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寡頭政治毀掉了美國民主_風聞

美國民主黨在美國大選中失敗後，如《時代》所評價的那樣：憤怒和無時不在的恐懼成為了主流。在這樣美國民眾情緒的推動下，桑德斯依據自己40多年的從政和參加美國大選期間獲得的資料，運用大量現實的數據和案例，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制度體系所面臨的困境進行了深思，出版了《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同時講述了個人政治生涯中所經歷美國政治黨爭。

挑戰寡頭政治

民主是一人一票。所有民眾共同決定我們國家的未來。民主不是少數億萬富翁買通選票、州長限制窮人和有色人種的投票權。我們的目標是防止國家走向寡頭政治，盡全力營造民主的政治環境。

民主應該很簡單，它應該深深植根於每個美國人的靈魂。融入政治、積極參與政治、人人都認為自己的聲音有助於塑造未來的社區、州和國家，這才應是美國的生活方式。學校應這樣教育學生，父母應這樣教育子女，國慶日大家應共同慶祝我們的民主。

我們永遠感激傑弗遜、亞當斯、潘恩、華盛頓、麥迪遜、富蘭克林、漢密爾頓等開國元勳們。他們鼓起勇氣，走上前線為我們創立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

民主意味着人人有權利控制自己的命運。沒有國王、王后、沙皇，只有一個個普通民眾，相互和平相處，一同決定國家的未來。民主意味着政府由人民所有，人民有選舉的基本權利。畢竟這是《獨立宣言》所宣揚的：“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

我們今天的民主又有何含義？在我看來，它意味着一人一票。人人享有平等的參與政治的機會。富人不應在選舉過程中施加任何影響。投票和參與政治應是容易便捷的，對任何人羣都不應設置任何選舉障礙。窮人、老年人、年輕人、有色人種都不應被剝奪選舉權。美國的選舉出席率應是最高的，而不是最低。民眾應具備較高的政治覺悟，瞭解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為民主而戰

大家都知道美國建立民主制度十分不易。殖民地的革命者打敗了英格蘭國王和強大的大英帝國。革命者認為人民自己應該做決定，而不是將決定權讓與數千英里遠的大西洋彼岸的英格蘭國王，為此，他們建立了新的社會，民主的社會，這在當時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然而我們也知道他們起草的《憲法》反映了18世紀90年代的觀點：奴隸制和種族歧視、森嚴的階級劃分、深深的性別歧視。我們也知道自此以後，美國人民一直在為擴大民主而奮鬥。援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一句話：“建立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

廢奴主義者努力廢除奴隸制，為所有美國人，不論何種族，都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他們這麼做不但是為了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和威廉·勞埃德·加里森，他們是為了無數的貧苦民眾。人們努力為非裔爭取和白人同等的權利，這也就出現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禁止了投票選舉中的種族歧視。

近些年來，出現了民權運動者遊行示威和靜坐。有人為此入獄、捱打，甚至失去了生命。這也是金博士奮鬥的目標以及華盛頓遊行的目標。數百萬美國人努力證明政府應是為所有人服務的政府，不論非裔還是白人。之後，國會在1965年出台了《投票權法案》，林頓·約翰遜也簽署了法案。根據該項法案，所有公民都享有選舉權，不論他們是何種族。

後來經過人們進一步的努力，又出台了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為女性爭取了選舉權。這是婦女參政權論者的努力成果，這一運動由19世紀中期的柳克利西亞·莫特、蘇珊·安東尼以及伊麗莎白·凱蒂·斯坦頓領導的。20世紀末期女性運動還在繼續，要求給予女性更大權利、更多平等待遇、更多機遇。女性和很多男性盟友一起宣誓：在美國，女性絕不是二等公民。

投票是基本權利，不是特權。窮人因付不起投票税而無法進行投票選舉，這怎麼能叫民主呢？反富人支配的鬥爭帶來了憲法第二十四條修正案，取消了投票税。人人享有選舉權，不論他們經濟狀況如何。投票絕不是富人的特權。

在年輕人自己無權決定自己是否上戰場送命的情況下，我們怎能讓他們去打仗？美國士兵在二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經歷帶來了憲法第二十六條修正案，將選舉年齡降至18週歲。所有成年人都應有權投票。

金錢的力量

我們必須做出選擇。要麼選擇民主，要麼選擇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二者不能同時存在。

——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

過去230年裏，我們的國家變得更為民主，更具包容性。我們努力消弭種族、階級、年齡的界限，人人都被賦予了平等的權利。爭取權利的鬥爭已成為最富意義的經歷。這是我們民族的特點。

雖然我們在不斷豐富我們的民主，但仍有一些權貴想要破壞已取得的進步。民眾在民主上取得的成就觸及了這些權貴的利益。為保障他們的金融控制權他們盡力阻止社會的民主進程。

他們希望自己獲得更多權力，留給民眾更少的權利。雖然他們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個目的，但事實卻很明顯。他們希望建立寡頭政治，所有經濟政治權力都集中於少數億萬富翁手中。他們不滿足於控制國家經濟，攫取鉅額財富。現在他們還希望控制政治，剝奪普通民眾改善生活的權利。

悲哀的是，他們勝利了。民主和改變未來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美國今天已不是一人一票。一些富翁們投入數十億美元購買選票。此後，共和黨配合富豪們阻撓民主進程，少數族裔、窮人、老年人、年輕人的投票權更加無法保證了。

最高法院通過了公民聯合會一案後，富人、大企業可以不受金錢限制地掌控競選。結果是：很多媒體的頭條都登有競選廣告——電視、廣播、網站——這些媒體都是被富人階層掌控的。事實上，在很多競選中，富人捐款比候選人本身的作用還大。

金錢政治（資料圖/視覺中國）

在每個州，無論是參議員、眾議員、州長選舉，還是州立法的通過，市政廳、校董事會、法官的選任，全部都是富人決定的。幾個富豪注資1億美元，為的是贏下俄亥俄州。對於這些富豪來説，這些錢不過是他們的零花錢，投入政治也算是很好的投資。化工行業大亨、華爾街和銀行、國防承包企業、藥品行業等，他們一般來説通過投資支持的候選人，贏的概率都會很大。

對這些人來説，公民聯合會的勝利是遠遠不夠的。雖説取消了單個機構的競選投資限額。捐助人無法協調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如果這樣的話，那購買選票將是低效的。如果投資數額不菲，捐贈人控制和協調競選工作將更容易、更有效。

寡頭政客知道選舉一位右翼法官對他們來説無比重要，因此他們花重金選舉認同他們觀點的法官。同時，權貴們還盡力衝破選舉金融限制和監管，直接為他們支持的候選人投資。如果億萬富翁投入巨資，那候選人基本就已經成為債主爭取權力的機器，這也正是億萬富翁們希望看到的情形。

寡頭政客們的政治權力已經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他們掌控着媒體、智庫、高校、政治組織，他們不知不覺地轉變着輿論和國內外政策，卻很少有人發覺。

據科學家證實，氣候變化是全世界面臨的主要危機，它的影響力波及全球數十億人。科學家們認為人類必須大膽改革能源體系，將傳統的化石燃料轉變為高能效、可持續能源。但這不是億萬富翁們希望看到的。他們更關注的是眼前的回報。因此，他們花費數億美元宣傳“氣候變化是個騙局”的觀念，而且還在氣候變化數據中做假。他們也控制媒體，大大削減有關氣候變化的報道。

當你聽到“獨立的智庫”表明氣候變化未被證實，我們應給富人減税，不能提供全民醫保的時候，你認為這些智庫被億萬富翁收買了嗎？別天真了，這是當然的。

我們經常在媒體中聽到將“關心民眾”掛在嘴邊的組織機構的聲音。通常這類組織的目的是削減社保、醫保、環保機構等實體。下一次再聽到“關心民眾”這類的話，不妨查查看他們背後的大富翁是誰。

美國民主的衰退

2014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當時的投票出席率創了歷史新高。他們控制了參議院，在眾議院的優勢也進一步擴大，還贏得了全國多個州的州長席位和立法院席位。儘管眾議院全部席位和參議院三分之一的席位都需要重新競選，但民眾的投票積極性並不高，63%的民眾都棄票了，這一數據令人震驚。更令人失望的是，80%的年輕人和絕大多數低收入人羣都沒有參與投票。2014年的投票出席率是自二戰以來最低的。

民眾為什麼不投票？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放棄了政治民主程序？答案並不複雜。人們不相信政府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説，他們的生活和華盛頓特區以及州政府的政治決策是割裂的。他們不想參與到“偽民主”的過程中來。

如今，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國會中會有人聽民眾的心聲嗎？國會代表什麼人的利益？當然不代表生活艱苦的工薪階層的利益。

現實生活中，數百萬工人無法養家餬口，很多人甚至饔飧不繼。很多中產階級工作時間變長，但工資卻減少了。除非我們改變國家的經濟運營軌跡，否則的話，現在的年輕人將最先忍受貧窮。

高等教育是步入中產階級的階梯，但數百萬年輕人卻無法支付起高昂的學費，還有學生因為揹負太多債務而中途退學。

很多家庭夫妻雙方都工作賺錢，但仍然買不起住房，也無法享受高質量的兒童看護服務。很多老一輩工人發現製造業工作崗位都已轉移到了中國或墨西哥，他們的收入也較之前大大降低。很多老人和殘疾人根本無法靠每年僅有的1萬美金社保生存，4300萬民眾處於貧困之中。現狀沒有任何改變。

國會又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呢？讓我來告訴你吧。他們花費大把時間為下次競選籌錢，一旦獲選，他們也是為資金捐助人的利益服務。

資料圖來源：東方IC

競選和政治腐敗一直是我們國家的主要問題。但今天由於公民聯合會，更多的金錢洪水般地湧入競選人手中，問題已經嚴重到十分荒謬的地步。

實話實説：金錢在國會主宰了一切。華爾街、製藥業、煤炭石油業、農業等企業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不僅為了支持某個人的競選，還僱用了很多遊説團體。在華盛頓，付出就有回報。結果就是富人的願望得以實現，工薪階層的痛苦遭到無視。

只有真正變革競選籌資體系，將權貴趕出政治，才能真正建立起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政府。今天的政治局面是個恥辱。不僅桑德斯這樣説，國會議員、民主黨、共和黨都心知肚明。

由於越來越多的金錢像洪水一般湧入競選體系，候選人不得不花大量時間籌錢，以趕得上別人的腳步。每到華盛頓特區的週末，十幾位候選人都在組織籌集資金的早餐會和晚餐會。他們本應利用這些時間多多與民眾交流，他們不僅沒這麼做，還利用這些時間充實自己的資金庫。他們本應回到家和選民們在一起，但他們卻一直待在為他們注資的商界精英跟前。

此外還有“電話籌錢”，這種經歷十分傷人自尊。這是兩黨建立的機制，目的是在一間小房間對着潛在捐助者的電話一個挨一個地撥打，很多人他們從未見過面。助理還在旁邊把每個電話的溝通情況記錄下來。

美國是世界上正面臨着巨大危機的國家。而我們的官員們正在幹什麼？由於競選體制的腐敗，他們正忙着為競選籌資呢。每天、每週、每月都是如此。

初選期間每人可為候選人提供的捐助金額上限是2700美元，大選時還可以再追加2700美元的捐款。當然，對於富人來説，如果夫妻雙方都捐款，那捐款額還可以再翻一番。富人將大多資金捐助給政黨，最終這筆錢還是會流入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口袋裏。每兩年眾議院全部席位和參議院33至34個席位都會重新選舉，而單個富裕家族在此過程中捐助的金額是無法想象的。每筆巨資都為富人們帶來了政治上更大的影響力。這與“一人一票，平等投票”的理念全然不相符。

取消對選民的投票限制

公民聯合會一案嚴重破壞了美國的民主，但寡頭企業和他們的政壇盟友所做的破壞可不止這一個。2013年最高法院裁定了災難性的“謝爾比縣訴霍爾德”（Shelby County v. Holder）一案，這一裁決指出1965年《投票權法案》中一項重要條款違憲。1965年法案要求南方各州和當地政府在更改投票法律前必須通過聯邦政府的批准。

由於當時很多州的相關立法阻止非裔和窮人蔘與投票，因此國會很快通過了《投票權法案》。但法院以5比4的比例認為選民歧視已不再是問題，因此聯邦政府就不再保障美國公民的投票權了。

這一判決公佈幾天後，共和黨大舉出台法案，讓更多民眾無法參與投票——非裔、拉丁裔、窮人、年輕人、老年人，這些人大多數不支持共和黨。他們採用的一個普遍方法是，以根本不存在的“防範選民作弊”為理由，要求所有選民必須出示政府出具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阻止有色人種和窮人進行投票。11%的合格選民因沒有這樣的身份證明而未參與投票，這些人大多是非裔、拉丁裔和窮人。

近期的一份學術論文的分析結果顯示：“嚴格的身份認證法案使得拉丁裔投票率降低了9.3個百分點，非裔降低了8.6，亞裔降低了12.5。”通過分析數據，學者發現“實施嚴格的身份認證制度後，民主黨投票率下降了約8.8個點”。而共和黨只降低了3.6個點。

我們今天應該減少人們投票的障礙，但共和黨卻恰恰相反。他們限制提早投票、取消當天登記，大大減少了選民投票率。亞拉巴馬不僅要求身份認證，而且還關閉了非裔社區的認證辦理處。布倫南司法中心發現2016年，50州第一次同時出台了投票限制規定，進一步降低了史上極低的投票出席率。這種做法極不道德，法律應該禁止的。

在全國很多地方，少數族裔民眾很難在選舉日當天投票。2012年，非裔投票等待時間是白人的至少2倍。一些少數族裔人羣甚至需要等上6~7小時。有多少人熱情地去投票，但卻遭遇無數障礙？

用《瑜伽熊》的名句來形容，“一切似曾相識”。這一幕曾在我們國家上演過。形式雖然有所改變，但本質是一樣的。政客們儘可能地阻礙人們參加投票。人們要想成功投出自己的一票，簡直是難上加難。

這違背了每位美國人的良知。為少數族裔爭取投票權是一場正義之戰，這也是為民主而戰。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我們該怎麼做？我們不能容忍法院判決破壞我們的民主，不能容忍政黨歧視和擅自改劃選區的恣意妄為。

我們應該要求國會恢復《投票權法案》的第五條規定，保障少數族裔平等投票選舉的權利。我們還必須要求擴大《投票權法案》的實行範圍，讓所有美國人，不論是什麼族裔，不論年齡大小，享有平等的自由投票權利，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限制。

我們需要鼓勵人們投票，而不是設置投票障礙。我們必須和其他國家一樣，認可每一位18週歲以上的公民的投票權。人們搬到另一個州，便可以在當地自動註冊參與投票。各州不應該設立投票註冊障礙。

我們必須阻止對少數族裔和窮人選民的嚴重歧視，必須阻止那些破壞分子阻礙民眾投票的惡劣行徑。

我們應該將選舉日定為法定假期，專門在選舉期間放假兩天，以鼓勵更多選民參與投票。太多人因為沒時間就不去投票，一些人甚至都忘了今天是投票日。無論我們把選舉日安排在哪一天，總有一些人因為工作、出差、生病等原因不能去參加。因此我們需要營造更多選舉空間。如果人們當天有事不能前來投票，我們應該允許他們申請缺席選票——任何情況都不能阻止他們行使自己的投票權。

我們必須恢復一些人的投票權。今天糟糕的刑事司法體系給全國帶來了巨大悲劇，深深損害了我們的民主。很多州剝奪了罪犯的投票權，即便這些人刑滿釋放後也無權投票。

這在任何地區都是不合理的。我們都希望那些刑滿釋放的人們對社會有所貢獻，然而為什麼還要剝奪他們參與民主的權利呢？13%的非裔由於重罪定罪失去了投票權。我們絕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我們需要重新給予200萬非裔本應屬於他們的投票權。他們已經刑滿釋放了，他們享有和其他民眾同樣的權利。

此外，國會、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應確保各地設有足夠多的投票場所，方便人們投票，讓人們無需排長隊。我們花了數十億美元保衞我們的國家，我們也有能力花費必要的經費，保證每個投票場所有足夠多的工作人員、每個投票機器能夠正常運行。投票結束後，紙質選票也應計入投票結果。

科赫兄弟

科赫兄弟是美國第二大富裕家族，淨值達到820億美金。他們是寡頭政治運動的主要力量。他們的公司“科氏工業集團”是美國第二大私人企業，2013年總收入達1150億美金。他們的觸角伸向多個經濟領域，他們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石油提取和加工。

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內，以科赫兄弟為代表的18位億萬富翁共同聯名反對總統的計劃，想要將美國帶入右翼的發展方向。參與聯名反對的其他億萬富翁包括梅隆銀行和海灣石油財富公司的繼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凱夫、國防承包商亨利和琳達·布萊德利（Linda Bradley）、化工巨頭約翰·歐林（John M.Olin）、安利公司創始人狄維士（Devos）家族以及科羅拉多的科爾斯（Coors）釀酒家族。

簡·邁爾在《黑錢》中談到科赫兄弟這羣億萬富翁：

“賄賂看似與他們沒有任何聯繫的智庫和學術界，讓他們在全國競選辯論中宣傳利於富人的言論。他們僱了不少説客，在國會為富人爭取利益。而且他們也建立基層組織，使得右翼運動在基層落地。此外，他們賄賂了司法界，讓其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手下留情。最後，他們還為共和黨注資了不少。他們的這些活動基本都是秘密進行的，而且都是以慈善的形式存在，人們無法追蹤其資金流入信息。正如2015年他們的主要運營人員所説的那樣，他們建立起了一套綜合完整的體系”。

2015年，科赫兄弟聲明他們將為支持的候選人捐款7.5億美元。這筆錢比民主黨或共和黨全國大會花的所有錢都多。科赫家族的目標是讓共和黨繼續保持在參眾議院的優勢地位。據一些政界專家講，科赫家族對政治的影響力甚至高過民主黨和共和黨。

科赫家族是誰？他們代表誰的利益？媒體經常將他們形容為“保守派”或“小政府推崇者”。事實要嚴重得多。他們是右翼極端分子，他們希望利用不受限制的金融資源，花大精力將美國帶入寡頭政治社會，並取消過去75年來通過的保護工薪階層的所有法案條款。

他們的目標是什麼？1980年，大衞·科赫以自由黨身份競選副總統。雖然過去很長時間了，但他們在主要問題上的態度基本沒什麼變化。

過去幾年間，他們成功推銷自己的觀念，將其變為美國的主流觀念。追溯到1980年，那時人們覺得他們的理念邊緣化，且不現實，他們基本沒有得到支持。如今科赫家族的理念也基本上是共和黨的理念，全國各地的共和黨候選人都公開表示支持。

查爾斯·科赫和大衞·科赫

從一開始，科赫家族就明白權利的得來靠的不是他們的理念，而是是否有足夠金錢收買選票。1980年他們最主要的策略之一就是“強烈要求廢除聯邦競選資金支持體系，並立即取消聯邦選舉委員會”。他們一直都清楚，成功取決於超級富裕階層購買選票的能力。

從事實上看，科赫兄弟通過他們自己的法定組織以及共和黨的積極支持，在公民聯合會一案中以5比4的結果勝出了，因此長期以來他們的有關廢除競選資金支持法案的政策一直持續實施。然而，他們想要的遠不止於此。他們希望取消素有的競選資金限制，他們的法定組織也在為此做努力。

如果他們成功的話，那就意味着億萬富翁們可以捐助無限的金錢，寡頭政客將全資支持競選，並主導競選的走向。上任官員也將完全成為為富人服務的員工。這就是科赫兄弟及其盟友所希望看到的。這就是他們的民主觀：通過金錢收買選民，選出對自己有利的候選人。

事實上，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時，我並不想草草做決定。但在競選時，我申明我只會提名敢於推翻公民聯合會一案裁決的法官。我一遍遍地強調：這一裁決嚴重損害了美國的民主，讓我們國家逐步走向寡頭政治的邊緣。我很欣慰希拉里國務卿也持同樣的觀點。

取消競選資金支持限制是科赫兄弟的主要目標，但他們的意圖可不止於此。他們是美國第二大富裕家族，毫無疑問，他們希望繳納更少的税，他們厭惡累進税制。大衞·科赫參與起草的綱要明確反對“個人和企業所得税，包括資本收益税”，並支持“免除一切税務”。他們的綱要還鼓勵權貴們打破法律的限制，停止繳税：“一切有關逃税的刑事及民事制裁都應該被取消。”

作為化工企業的老闆，反對氣候變化組織的代表人，他們也主張廢除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和能源部。好想法：這就好比讓十分貪婪的狐狸管理雞舍。

除此之外大衞·科赫的綱要還涉及很多方面，以下是他們想要建立的美國：

“我們支持取消醫保和醫療救助。”

“我們反對強制保險和健康醫療服務，包括墮胎服務。”

“我們支持逐漸減少社保。”

“我們提議廢除政府郵電服務……它不僅效率極低，而且還允許政府監督私人通信。”

“我們支持取消……最低工資限制。”

“公立學校給孩子們灌輸教條化的思想……政府應取消對公立學校的所有、經營、監管、資助。”

“我們譴責義務教育法案……並主張立即取消。”

“我們主張道路和高速公路私有化。”

“我們反對一切政府福利、救濟項目以及窮人扶助項目。”

以任何標準來看，這些都是極端觀點。而這些人正是為共和黨提供資金的大財主。所以下次若是在電視上看到科赫兄弟資助的競選廣告，不妨關心一下普通民眾面臨的問題。請記住這些廣告代表何人的利益，科赫家族希望建立怎樣的美國。

為什麼競選如此重要

我認識的很多美國人都關注醫保、環境、經濟、人權等重要的問題，但他們卻很少有人關注競選籌資體系改革。競選籌資體系和很多人並不是直接相關，但人們看不到或是不理解競選籌資與公共政策發展實施有着巨大關聯，包括他們關注的那些問題。

請一定要理解。有錢人給候選人捐款不是白捐的。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回報。如果捐款了，他們希望能夠採取他們提議的行動。更有力量的團體甚至不需要國會起草法案——他們直接自己寫。他們只需要找一個人能將寫好的法案引入立法程序。

以下是權錢交易和腐敗的競選籌資體系的實例：

2008年，美國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很多專家都認為這場危機的起源是比爾·克林頓通過的對華爾街放鬆監管的法案。

為成功通過該法案，撤銷《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權貴們在過去五年中花費12億美元不斷遊説，並支持大選。最後他們如願以償，美國人們面臨了可怕的衰退。

與其他工業化國家不同，在美國，藥品公司可以隨意為處方藥定價。結果，美國的處方藥是全世界最昂貴的。製藥企業每年斥資2.4億美元僱用1399位説客。這個説客數量是國會議員數量的2.5倍。在2012年的大選中製藥業貢獻了5000萬美元。老實説，在我印象裏，大型藥業公司從未輸過一場立法戰。他們贏了，美國民眾輸了。

美國一年的國防預算約6000億美元，這比全世界第二名至第八名之和還要多。國防開支大大超出預期，很多都是不必要的浪費。軍工團體在2012年大選中花費了1.64億美元用於遊説。這也就意味着他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但我們國家用於社保資金就被擠佔了。

科學界已經確定氣候變化是由於人類活動導致的，主要是燃燒化石燃料引起的碳排放過量，這也是我們國家目前面臨的最主要的環境危機。但是美國的一大主要政黨——共和黨，他們不僅拒絕採取措施轉變能源體系，而且還不承認氣候變化的事實。2012年大選時，化工企業貢獻了2.5億美元用於支持競選以及僱用説客。他們依舊開採、提煉、燃燒石油，而我們所有民眾都不得不忍受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影響。

反對富人干預政治

1863年11月19日，亞伯拉罕·林肯站在賓夕法尼亞州慘烈的葛底斯堡戰場上，做了美國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説。在演説末尾，林肯説：“我們要在這裏下定最大的決心，不讓這些死者白白犧牲；我們要使共和國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2016年的競選籌資體系如此腐敗，億萬富翁和特殊利益羣體的政治權力如此巨大，我非常擔心“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將會在美國消失。

林肯在葛底斯堡（資料圖）

我們不能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

6年前公民聯合會一案的判決告訴富人們：你們已經掌控了美國經濟，現在你們也有機會收買美國政府、白宮、參議院、眾議院、州長、立法院以及各州的司法機關。

人們不認為用大筆現金交換政治參與權與影響力是腐敗行為，正是這種荒謬的態度導致了公民聯合會一案的判決。

總統大選時，富人們將數十億美元洪水般地投入到政治領域。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公民聯合會一案判決後立刻興起的團體——使得最富裕階層和大型企業為競選注入無限的資金。

雖説理論上這些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成員和候選人是相互獨立的，但實際上他們對競選的影響力甚至比候選人自己還要大得多。

正如前總統吉米·卡特所説，不受限制的競選資金捐助“違背了美國原先政治體系的初衷。現在美國只有寡頭政治，無限制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州長、參議員和國會成員的情況也是如此。現在我們的政治體系已經遭到顛覆，它只是用來為主要的獻金者提供回報”。

競選籌資改革不是進步主義的問題，也不是保守主義的問題，這是美國的問題。所有美國人都應該關注這一點，不論持何種政治理念，人人都想保留我們民主政治體系的初衷，我們的民主也是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政府本應該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數權貴的利益。

我競選期間，競選籌資改革是我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告訴所有人，如果我獲選了，我將用以下幾種方式來與寡頭政治團體抗爭。我不是下屆總統，但我認為這些方式值得下屆總統嘗試。必須儘快改革競選籌資體系。以下是我具體的想法：

首先，我們必須通過憲法修正案，推翻公民聯合會案以及1976年巴克利訴瓦雷奧案（Buckley v. Valeo）的判決，巴克利訴瓦雷奧案的裁決告訴人們，取消對候選人的捐款限額目的是保障捐助人言論自由的權利，這一觀點荒謬至極。此外，我們還必須推翻麥卡渥恩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McCutcheon v. FEC）的判決，這一判決取消了個人在兩年內對某一政黨或候選人捐款額的限制。國會和州政府有權力限制大選中的權錢交易。我非常自豪自己在參議院提出了這樣的憲法修正案。

我們需要通過立法，要求捐贈鉅額數字的富人和企業公開他們的資金流向。我們強烈要求實現競選籌資體系的透明化，包括公開外部團體的捐助情況。下一屆總統沒有理由不簽署行政令，要求競選公開競選資金。

我們需要轉變為靠公眾支持的以小額捐助為主的競選模式，也要推動我引以為豪的《公平選舉法案》（The Fair Elections Now Act）的順利通過。

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美國人，不論收入多少，都能夠參與政治，也都可以競選公職，無需祈求從富人手中得到捐款。

候選人也無需問億萬富翁自己應該怎樣做才能獲得他們的資金支持。

候選人的主要工作是與大多數的民眾交流——工薪階層、中產階級、低收入人羣、老年人、孩子、病人、窮人——與他們討論應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

我這次競選的最為成功之處在於我告訴世界，不靠政治行動委員會和大額捐贈，依然能夠組織一場成功的競選。我們從800萬次捐贈中獲得2.32億美元，這些錢來自250萬民眾，每次平均捐款額為27美元。

我的競選一遍又一遍地説明，美國民眾徹底厭倦富人收買選票、破壞民主的做法。

因此我們必須進行競選籌資改革——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法意讀書編譯組選自《我們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