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藉助其傳統文化在東北亞地區建立深層共識？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貝一明】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韓國與日本為尋求共同立場付出了種種努力。在大多數情況下，上述三個國家將着眼點放在促進貿易，消除投資壁壘，開展政府各部門部長、副部長以及企業首席執行官和技術專家之間的高層會談上。三國偶爾也會舉行由普通民眾參加的運動會與年輕人之間的學術交流——即使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夠。

人們自然認為三國應當促成最高級別的協同與合作。但問題在於，他們常常在“最高級別”與“最高層人物”（如政府首腦、部長與企業總裁等）之間劃等號。

然而，我們能否為“最高”一詞賦予全然不同的涵義？我們能否把中、日、韓三國間的“高層討論”放在文化、哲學而非社會階層的框架中？或許我們需要的是對參與者乃至人類共同未來最具歷史意義和深刻內涵的盛事。

大多數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們對文化、歷史與哲學的瞭解，就算有，也極為有限。他們要麼只關注其中身份地位的象徵，要麼只在宣傳造勢時間或提幾句。至於後人所要經歷的歷史階段、所要居於其中的世界，對他們來講微不足道。

儘管如此，還是有英國《大憲章》的簽署等重大事件，以及儒學等學術流派起到了促進社會變革的作用，為學術與文化交流的新紀元開啓了大門。

當然，我無意於提及讓中、日、韓三國學者齊聚一堂、宣讀文化、哲學和歷史方面高深論文的、枯燥乏味的學術會議。這樣的活動的確有其價值，然而它們同政府決策、外交政策和普通民眾的體驗相去甚遠。

同時，許多學者也不再把自己視作知識分子領袖，不再主動肩負幫助他人、探尋社會改良之路的道義。他們要麼忙於為各種專業期刊撰寫文章，要麼滿足於在課堂上給學生們灌輸既無新意、又乏營養的內容，最終迷失了自己。中國、日本與韓國都遺失了其傳統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堅持道義的知識分子發揮作用。

中國擁有巨大的機會，可以擔負國際主義重任，開啓三國之間風格與內容俱新的會談，從而促成東北亞地區各國的緊密合作，給世界以發展方向方面的啓示。

韓國、中國與日本完全有可能開展富有啓迪意義的交流，為三國在因此而依次轉型的關鍵時期建立全新的深層關係奠定基礎。這需要我們在發表論述、專著與言論時重拾四十年來被遺失殆盡的高度嚴謹態度。

首先，我們要把握好自己的歷史定位。在韓國、中國與日本的大城市中，與傳統緊密聯繫的一切幾乎都已不見蹤影——服飾、建築、快餐，甚至價值觀體系都反映出膚淺的西方商業文化已經佔據了東北亞地區。

這一過程歷時兩個世紀。自從西方國家在鴉片戰爭中展示強大的科技力量以來，亞洲的文化話語便一直在向歐洲傳統傾斜。

然而，西方列強在鴉片戰爭中取得勝利，並不是因為其文化有多麼優越，而是由於它們迅速地接受了以燃煤為基礎的工業化社會。這樣的社會有巨大的優勢，但同時也使我們將科技作為衡量人與過程的標準，卻忽視了人性。

如今我們看到礦物燃料正在破壞我們的地球。如今我們明白了，拒絕工業化、贊成發展可持續重農經濟的中、日、韓三國專家無比正確，而歐洲大錯而特錯。

氣候變化、科技失控，還有財富的過度集中正在使中國、日本與韓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進行重大調整迫在眉睫。

對策之一便是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國、日本與韓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尋找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需要就傳統文化原本的價值開展有歷史學家、科學家、政策制訂者、商界人士乃至大眾參與的多層次討論，探索怎樣利用佛學、儒學與道學中豐富的哲理讓我們的生活重煥生機，為實現國家治理、教育發展與環境管理創新指引新的方向。

韓國、日本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前人針對政府、經濟與政治倫理所做的討論。倘若將其去粗取精，我們便可以極大地拓展視野，發掘無數可能性，而這樣的知識，在乾巴巴的核心期刊論文中和冷冰冰的《華爾街日報》裏是找不到的。

同時，將韓國、中國與日本人民團結在一起，為挖掘傳統文化的潛力而共同努力，可以極大程度地避免意識形態衝突，讓人們把重點放在三方的一致之處。

這筆財富可謂豐厚。中國與韓國、日本所分享的成熟治國體系，以可持續性農耕為基礎，以道德準則為要點，已有幾千年歷史。這三個國家也曾建立極為複雜的框架來履行各自的義務、維持權力平衡。儘管偶見瑕疵，但這種傳統的成功之處不可忽略。可惜，現在人們已經將其拋諸腦後。

韓國可以汲取中國與日本在哲學、治國和農耕方面的精華，而在藝術、仲裁等方面，中國可以向日本與韓國請教；中、韓兩國的教育體系也值得日本研究效仿。

但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挖掘亞洲豐厚的文化傳統並不是為了消遣，而是要在面對氣候變化、非可持續性發展和工業化社會體系崩潰等嚴重威脅之際，找到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當下我們要對亞洲各國共同的文化遺產進行創造性審視，而這一歷史時期的重要性不啻於美國召開制憲會議的1787年。當時，學術界的領軍人物與獨具慧眼的政治家們一起商討如何對希臘和羅馬的治國理念精華加以重新詮釋，從而構建近代德治思想的基礎。那次制憲會議因討論的深度與各方態度的嚴謹而為全新民主觀念的形成鋪設了道路，而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啓發下，幾代活動家才得以在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革命活動中推動政治改革。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托馬斯·傑弗遜所起草的美國憲法，也是以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就為基礎的。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與法國的思想家們把握了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的精髓，將其加以富有創造性的重新詮釋，從而給當時奄奄一息的歐洲文明注入了生機與活力。他們借傳統文化開闢視野，在其中找到了足以促成變革的力量。這種回首並不是抱殘守缺，而是為了尋找實現創新的機會。

如何開啓中、日、韓三方對話？

我們應當集合中、日、韓三國的學者、藝術家、作家和思想家，組建專業團隊，對亞洲制度史以及三國各朝代的習俗、價值觀和科技成果加以全面探索，從而提出建設性意見，決定應當如何將先輩留下的寶貴財富為我所用，滿足現代社會的需要。

同時，這一工程的參與者並不僅限於上述專家，政府官員、政治家、哲學家、商界人士和非政府組織活動家的作用也不可小覷。但為他們所設定的遴選標準不該是與權力的聯繫緊密與否，而是創造力的高低與道德信念的強弱。

應當全面考察中國、韓國與日本的每一歷史時期，這樣才能發掘三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可惜的是，大多數人在做此類研究時，都把目光停留在了十九世紀晚期。

以下是三個國家通過專門會議進行對話時可以討論的課題。倘若成功，我們的專家團隊便可達成新的共識，發起文化復興運動。

治國

專家團隊要詳細研究歷史文獻與優秀的政治哲學專著，明確各朝各代的政府怎樣選賢舉能、實施管理，以及中央與地方是何種關係。為了避免利益衝突、滋生腐敗，為了保證精英管理，為了選賢舉能、留住人才，為了在幾百年中維持權力平衡，三個國家在不同時代採取了哪些措施？

政府是如何提升執政透明度、禁止黨派之爭的？各個朝代的政府管理存在哪些侷限性？管理者為避免權力濫用和財富集中，採取了何種機制？我們可以從對這些問題的仔細探討中獲得啓示，明確應當如何在現代開展改革。

外交與安全

韓國、日本與中國擁有優秀的外交傳統，足以在維持未來和平這一問題上供亞洲借鑑。歷史事例可以告訴我們，為了實現長久、高效的團結合作，建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我們何可為，何不可為。不論是中國的周朝與漢朝，韓國的百濟和新羅王朝，還是日本的平安和鎌倉時代，都有複雜縝密的外交政策可供我們參考。在西方面臨體制崩潰之際，對於正在描繪新藍圖的亞洲人來講，這些史料堪為無價之寶。

安全問題也一樣。亞洲傳統的安全概念超出了簡單的武器系統範疇，將食品、環境、習俗和文化統統納入其中，關注的是長遠問題，而非瞬間打響的軍事行動。經濟中國、日本與韓國的歷史學家和政策制訂者們應當共同討論三國各個歷史時期是怎樣擬訂、執行經濟規劃，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各種各樣的相關歷史事例甚少有歷史學家以外的人關注，但它們之中可能藴含着管理與發展經濟的原始方法，會使我們獲益良多——尤其在我們不得不效法古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當下。事實證明，“西方的消費與增長模式即人類未來”這種説法大錯特錯。

中、日、韓三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法可以為制訂經濟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幫助我們擺脱以利潤率定成敗的桎梏。比如，或許可以借鑑儒家經濟觀點，開闢第三條道路，令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但政府的規模要小。我們或許可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既避免採用尾大不掉的計劃經濟體制，又可防止重蹈消費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覆轍。此外，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經濟倫理：“Economics”一詞在漢語中被譯作“經濟學”，即經世濟民之學——令社會繁榮、百姓安居樂業的學科；孔子更主張“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同時，儒家崇尚節儉生活。孔子提出：“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孟子也認為：“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這些觀點對我們這個陷入困境的時代大有裨益。

倘若我們對歷朝歷代的長期經濟策略進行深入思考，便可以對未來的發展途徑有深刻見解。在不久的將來，氣候變化、社會不平等之類的危險因素會逼迫我們放棄“增長”與“消費”等衡量標準，不過我們可以在前現代傳統文化中找到迫切所需的替代途徑。

毋庸置疑，當前中、日、韓三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把重點放在市場和貿易的短期轉型上，使得三個國家制訂、執行長期規劃的能力大不如前。

研究三個國家以往時期的政府所採取的策略，可以讓我們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國家經濟，重視合作與和諧，不再執迷於競爭。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三個國家以往的經濟傳統或許可以啓發我們找到全新的經濟學手段。這種手段以人為本，而不會把股票、債券及其衍生物放在核心位置。

還有，在力挽狂瀾，防止社會不平等、炫耀性消費等問題愈演愈烈之時，我們也可以汲取前人的寶貴經驗，看他們是如何應對限制鋪張浪費一類的挑戰的。

​可持續性

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東北亞地區目前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需要迅速建立複雜的社會體系，既避免浪費資源，又令經濟發展擺脱對礦物燃料的依賴。中、日、韓三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大量治國理政方面的範例，涉及到城市規劃、交通以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制訂。我們更可找到具體事例，明確古時政府是如何提倡節儉，倡導環境保護，為民眾創造重德才、輕錢財的環境的。我們甚至需要重新謹慎審視早先開通的運河系統——當時的運河運輸並不需要耗費任何一種礦物燃料。

同樣，我們也可以通過研究歷史上有效的農業政策，考慮如何將其為今所用、實現其價值，從而開啓新思路，推動可持續有機農業的發展。我們還可從前人那裏學習如何推動本地農業發展，創造可以提供務農崗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

對亞洲而言，在現代科學理念的配合下重歸傳統農耕是建立碳中和時代的最快捷方法。我們甚至可以不再將人類排泄物衝入江河湖海、污染純淨水源，而是像以前一樣，再度將其用作天然肥料，從而擺脱對進口人造肥料的依賴。這種面向成熟技術的迴歸可以在環境修復方面取得驚人成果。

復興亞洲的可持續發展傳統是使農業擺脱對石油的依賴、令我們擺脱對進口食品危險依賴的最快方法。總之，我們必須承認，以往亞洲人十分重視農業在經濟中的作用，這並不是思想觀念落後的結果，而是無比明智、務實的表現。

教育

韓國、中國和日本擁有豐富多樣的教育與學術研究傳統。這些傳統可追溯至幾千年前，並與今時今日息息相關。儘管一個世紀以來，人們通常認為對發展現代教育而言，十九世紀所採用的高等學校制度最為有效，但這種看法其實毫無道理。中、日、韓三國擁有歷史悠久的書院教育傳統，古人極為重視品行的培養與師生之間的人倫關係。他們將教學作為一種由道義引領的社會活動，這與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商業化教育系統有天壤之別。

傳統儒學對教育功能的理解十分深刻。比如，他們重視歷史，提倡對以往的政府行為、經濟現象以及人類政治活動加以詳細研究，以此來制訂方案解決當代問題。現代教育缺乏這部分內容，因此我們既不知道自己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的位置，也不瞭解可以為今所用的傳統文化精髓。

傳統儒家教育觀點的缺點是將女性拒之門外。但我們可以將其加以改變，使女性在教育工程中佔有重要地位。

道家與佛家思想也極具潛力，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啓發我們實現創新。

家庭

儘管不能説比起現在來，韓國、中國與日本以往所秉持的價值觀一定更加優越，但放眼當今，自殺率居高不下，抑鬱情緒廣泛傳播，年輕人懶精無神——如此種種，説明許多家庭都存在着嚴重的問題。

中、日、韓三國的傳統文化十分重視以尊重為基礎的家庭關係，我們因為背棄這種傳統而失去了太多太多。此外，我們對他人缺乏真正的關心，社會風氣也因此而敗壞。重温儒家、佛家與道家思想的家庭習慣觀與家庭價值觀，我們便可以得到珍貴的教誨，明白如何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更為融洽、營造互幫互助的社會風氣。三個國家如能就此問題展開嚴肅討論，不僅可以獲得極為豐碩的成果，更可鞏固三方的一致立場。

精神生活與有意義的人生

儒家、道家與佛家的傳統思想可以令我們獲益良多，讓我們明白應當怎樣使自己的生活體驗更加深刻、更有意義。這樣的教誨將引導我們尋求真正的內心平靜，走出淺薄的消費文化的廢墟。這樣的轉變不耗分文，卻可在現代社會創造巨大的潛在價值。

風水、孝道、正念正知等傳統思想以及朱子學所倡導的“正心修身”觀點，正是我們這個了無生氣、貧瘠荒蕪的現代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亞洲的思想傳統精華並不一定屬於宗教範疇。我們提議的是讓人們察覺人類體驗中無影無形、深奧玄妙的內容，給生命以尊嚴，而這是星巴克膚淺的消費主義所無法實現的。

對傳統的哲學思想進行重新發掘，可以幫助現代人卸下肩上的重擔，擺脱對世俗物質財富的痴迷。迴歸表象之下的本真，追求資歷以外的價值，我們便可重新發現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正直、同情與尊嚴。這樣的體驗沒有形體、無法衡量。倘若古時的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可以整天地坐在一間小屋子裏讀書寫作，並就此而心滿意足，那一定是因為他們認為比起學術與精神追求來，生活的物質方面微不足道。我們需要喚回這種曾為三國所共有的文化。

結語

以上關於中、日、韓三國就傳統文化開展探討的建議尚停留於表面。三國的傳統文化中藴含着巨大的潛力等待人們去挖掘，而且歷史上尚未有人就三國文化的精髓組織正式、大規模的比對研究。關鍵在於，我們應當發起坦誠對話，且不需要搞狂歡盛會、選美大賽一類的噱頭。如果對話有深度、與三國文化和制度的核心內容切實相關，我們就可以啓動自我感知方面的徹底轉變。而開展交流的第一步，就是三方在談話中本着平等原則、秉持最為嚴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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