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勾拳——宿北戰役的制勝點與轉折點（二）_風聞

二、魯南、漣水還是沭陽？

華中因地形關係，呈南北狹長之勢，一旦被國民黨軍切斷與山東的聯繫，前有大江，東臨大海，大兵團作戰極受限制。國民黨方面對此並非熟視無睹，亦認為：“（江北地區）因地區內河道沼澤較多，陸上交通甚受限制，故不利於國軍部隊之機動。反之，匪軍因輕裝而限制較小，更可藉河汊、村舍之隱蔽，行動便捷自由，有利於其遊擊性之運動戰。但如國軍以大軍由西方或北方投入，依東南兩方之天然地障，亦有利於國軍之捕殲匪軍”。[1]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受當時國共談判政治形勢的制約，又急於解決緊鄰京畿之蘇北共軍的威脅，戰略上採取逐步推進、分區蠶食的方針，故此雖然奪佔了部分城鎮，但始終未能“捕殲”到共軍主力。

蔣介石於12月初單方面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標誌國共談判正式破裂。在破除了前一階段政治上的限制之後，國民黨軍的軍事行動規模也擴大了。12月7日，徐州綏署下達作戰命令，以“迅速擊潰奸匪陳毅部主力於隴東（按：指隴海路以東）以南地區，再向魯南追殲其殘餘”為目的，將攻擊的蔣軍部隊區分為鹽阜兵團（司令官歐震，受一綏區李默庵指揮）、淮漣兵團（李延年）、宿新兵團（司令官胡璉，受綏署副主任吳奇偉指揮）、嶧臨兵團（馮治安），規定由12月12、13日開始，分別從各個方向展開攻擊，“決先攻佔阜寧、南新安鎮、漣水、沭陽、北新安鎮、蘭陵鎮、傅山口、向城各要點，以利爾後之進剿”。

其中，宿新兵團由整11師（含第11旅、第18旅、第118旅、重炮兵第13團、工兵第15團【欠兩營】）、整69師（含第60旅、第41旅、預3旅、工兵第5團）組成，其任務為：

“【寅】宿新兵團：

一、整十一師，於十二月十三日由曹家集附近地區向沭陽進剿；十五日，攻佔韓集、姚唐子；十六日，攻佔耿圩集、劉莊；十七日攻佔前沭河西岸桓莊與張圩之線；十九日，攻佔沭陽城；俟預三旅接替沭陽城防後，即經廟頭鎮、陰平、高流，向徐塘車站一帶潰逃之匪追剿。

二、整六十九師，於十二月十三日由玻璃廠及瑤灣鎮（按：應為窯灣鎮）西岸各附近地區向西新安鎮（按：據吳奇偉發佈的作字第七號令，此處寫作北新安鎮，均是指隴海線上之新安鎮。蓋因淮北另有一新安鎮，在沭陽以西，運鹽河與南六塘河交界處，為相區別而以“西”或“北”新安鎮以名之）進剿；十五日，攻佔嶂山鎮、新店子、李圩子；十六日攻佔喬北鎮、陳子崗、堰頭鎮；十七日攻佔龍泉溝、小衝子、港頭；十八日攻佔西新安鎮、瓦窯車站；爾後即以四十一旅任新安鎮之守備，主力（含預三旅）即向高流、陰平、廟頭鎮一帶進剿，並以預三旅接替沭陽城防。爾後該師即任宿遷、沭陽、新安鎮間地區殘匪之清剿。”[2]

整69師於12月12日到達攻擊位置，13日開始發起進攻，14日整41旅攻達邵店，整60旅攻達東西安仁集之線，預3旅攻達峯山、嶂山之線，同日師部進駐人和圩附近，並派出一部向葉海子、喬北鎮威力搜索，以配合整11師沭陽方向作戰。

整11師於12月13日夜間在運河東岸順和集召開了作戰會議，由胡璉主持，參與者有各旅長、團長和師直屬部隊長等，會議決定整11師：

“1、騎兵大隊於明（十四）日，向來龍庵——沭陽方向搜索前進。

2、十八旅為右縱隊，沿宿遷——沭陽公路前進，特須注意右側方之搜索警戒，並與一一八旅密切聯繫。

3、一一八旅為左縱隊，沿沂河東側向沭陽方向前進，須注意來龍庵方面之搜索，如有共軍佔據時，即行攻擊而佔領之。與左側整六十九師之部隊確取聯絡。

4、十一旅先至井兒頭附近集結待命，特須注意對東北方向之搜索警戒。

5、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跟隨十八旅之後，前進至曹家集附近。

6、左右縱隊開始前進時間為明（十四）日0700。”[3]

雖然國民黨高層對軍事解決的前景非常樂觀，但具體到如何規劃與執行，則懵然無知，缺乏全盤戰略的部署與規劃，以致後來亦不得不承認：“綏靖作戰期間之史料，均未載明對綏靖作戰之全般戰略構想”。[4]而“當時徐州綏署之戰略觀念（構想），系以擴大佔領地域為目的（漸及於規復蘇北打通必要交通線），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時向多方面發展。因之，既無殲滅匪軍之意圖，亦無捕殲匪軍之方案及部署”。[5]徐州綏署將主力兵團分成四個方向，按照每個方向兩至三個整編師，以分進合擊的方式實施其戰略意圖，由於進剿範圍廣，四路兵團之間空隙很大，便於對方各個擊破。尤其是其宿新兵團和淮漣兵團之間，本來靠不大積極的桂系第7軍維持兩方聯繫就已經夠嗆了，更由於徐州綏署着眼點盯在上次失利的漣水方向，令7軍配合整74師作戰，使得這兩個兵團之間的間隙更大。更糟糕的是，即使在一路之內，兵力也未能集中。宿新兵團由兩個整編師組成，按照綏署作字第7號命令，分別向新安鎮和沭陽進擊，分任東、北兩個方向的作戰，這樣的作戰計劃顯然存在着極大的漏洞。

蔣介石1947年6月6日在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講評中強調：“去年年底第十一師調到徐州方面來時，我以為是用於攻略新安鎮，卻萬萬想不到會用於宿遷方面的”，“我們只有兩師的兵力，無論向哪一個目標，都只能成一路前進，決不能同時攻擊兩個目標，使兵力分散，暴露弱點，予敵以可乘之機。這是我們高級指揮官戰略部署的錯誤，戰略的錯誤是不能以戰術來補救的”。[6]這雖然不無“事後諸葛亮”之嫌，卻也道出此役國民黨軍兵力部署分散的弱點。

更加致命的是，按照綏署原定的作戰計劃，整69師應以主力（第41旅、第60旅）分別經嶂山鎮、喬北鎮及新店子、陳子岡、小衝子向新安鎮進剿，而預3旅則由窯灣鎮經堰頭鎮向新安鎮西北方向攻擊。因為地理上的關係，如果按此案執行，預3旅和整69師主力之間隔了一個駱馬湖，成為一支孤軍。胡璉也許是看到這一點，同時也是從私心出發，希望整69師能掩護其向沭陽突擊的側背，所以在12月11日和戴之奇商討作戰部署時表示對綏署作戰計劃不滿，認為兩路空隙太大，如果敵人從中央插入，兩師的側背都將受到很大的威脅，建議戴之奇將預3旅用於曉店子方面，置重點於右。戴之奇考慮按照胡璉的建議，則全軍靠近整11師可以沾點光，認為整11師裝備好戰鬥力強，向其靠攏，正可以相互支援，遂表示同意。戴的副師長饒少偉倒是看出來了，私下對戴説，胡璉的目的只是要整69師掩護其左側背安全，可是整69師重點置右，一旦峯山、曉店子有失，則全軍側背均受威脅，但饒的意見戴之奇並未採納。[7]於是，宿新兵團的實際作戰行動和綏署作戰計劃“甚相徑庭”，全軍對井兒頭、曉店子以西毫不戒備。實戰中，華東野戰軍的“右勾拳”，1縱和8師主力，正是從該方向楔入，將整69師與整11師以及預3旅分割開的。

雖然中共中央軍委獲得密息稱薛嶽調整11師赴徐州，其目的是用於攻漣水、沭陽或攻魯南，並於11月12日通報了晉冀魯豫和華東軍事領導人，要求劉鄧陳粟等嚴密注意整11師動向，[8]但在華東，由於宿遷一路敵軍尚未採取動作，陳毅、粟裕的主要關注點仍分別集中在魯南和蘇北。

陳毅和山東軍區領導人一度計劃集中兵力在魯南作戰。11月1日，陳毅和黎玉等發了一份長電給中央，該電分析國民黨軍在華東戰場共23個軍（或整編師），計淮北6個、魯南5個、蘇中6個、膠濟線6個（此外還有津浦線上的吳化文部）；幾個月來佔我華東縣城40餘座，守備延長，進攻兵力只能抽出10個軍（魯南3個、淮北3個、膠濟4個），“第二期敵深入我區作戰，其戰法有所改變，即放棄找我主力決戰的方針，大膽挺進，避實擊虛，而企圖避免有生力量的損失，求得多佔地區，使我兵糧來源少，造成我大兵團作戰之困難，目前在政治上亦虛張聲勢。這恰與我相反，即我方不惜撤出某些地區，以採取殲滅其有生力量，擴大我之有生力量。故地區得失與有生力量之消長成為敵我鬥爭之核心”，“敵採取避實擊虛辦法收效甚大，使我主力疲於奔命，敵進攻某地，主力趕到變成消耗戰”，“如僅山野全回魯，臨沂亦難長期確保。華野留淮海，則鹽城、興化等地在兩個月內也難保持”。因此，陳毅提出今後作戰意見：“目前分散迎敵不足以制服敵避實擊虛狡計”，“故目前應決心留部隊堅持華中局面，堅決集中王陶師、韋師配合八師、一縱、魯南部隊約十萬人，以一個月時間徹底粉碎魯南之敵，消滅他三個軍到四個軍，則全局可以改觀”，該方案“九月底十月初比較難執行，因華野棉衣未解決，後方及地武未部署，但此時執行亦要忍痛暫放棄一面，留皮旅、五旅、九縱在漣水，仍可遲滯敵之前進”，“上述方針仍是執行中央集中兵力的原則，但需要統一認識”。[9]不過，毛澤東此前就認定魯南敵之進攻系“調虎離山”之計，“以便先解決蘇北”，“我們切不可上當”，[10]對陳毅的主張未置可否。

山野於11月上旬發動了台棗路反擊戰，此戰的目標是調整部署中的敵整77師，未能獲得預期的戰果，主要原因在於兵力不足。據葉飛回憶，11日8師攻擊敵整77師，已經追至運河邊，包圍了敵兩個團，要求1縱增援一個旅；而1縱則因為要阻擊整26師和快速縱隊的進攻，根本抽不出兵力來（此前1縱因連續打阻擊戰，兵力消耗較大，剛剛縮編）。眼看到手的兩個團，就是缺一個旅而吃不掉。陳毅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最後只好無可奈何地放棄這一大好戰機。[11]陳毅於14日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及張鼎丞、鄧子恢等，再次提出：“此次灰真兩日魯南台棗路作戰雖取得勝利，但僅是被傷與擊潰敵人，不能乘勝開展殲滅戰的主要原因仍是兵力不足”，“目前華中我集結兵力有四十四個主力團（山野在內），暫在華中無大仗可打，如能乘此機會將山野二縱、七師共四個旅或三個旅調轉魯南，迅速殲滅廿六師、七七師全部，再以主力沿運河轉向淮北作戰，則可轉變戰局”，“否則，魯南形成長期對峙消耗局面，主力亦受牽制，將來敵人再增兵徐海對進，則於我不利”。[12]

15日鄧子恢、曾山、譚震林致電張雲逸、黎玉、舒同並陳毅、陳士榘等，堅決反對陳毅的主張，認為：“魯南兵力不足是一個事實，但戰爭的重心仍在華中”，“如果二縱、七師北調即是平分兵力的辦法，實為不利。只能確定那個是主要方向，不應平分兵力”，並“希望軍部不要再度變更戰略，勿使主力疲於奔命”。[13]

陳士榘在回憶中寫道：“蘇北、魯南兩個地區的敵人都很猖狂，我軍在兩個地區部隊作戰都很艱苦，都感到兵力不足。所以華中的同志不同意將第二縱、第七師調往魯南作戰；山東軍區的同志也不願意將第一縱、第八師、魯南警備旅等部隊調往隴海路南作戰，這種心情是很可以理解的”。[14]

華中野戰軍在鹽南反擊作戰獲勝之後，粟裕於12月2日致電陳毅、陳士榘及中央，稱“為粉碎李默庵之進攻，已令一師全部及十縱之三十旅、皮旅兼程南下，均限四號趕到鹽城，求得連續殲滅該頑之二三個團之目的”，“七師除以一個旅擔任鉗制桂頑外，另一個旅作為機動兵力；九縱完全擔任鉗制宿遷之敵，並固守沭陽”，“隴海路上之照顧請魯南給以幫助”。[15]

12月3日陳毅、陳士榘覆電僅勉強表示同意，未對山野主力南下明確表態，一方面認為“僅留九縱在宿遷沭陽之線，則隴海東段防守兵力實感不足，我魯南部隊自應就可能南下增援”，但同時又指出“應估計到魯南之敵可能出擊以配合南線”，因而建議“我方對策華野應以爭取再殲兩李部隊為方針併兼顧沭陽地區，我魯南部隊力爭能殲擊魯南出擊之敵，並能適時南援隴海路、新安之線，趕援沭陽但恐來不及，故該方後勤等【應】有應付準備，因魯南之敵動向未明前是不宜輕易轉移的”，為此要求“我九縱及覃健部隊應負責遲滯敵人五天至十天，則局勢可無大妨礙”。[16]雖然該電是基於“現淮北敵方現有兵力不多僅孫良誠、六九師、預三旅，進擊力量小”這一判斷，留下了“如徐州敵人新增，則情況尚有變化”這樣的餘地，但本質上仍是一個分兵作戰的計劃。

次日，華中野戰軍致電山野，提出由粟裕率第1師等部隊南下殲擊東台向鹽城之敵，以2縱、6師等殲滅由兩淮向漣水進攻之敵，9縱負責阻擊由宿遷進攻沭陽之敵，建議陳毅調第1縱隊和濱海警備旅南援以確保沭宿公路。[17]12月6日酉時，粟裕單獨致電華中分局及陳毅，分析了華中目前戰局，認為“各路敵人之目的，均圖攻佔鹽阜，以結束其蘇北戰事。如讓任何一路敵人之計劃實現，則華中局勢又趨險惡，且失去蘇中大批糧食兵源，將迫使我軍無法作戰，蘇中亦難堅持。因此，我們必須分路迎敵”，對於調1師北上，粟裕明確反對：“一師必須在此求得二仗勝利之後，再行考慮北調”，“在此期間，九縱應以全力對付可能由宿遷東犯沭陽之敵，如不能擊破敵之進攻，則以全力扼守沭陽，以待主力來援”。[18]

由於粟裕堅持“分路迎敵”，宿沭間僅靠9縱擔任阻擊任務又不足以退敵，陳毅改變了原來的想法，決心如果南下，則集中山野所有主力行動，避免重蹈兵力分散的覆轍。在5日的覆電中，陳毅提出：“如魯南之敵不動，宿遷之敵先攻沭陽，我可集中一縱、八師、濱海警備旅全部南下參戰”，“如魯南敵先行動，或與宿遷敵同時動作，我則先殲魯南東犯之敵，再轉移兵力南下，殲宿遷東犯之敵”，但要求“九縱需負責在宿沭間至少阻敵五天時間，我才能趕至”。[19]當天山野下發的“目前戰鬥準備工作指示”亦稱：“野戰軍有鞏固魯南，相機打開魯南戰局，與兼顧隴海，增援華中之作戰任務”，並計劃：“如嶧棗之敵不做大舉東犯，而宿遷隴海之敵首先東犯新安、沭陽時，我則留十師堅持萬村、蘭陵、向城、卞莊、長城地區，監視嶧棗線之敵，主力南援華中”。[20]該計劃雖然明確了集中作戰的思想與部署，但山野南援在宿沭間殲敵之前提條件是9縱單獨阻敵五天以上。然而，由宿遷沿宿沭公路到沭陽的距離僅約40多公里，大致在步兵一至兩日行程之內，就地形來説，也沒有很合適的阻擊地點，單靠9縱要完成這一任務的難度很大。

12月6日，陳毅獲得密息，得知國民黨軍整11師將開宿遷配合整69師進擊沭陽，經過縝密的思考，陳毅給中共中央發電，提出四個作戰方案：“（1）我軍各路就地迎敵，則沭陽一路難以阻敵；（2）華野分擔對東台兩淮出擊之敵作戰，而以山野兼顧宿沭、魯南兩地。如是至少留三個團在魯南阻敵，而以十二個團南下打十一師等部，估計該敵出擊有三個旅至七個旅，欲根本殲滅此敵似難，如是則沭陽仍有陷落之危；（3）集中一縱、八師、二師、六師等部，首先殲擊十一師於沭陽附近，箝制其他三路；（4）不怕沭陽被佔，各部就現地待機，看明敵情再動”，在這幾個方案中，陳毅的傾向性非常明確，即“我們意見以集中力量確保沭陽、殲擊十一師之一路為最好”。[21]這是宿北戰役最初的決心和藍本。

7日，陳毅、張雲逸、陳士榘聯名致電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等，通報敵新攻勢已經探明，“十一師有於三日到徐州息”，判斷“十一師增宿遷後將為東犯沭陽主要之一路（可集中五個至六個旅）”，決心“如宿遷敵人東犯沭陽確已出動，山野擬集中葉縱、八師、警旅全力南援，擔任由北向南配合華野全力由東南向西北殲滅該路敵人，爾後再看情況回擊魯南東犯敵人。如此，華野主力（一、二、六、七師）應集結漣水附近適當機動位置，山野（葉縱、八師、警旅）集結於隴海路北沂河沿岸機動位置，便於以三天行程內趕上進入戰鬥，同時均可以照顧兩面情況（漣水與沭陽、魯南與沭陽）和不致過早暴露我之企圖，使敵不進。不然，僅一縱南去不能解決問題，又陷於分散平分兵力成把口態勢”。[22]

[1]【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1989年。第99頁。

[2] 謝聲溢等編：《綏靖紀實》，1947年。第66-74頁。另參見：“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吳奇偉作戰命令”，《宿北大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第118-119頁。

[3]【台】國防部軍務局史政處編印：《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軍史》，1998年。第131-132頁。

[4]【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一冊），1989年。第306頁。

[5]【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1989年。第64頁。

[6]“仁和墟與孟良崮兩次戰役之講評及其教訓”，【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二》，1984年。第163頁。

[7] 饒少偉：“整編六十九師在宿北戰役被殲經過”，《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58頁。

[8]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201頁。

[9]《張雲逸傳》編寫組、海南省檔案館合編：《張雲逸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302-303頁。

[1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37頁。

[11]《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382-383頁。

[12]《張雲逸傳》編寫組、海南省檔案館合編：《張雲逸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307頁。

[13]《張雲逸傳》編寫組、海南省檔案館合編：《張雲逸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307頁。

[14] 陳士榘：《內線還擊 馳騁華東——憶解放戰爭第一年的華東戰場（徵求意見稿）》，1985年5月。第35頁。

[15] 粟裕文選編輯組：《粟裕文選（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92-193頁。

[16] 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室編印：《宿北魯南戰役——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資料選編》，1963年2月。第1-2頁。

[17]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204頁。

[18] 粟裕文選編輯組：《粟裕文選（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94-195頁。

[19] 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室編印：《宿北魯南戰役——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資料選編》，1963年2月。第2頁。

[20] 三野：“宿北戰役作戰命令”（1946年12月）。

[21] 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室編印：《宿北魯南戰役——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資料選編》，1963年2月。第2-3頁。

[22] 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輯室編印：《宿北魯南戰役——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資料選編》，1963年2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