程》的對接,很快即可實現了,而非洲的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市化和一體化,也真的指日可待了。
“振奮人心,意義重大”“中非關係的奧運會”“新的握手,新的擁抱,新的起點”“非洲黑與中國黃的有機結合”“中國領導人吹響非中未來合作的新號角”……中非兩地的媒體基本上是歡聲一片。
毫無疑問,當前的中非合作,正在全世界面前展開一幅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宏偉藍圖。背後包含的一系列假定——人類本性善良、行為合乎理性、懂得知恩圖報、援助國和受援國可以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平等關係、整個世界可以通過各國平等互助而變得更美好、世界各國的大團結終究能夠實現——無一不是典型的理想主義信念。
但是,就此而斷定中非合作的基礎完全建立在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之上,肯定也不正確。因為中國對於非洲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需求,也是實實在在的。到目前為止中國通過與非洲的合作所獲得的諸多好處,也是有目共睹的。而西方強加給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債務殖民主義”等帽子,也恰恰是針對中國的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算計,而非針對理想主義口號。
“中國在非洲掠奪礦產資源和耕地”、“中國的投資沒有讓對象國收益”、“中國的貸款模式很可能會使對象國陷入螺旋型的債務深淵而不能自拔”、“中國的企業經營管理缺乏透明”、“在勞工待遇和環境保護方面經常違反當地法律”……近十幾年來西方媒體對中非合作的攻擊,主要都是這些有關利益計算的陳詞濫調,一般不大會針對中國諸如“支持非洲的和平與發展”、“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讓中國和非洲都成為人與自然和睦相處的美好家園”等放飛理想的道義話語。
那麼,中非合作的基礎到底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看西方對非援助中那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是什麼樣。
從理論上看,西方的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認為,沒有什麼可以超越國家利益,外交就是國家利益的工具,而對外援助也不過就是實現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當然也只能是唯利是圖。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奠基人之一漢斯·摩根索説過:“在對外援助的旌旗下,並沒有更高的道德原則。”而K·B·格里芬和J·L·艾諾斯説得更清楚:“一個國家給另一個國家提供多少援助,不取決於後者需要,也不取決於它以往的經濟狀況是好是壞,或它的道德狀況,而是取決於援助國將從對其援助中在政治上獲得多少好處。”

理論上是這樣,實踐中也是如此。在經濟上最直接的做法,是將援助款與受援國從捐助國購買商品和服務相綁定。據統計,在西方的對非援助中,有大約58%的援助都有綁定。最為登峯造極的是意大利,2001年時有高達92%的援助存在綁定關係。這個做法被簡稱為“以援助換貿易”,在某國際組織2008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中,調查者寫道:(附加條件)“是否成功地帶來了治理的改善效果並不明顯,但在推動採購體系增加外國公司採購機會方面絕對是成功的。”

2015年Think Africa Press通訊社一篇文章的配圖,文章標題是“不是世界援助非洲,而是非洲援助世界”
而政治上的好處更是顯而易見。早在1962年,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就聲稱,“援助是美國保持全球影響力及控制力的一種手段……實際上,我將其放在保護自由世界安全性的各項關鍵方案之首”。美國這種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援助,從受援國的排行名單上即可看出——最貧困的非洲國家並不是最大的受援國,那些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國家如以色列、埃及、阿富汗、約旦、巴基斯坦才是。

2016年的統計,美國對外援助前十位最大受援國
1991年的也門,曾遭遇過一次“歷史上代價最昂貴的投票”,因為在聯合國投票反對授權美國發動第一次海灣戰爭,美國立即將對該國的援助削減了82%。在這方面,國際上已有許多研究表明,外國援助與聯合國安理會上的投票模式有統計學上的相關性,意味着美國實際上是在通過對外援助間接地購買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投票結果。
另一個例子是厄立特里亞,該國在2001年-2006年從美國得到的援助比5年前翻了3倍,因為美國當時評估該國為遏制恐怖主義蔓延的重要地區。但到了2006年援助卻戛然而止,因為美國又開始謀劃將該國列為恐怖主義贊助國。
美國用“美援”這根粗壯的胡蘿蔔在全世界呼風喚雨,折騰出這麼多的事情,其實總的援助額也從未超過其政府預算的1%,實際上絕大多數西方捐助國的對外援助,都沒有超過政府預算的1%。由此可見,基於經典的現實主義理論的富國對外援助,根本上就是一個只賺不賠的大買賣。

2012年的一項民調很搞笑,美國實際上的對外援助,遠遠小於民眾認為的數額。這類民調有很多次,基本上都是這個結果。
如此看下來即可明白,中國的對非援助,不可能是這一模式的翻版。實際上,本次北京峯會的“五不”,就已經在兩者之間做了一個切割,想要重複西方對非援助的老路也不可能了。
但是,在中非合作的框架中,經濟上的互惠互利,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一點也不會少,甚至可以肯定中國方面還會獲益更多。所以“五不”、“四不能”、“三好”,這些新的關係定位雖然理想主義色彩濃烈,卻也只是對於中非之間基於現實主義基礎緊密合作的一個修正和提升,而不是完全背離。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賡續至今的中非關係,正如習總書記指出的,日益呈現出中華文明悠久傳統所秉承的“正確義利觀”,這基於實事求是精神的新“義利觀”,正在為遭遇波折的全球化提供了新的道路“範式”,讓整個非洲大地振奮。
2000年,中非貿易額剛超過100億美元,2017年,中非貿易額超過1800億美元。非洲是一片廣闊的天地,在那裏,中國大有可為,祝中非合作之路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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