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兩套話語，在中國怎樣互動_風聞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政策-制度話語和學術-理論話語的相互關係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是由兩套話語構成的完整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是由政策-制度話語和學術-理論話語共同構成的。

在改革之前“極左”思潮氾濫的年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理論話語的相對獨立性和自主性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在國內高校、社科院等學術機構開展的話語生產，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即本文所謂政策-制度話語）在內容和形式上幾乎雷同。個別堅持學術-理論話語相對獨立性的學者（如孫冶方），受到壓制和不公正的批判。

歷史經驗證明，這種狀況並不適合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後，上述局面迅速改觀，學術-理論話語的相對獨立性得到認可，並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空前的繁榮和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制度話語的形成和發展中，學術-理論話語發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然而，經過此後幾十年的發展，從筆者近期的經驗和觀察來看，當前國內政治經濟學界對於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兩種話語的關係，仍然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偏差，其具體表現是如下截然相反的兩派觀點：

一派回到了改革開放之前，主張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和著述彙編，其他人沒有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格。

這種觀點是嚴重的倒退，它抹煞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兩種話語類型的差異，只承認政策-制度話語的重要性，表面上重視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則切斷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政策-制度話語和學術-理論話語的聯繫，否認了前者進一步學理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消弭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削弱乃至破壞了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的總體影響力。

與此同時，另一派觀點則正好相反，只承認政治經濟學學術-理論話語的重要性，甚至試圖在放棄馬克思主義、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前提下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理論話語。這兩種態度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認可兩種話語類型的差異的前提下，尋求在兩者間實現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進而達成兩者的內在一致性和整體性，即形成完整的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通過觀察我們的對手，即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來深化對於上述兩種話語類型的關係的理解。

西方經濟學也是由類似的兩種話語構成的整體。就制度-政策話語而言，西方經濟學近幾十年來提供了一套新自由主義話語，所謂“華盛頓共識”是這套話語的表現形式。在其國內，這套話語的直接實踐功能，是削弱在戰後“黃金年代”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及其工會的力量，重建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權力；在國際上，則是通過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等等，削弱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的能力，或者如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所説的“踢掉梯子”——也就是發達國家自己在達到更高的發展階段後，反過來阻撓發展中國家採取發達國家曾經利用過的手段來發展自己的經濟。[1]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在這套政策-制度話語之外，則是學術-理論話語的生產，就其要端而言，就是80年代以來形成的有別於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後者不僅依靠傳統微觀經濟學為自由市場經濟及其效率提供了系統化的學理的説明，而且在宏觀經濟學上實現了對凱恩斯主義的反革命，通過提出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週期理論等等來反對國家干預，因而在學術上支持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制度話語。

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的學術-理論話語還通過為發展中國家培訓經濟學博士，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傳播，進一步加強了其政策-制度話語的霸權。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兩套話語的互動

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策-制度話語的形成和發展，其動力總在於要回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重大實踐問題，因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問題導向。但與此同時，這一特點也決定了，這種話語的生產可能無暇充分顧及概念和表述的完備性和系統性，反而造成下述情況，即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匆忙地採納和借鑑了一些在學術和理論上不太恰當、不太成熟的術語和表達。

在這一節裏，我們想就此分析幾個典型的例子。先看第一個例子。在中共十五大報告裏，提出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表述，這一表述是針對特定歷史時空下的問題提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根除在改革之初還在流行的“吃大鍋飯”、過度平均主義等分配現象，因而在實踐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但問題是，這個命題混淆或誤用了概念，即以公平（其含義相當於正義）替代了平等。這樣一來，人們就可將這個命題理解為：效率優先，兼顧正義。這顯然是荒謬的。如果真的這樣理解，效率和正義就不適當地對立起來了，相關政策-制度話語就無法在馬克思主義正義理論的架構內給予學理的論證。

在中共十七大報告裏，提出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以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的表述，這顯然是更為科學的。

另一個相關聯的問題是對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關係的理解。在十九大以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政策-制度話語中，對此問題先後有過如下表述：“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十五大報告》）[2]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十六大報告》）[3]

 “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十七大報告》）[4]

“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十八大報告》）[5]

上述話語將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作為兩種分配方式並提，在理論上值得認真商榷的。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按勞分配既是一種分配方式，也是一種分配性正義的原則，易言之，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作為正義原則的按勞分配和作為分配方式的按勞分配耦合了。

根據馬克思的設想，這種耦合的前提，是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私有制（也消滅了國有制），自主聯合勞動自此成為分配的唯一所有權依據。而在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本質上是邁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階段），保證自主聯合勞動得以實現的自由人聯合體還未出現，因而並不存在上述耦合的條件，按勞分配此時只能作為一種正義原則，而不能無條件地作為一種分配方式來看待。[6]

與此同時，按要素分配則是一種與現實中的生產關係或產權制度相適應的分配方式。承認按要素分配的必要性，等於接納了私人所有權及其經濟實現形式。這一在生產關係領域的重要變革，是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並存這一所有制格局所需要的。

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的表達，私人所有權具有其經濟實現形式。如果不承認這種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所有權或產權就是殘缺而不完整的。在馬克思地租理論裏，地租被界定為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將馬克思的這一表達推而廣之，可以將利息視為貨幣資本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將股息視為股份資本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將利潤視為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等等。

根據上述分析，如果將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相提並論，即將兩者看作可以同時並存的分配方式，事實上等於將一種分配性正義的原則和現實中的產權制度相併列，這在學理上是難以圓融的。

在這個問題上，中共十九大報告出現了理論突破，其中不再有將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並論的表述，而寫道：“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本文的觀點與這段表述是完全接洽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仍然是可堅持的一種正義原則；作為這樣一種正義原則，按勞分配是在按要素分配即在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前提下實現的。這意味着，在十九大報告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不再被看成可以相互並列的兩種分配方式，從而糾正了以往的錯誤。

在中共十八大以前圍繞分配的政策-制度話語裏，不僅出現過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並列的提法，還有按要素貢獻進行分配的提法，易言之，按要素分配和按要素貢獻分配是在等同的意義上使用的，在筆者看來，這就不僅是表述有欠妥當了，而且在理論上存在不可接受的錯誤。

在馬克思經濟學的框架內，如果説按要素分配的表述還可被接受的話（其準確含義是指一種所有權獲得了與之適應的經濟實現形式），按要素貢獻分配則不然，後一種表述只有在新古典邊際生產力學説的架構內才能成立。

以地租這一要素收入為例，根據馬克思的闡述，土地所有權沒有為形成地租的超額利潤做出任何貢獻，而只是將已經形成的超額利潤，從別人的口袋轉移到土地所有者的口袋而已。將按要素分配進一步表述為按要素貢獻分配，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是全然沒有必要的。

不過，撇開這點不論，單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按要素貢獻説有其合理內核，因為它試圖對私人所有權及其經濟實現形式的歷史合理性做出一個在倫理上正面的解釋。問題在於，這種正面的、即與一種正義觀能相互接洽的解釋，其實可以在馬克思經濟學的架構下來完成（本文下一節對此有進一步的討論），而不必失之匆忙地訴諸於新古典經濟學，從而在理論上製造進一步的混亂。

第三個例子是十九大報告裏對國家和市場關係的表述，其中寫道：“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表述在學理上是有缺陷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首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經濟作用的絕不只是國家的行政機關即政府，國家的其他構成如司法機關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是合約經濟，沒有法律介入的市場經濟是無法運行的。早在黑格爾的《法哲學》裏，司法部門就被看作屬於市民社會，即被認作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條件。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在十九大報告提出後，很少有人意識到，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流行的表述，與報告裏的另一表述：“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其實是相互矛盾的。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黨已經成為一種經濟制度，並與國家在相當程度上融為一體（所謂政黨國家化）。當國家權力在直接構造生產關係的意義上嵌入了市場經濟、從而自身也參與構成了基礎的時候，黨也隨之嵌入了市場經濟併發揮着經濟作用。我們可以將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Party-State）作為一種最富有特色、最為典型的經濟制度，來刻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

倘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中只需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就丟失了上述維度，淡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為主要的“中國特色”。鑑於以上討論，筆者建議將“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修改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國家作用”。

在學理上對上述問題開展分析的前提，是對歷史唯物論加以再闡釋或重構。拙作《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曾系統地討論了國家作為一種制度如何嵌入——借用波蘭尼的術語——經濟的問題。[7] 

一個一般性命題是，任何制度，只要承擔了生產關係的功能，就可直接構成基礎，而不管這一制度在歷史上是血族、宗教抑或國家。即便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區別，也不是兩類制度的區別，而是制度的不同功能的區別。這一對歷史唯物論的重構，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分析國家乃至黨的經濟作用，在方法論上掃除障礙。

在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理論話語中，對社會主義政黨-國家作為經濟制度的分析嚴格講來目前還未開始，因而客觀上這裏還存在一個巨大的理論空白。在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策-制度話語中表現出來的上述矛盾，反映了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理論話語的落後性。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學理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過去四十年來，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總體而言，本文認為，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政策-制度話語仍然存在進一步學理化，即從政策-制度話語轉化為學術-理論話語的巨大空間。推動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學理化，需要在理論上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要更新對歷史唯物論的認識，使之適應於解釋當代中國製度變遷和改革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要借鑑和發展《資本論》中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使之成為一個理論參照系，以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上所起的作用，或言之，解釋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即其在接納技術創新上所展現的能力；

第三，要從這一參照系得以存在的約束條件出發，引申出國家的經濟作用，從而建立一個國家的經濟理論。

為此，筆者提出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這一概念，用於概括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實現所依賴的技術條件、經濟條件和制度條件，並提出市場並不能自動滿足這些條件，從而必須依靠國家的經濟作用。限於篇幅，筆者不能在此展開討論這些問題。[8]

值得強調的是，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就其核心內容而言，不僅是對現實的反映，而且是現實生產關係賴以構建的原則，這一點賦予了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生產（包括學術話語的生產）以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國內高校、科研院所等等機構，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話語的生產能否和學科和院系體制相結合，是決定這種話語能否形成葛蘭西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進而參與現實生產關係建構的必要條件。筆者認為，應該在高校等學術機構推動新的制度變革，將學科的發展與中特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以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中特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領導權。

註釋：

1. 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2.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對按勞分配作為一種分配性正義原則的討論，可參見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2018年第三次印刷），第7章。

7. 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2018年第三次印刷），第一至三章；一個簡要的討論，可參見孟捷：“從列寧晚年之問到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5期。

8. 在“《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光明日報》2018年6月5日）以及“《資本論》與現代市場經濟”（https://mp.weixin.qq.com/s/3ItI5_pxTL5aNHudUsxdEA，發表於2018年5月3日）這兩篇文章裏，筆者初步探討了這些問題。

（本文發表於《西部論壇》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