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與“印太”雙重陰影下，中印關係未來如何變化？_風聞

作者王鵬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發表在9月7日“大國策智庫”微信公眾號，略有修改。**

當前，中美關係可能正處於兩國建交以後最為焦灼、嬗變的非常時期。在經貿領域，過去長期扮演中美關係“壓艙石”角色、緩解其他衝突的經貿往來突然成為了問題本身。

針對美國近日可能推進對中國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關税，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峯9月6日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視美方行動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徵税徵詢公眾意見近日結束，絕大多數參與者持反對意見。在美公佈擬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税之後，中方已於8月3日公佈了針對自美進口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税的反制措施，商品清單已經公佈。

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背景下，美國在軍事與外交領域也加進了對華圍堵。而作為特朗普政府旗艦性地緣戰略的“印太”戰略，也隨着《美國國家安全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的出台，以及美太平洋戰區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而落下實錘。

在上述中美經貿與地緣大博弈加劇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轉圜與印度、日本等重要“印太鄰國”的關係，成為中國當下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工作的當務之急。

印度是中國最重要的鄰國之一。中印關係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將一直作為中國在西南戰略方向上的最重要的參考變量。因此，如何評判中印關係前景及對中國在相關區域的戰略影響，是中國擘畫地區/周邊安全政策的重大課題。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美國自2017年末高調推出“印太”（Indo-Pacific）話語（discourse）及戰略（strategy）以來，印度在美國製衡中國的戰略版圖中地位陡然上升。如何認知、評估美國印太戰略對中印本已十分微妙的關係的衝擊，是當前的緊迫課題。 

鑑於上述考量，本文首先簡要分析美國的印太戰略，然後以之為大背景，研討在該給定條件下，對中印關係構成的新影響，最後推導出若干初步的政策思考。

作為當前中印關係分析背景的****美國“印太”戰略

2017年末，美國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講話中高調退出“印太”話語。尤其是《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核態勢評估》三份重量級官方報告的出台，“印太”正式從官方話語（discourse）上升為國家戰略，並在國家總體安全、國防安全與核安全三個層次上確立相應政策，為其實施提供指導與支持。

所謂“印太戰略”，其目標簡而言之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區域，採取包括政治（強調民主價值觀）、外交（加強雙邊同盟、離間中國與他國關係等）、軍事（聯合軍演、加強軍售）、經濟（排他性的經貿制度安排）等綜合手段，整合中國周邊的戰略力量，以削弱中國影響力，遏制中國的崛起，從而實現美國霸權的護持。

**在“印太戰略”所涉及的眾多國家中，美、日、印、澳為核心四國，其中美國是當然“盟主”。**從地緣上看，日本與印度如中國象棋裏的“雙車錯”一般將中國夾在其中，而澳大利亞則奧援於東南。連接日—印—澳所形成的三角形，其中心正是南海。

2017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到訪的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

**理論上講，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似乎在地緣部署上精巧得當，同時也有力地利用了中日、中印、中澳等雙邊關係中的固有矛盾，使一個“反華同盟”日漸成型。**然而在經驗層面，半年來事態的發展並沒有如美國所期望的那樣，使中國與上述諸國的關係急劇惡化。恰恰相反，中印、中日關係都迎來了戲劇性轉圜。

美國“印太”戰略有效惡化了中印關係嗎？

在邊界、西藏、中巴關係、印度謀求聯合國“入常”以及地區大國影響力等問題上，中印之間存在一定矛盾，短期內難以徹底消除，且長期為美、日等國所利用。近年來，中印關係惡化的高潮體現在2017年夏的洞朗對峙事件中。此後雖然兩國和平結束對峙，但雙邊關係仍較冷淡。

至少到2018年春節前夕，兩國關係尚未轉圜：印度總理莫迪以“挑釁者”的姿態對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即我國藏南地區）進行訪問。當鄰國馬爾代夫國內政局出現動盪後，印度又加緊活動，並將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正常海洋活動斥責為“旨在包圍印度”的行為。

然而在3月份後,印度開始逐步調整其對華行為。譬如，3月初，印度政府建議各邦高級官員與達賴活動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與即將到訪孟買參加亞投行會議的中方高級官員產生衝突。3月26日至3月30日在中印兩國專家在杭州會晤，以討論重啓共享跨境河流信息的事宜。4月13日至15日，中國發改委與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舉行戰略與經濟對話。4月下旬，包括印度在內的上合組織國家外長在北京會晤。

**中印緩和的高潮發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總理莫迪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武漢東湖賓館同莫迪舉行非正式會晤。兩國領導人同意，應構建中印間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增進政治互信，擴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實現共同發展。 

**由此可見，中印關係從洞朗對峙的谷底上升到兩國領導人會晤，經歷了一個先長期冷淡而後加速變化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美中、美印關係也在發生變化。特朗普於3月8日宣稱願與朝鮮最高領導人會晤，使得此前半島地區面臨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從而使中國可能在其他戰略方向相應地提高關注度。

**此後中美貿易戰的打響也極大地惡化了中美兩國關係，使中國在不斷加強的美國壓力下產生了與周邊競爭對手轉圜關係的客觀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並不是特朗普經濟戰的唯一打擊目標。譬如，特朗普公開將印度與中國相提並論，稱如果這兩國國家不降低美國進口商品關税，則將對他們徵收報復性關税。美國財政部的半年度外匯政策報告也沒有將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觀察名單。

近半年來，美國一系列在戰略和經貿上的單邊主義行為，以及“印太”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讓期望值被一度調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繼提出“香料計劃”、“季風計劃”等，但由於其國內實力的限制，並不能在國際舞台上產生較大的實質性影響，只能在話語層面對中國“一帶一路”產生一定的對沖作用。美國雖樂觀其成，但強調“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政權也沒有為印度的區域經濟計劃提供實質性幫助。與之相反，印度雖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存有一定疑懼心態，但加強在亞投行支持下的基礎建設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強動力去轉圜雙邊關係。

在經濟領域，美國、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導致地區局勢緊張，並進一步加劇了油價上升的趨勢，這便使得同樣依賴石油進口的發展中大國印度倍感壓力。對此，與擁有原油期貨合約且為世界原油第一大進口國的中國在進口問題上加強協作顯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綜合上述，可能導致印度從“支持‘印太’、抗衡中國”，向“保持平衡、轉圜中印關係”轉變的動力主要有二：一是與中國合作可能帶來巨大收益，而繼續與中國對抗不僅沒有收益，而且可能會有新的損失；二是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並沒有給予印度實質性收益。

美國“印太”戰略****為何未能有效惡化中印關係？

通過對兩個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推測可能存在兩個原因，導致美國“印太”戰略在實施後產生了非預期後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區域戰略與“美國優先”總體方略之間的矛盾。二是中、印、日等國領導人的務實智慧與良性互動。

**從“印太”戰略來看，特朗普的確敏鋭地觀察到中印、中日間的固有矛盾並加以利用，但他有可能低估了中印、中日間巨大的合作潛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時，也不是採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傳統模式，而是靠強化中印、中日矛盾來達到既遏制中國又強化對盟友、準盟友影響力的目的。這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總方略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即美國利益優先、美國內政優先。在安全領域，該原則必然導致美國在處理與盟友（如日本）和試圖聯合的國家（如印度）的關係時，表現出一定的單邊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務開支以分攤美軍負擔。這使得日本、印度等國因為並未得到實質性利益而對美國產生疏離。

在經貿領域，“美國優先”同樣以單邊的、只服務於美國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貿易框架之外重構了的基於雙邊談判的特朗普經貿模式。美國經濟、軍事及外交的巨大實力使得該模式對包括中日韓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構成一定挑戰。與之相反，中國堅持在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框架下的自由貿易體制，而日本、韓國也同樣是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對一“交易”方案與中國支持全球化、倡導互利共贏的方案兩者間，印、日、韓等國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此外，特朗普的善變和不確定性降低了美國的國際戰略信譽，使得日、印等國對其意圖判斷不明，或即便判清意圖也不敢過於相信，從而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動員能力。**與之相反，中國政府的外交戰略與政策具有高度的確定性、可靠性和互惠性，其代表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些話語的傳播與相應行動、政策的落實，使參與國（如巴基斯坦等）獲得了實實在在的收益，於是產生正面吸引的效應。而近年來中國在涉及領土、領海、主權等問題上的強硬立場與果斷措施，也使試圖挑戰中國這一底線的國家付出了一定代價，遂同時從反方向產生了嚇阻的效應。這意味着任何試圖追隨美國“印太”戰略對抗中國的國家，都可能為該行為面臨相應的成本與風險。

因此，日本、印度等國作為理性的行為體，在權衡比較了“追隨美國印太戰略對抗中國”與“團結中國互利共贏”兩種方案的成本、收益與風險後，做出了符合其國家利益的選擇。這也導致美國印太戰略的順利推進存在着現實的困難。

在當前中美經濟與戰略全面對抗加劇的歷史關頭，對上述中—印—美大三角關係的動力學分析及基本邏輯，似乎暗示中國，需要及時分清戰略威脅的主次。在明確主要戰略威脅的強度和方向後，利用美印之間的縫隙，加強周邊外交，在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及時轉圜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周邊大國的關係，由此反向撬動中—印—美大三角關係的大盤，實現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