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廷格爾博士訪問記（訪學民主德國系列）_風聞

艾廷格爾博士訪問記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李向前》

作者：李向前

初秋的柏林，被秋樹、秋花點染着。街旁高大的慄樹，結出油亮的果實。包裹果實的絨殼正在張開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種子。奇怪的是，掉落下來的油亮碩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撿拾，一任汽車輪子把它們碾成白色的粉末。原來在德國，慄樹的果實分為可食和不可食兩種。路邊高大的慄樹，果實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慄樹，大多由人工培育。儘管不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愛，我忍不住拾了許多回家。直到離開德國，我也沒分清哪種慄樹的果實可食，哪種不可食。

同艾廷格爾博士會面，是幾個星期前就約好的。博士是原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國際聯絡部的幹部。1990年後，他積極參加左翼活動，是左翼黨的活動分子。更使我感興趣的是，他曾經是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的中文翻譯，參與過許多中國和民主德國之間的交往，是一段珍貴歷史的見證人。

我們會面的地點，是在亞歷山大廣場附近的一個餐館。用中國人的話説，它是家老字號，經營傳統的普魯士風味。博士知道我留學德國的目的，是研究蘇聯東歐國家失敗的原因，因此是有備而來，侃侃而談。我們的談話，是從中國和民主德國的關係開始的。

博士告訴我説，從1961年開始，中德關係就一步一步變壞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點。博士説，東歐國家當然是以蘇聯為領導。東歐國家對中國內部的發展一直持批判態度。當時東歐國家各黨針對中國所進行的分析，有一個專門的合作機制，這就是，由各個黨的對外聯絡部的領導和一些政治學家、漢學家參加，專門對中國問題進行研究。這個研究機制或聯合會商，是定期舉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時一年兩次。一般由東歐各國的中央聯絡部副部長率團出席。會談中，各黨共通使用的語言是俄語，我們也部分地翻譯成德文。在當時，只有很少人知道這個會商機制和它產生的材料的存在。現在，它們都收藏在聯邦檔案館統一社會黨的檔案中，是聯邦檔案館專門設立的卷宗，包括從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約二十年形成的檔案。直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這個會商機制才停止了。在這些會商裏，我們討論研究了中國的國內政治、外交、軍事等情況。比如中國同美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就是一個主要的分析研究題目。博士説，這些會商當然都是以蘇聯為主導的。但每次會議後，我們參加人會寫報告給黨中央。

博士告訴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任參贊。這是他到駐華使館的第二個任期。博士説，當時統一社會黨對中國國內的新發展非常關注。我們一些專家提出了有關中國形勢發展的新看法，總書記昂納克聽後很感興趣。昂納克對中國同西方尤其同美國的接近，是很不滿意的。他認為，中國這樣做是危險的。但從1981年開始，他改變了看法。正是從那時開始，兩國的大使館謀求同對方同行進行接觸，討論一些問題，討論是否有改變關係的可能性。當時，我的一個在黨中央工作的同事到了中國。他花了五個星期進行考察，回來寫了一個報告給黨中央，認為中國正在發生許多新的變化。大約同時，你們中聯部的一位同志也來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國家訪問。就這樣，一步步地我們雙方提高了接觸的級別。

應該説，中國和民主德國恢復關係的最高點，是1986年昂納克總書記的訪華。當時，出現了一個好的機會，那就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了。記得在那時，在關於中國問題的內部政策協調會商中，我們民德黨和蘇聯同行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吵得很厲害，主要是因為對中國的發展看法不一致，對我們所應採取的政策，也談不攏。那時，我們和蘇聯是走得比較近的。波蘭和匈牙利的同志與我們吵得很兇。他們不同意我們的立場，固執自己的看法。昂納克在兩個問題上比較獨立：一個是同中國的關係，一個是關於兩個德國問題。儘管當時蘇聯壓力很大，但他還是堅持要與西德和平共處。他利用戈爾巴喬夫上台，限制有所鬆動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外交，謀求多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關係，以取得互利。

1986年9月，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出訪朝鮮時，突然在北京機場停留，同中國外長見了面。在當時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我們很在乎誰第一個能訪問中國。由於雅魯澤爾斯基的原因，昂納克決定及早啓動同中國的高層接觸。11月，昂納克終於訪問了中國、朝鮮和蒙古。結果，中國人還是認為，在東歐國家中，民主德國的最高領導人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因為，雅魯澤爾斯基只在機場同中國外長見了面，而沒有進行真正的最高層接觸。

博士告訴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昂納克曾經對他們關於中國的分析有過一定的懷疑。他傾向於更為開放的思維。但在另一方面，昂納克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對東德的國內問題，比如民主問題、個人自由等問題，卻態度比較保守。他不認為民主民德存在沒有民主的問題。他比較堅持從斯大林那裏來的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看法。東德在民主問題上批評斯大林的體制，他不怎麼贊成。但漸漸的，他有了一些改變。因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和東德的情況不一樣。你們從文革裏走出來，撥亂反正有了新發展。蘇聯人曾私下對我們表示，他們對中國出現的所謂民主自由的情況，是持批評態度的。這是在暗示我們，在蘇聯東歐國家，是否也有出現這種現象的可能？其實，當時他們的這種批評態度具有兩面性質。一方面，他們利用這些來表明，蘇聯也可能要出現類似情況，有了這樣的感覺。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同西方接近感到危險，希望我們不要袖手旁觀，不能形成中國和西方一起反對蘇聯東歐的同盟，有勸止的意思在裏邊。當時情況還真是比較複雜。在昂納克這裏，一方面雖不認可會商機制的這些討論，認為會商所得到的看法不一定那麼準確；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大家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不可以建立好的關係？當然最後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個獨立姿態。

博士説，直到1983、1984和1985年，東德統一社會黨對中國的批判還相當激烈。在蘇聯內部，也曾出現不同觀點，也討論過是否有同中國恢復關係的可能，但辯論激烈。

博士説，昂納克當時身體不錯。他經常進行體育鍛煉。但到1989年7月他被發現患有腎癌。一開始是在布加勒斯特，開會時膽囊炎發作，結果手術中發現患有腎癌。這對昂納克的政治生涯是個沉重打擊。

説到這裏，我和博士的談話，轉到了怎樣分析和看待民主德國的失敗上面。我知道，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發生1989年危機之前，民主德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從數據上看，是排在全部社會主義國家最前列的。據説，當時民德的人均GDP已經達到4000美元（一説7000美元或更高）。雖然民主德國國土上駐有20萬蘇聯軍隊，但國家政治形勢穩定，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也是非常嚴格。但自1989年開始，民主德國各地不斷髮生大的集會示威，要求改變黨的領導方式，要求改變現狀。同時，由於匈牙利允許東德公民入境轉往西德，民主德國的國內局勢很快發生動盪。11月，柏林牆被迫開放，形勢急轉直下。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德國統一社會黨就讓渡了執政權。民主德國也隨着兩德統一而永遠消失。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反差、巨大的歷史戲謔。

對此，博士相當莊重地指出，還是應該從內部分析我們失敗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敗的“外因”説。他告訴我，1989年後，不斷有人説，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是戈爾巴喬夫把我們出賣了。他説，我不能同意這個説法。德國的問題的確比較特殊。戰後，我們德國被分裂成兩個國家。東西德是同一個民族，有着同一種文化。兩者之間，怎能不互相比較呢？記得我小的時候，東部和西部的經濟聯繫還比較多，親戚朋友常會來往。從西邊來的親戚朋友總是説，他們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車，有很多新東西。那時，我們這邊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隨便到西部的。當時東西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不是特別大。但到後來，經濟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資購買力比我們高多了。除生活水準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實施方面，在人民言論的自由度以及大眾傳媒方面，東西方出現了很大差別。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們卻不可以。西部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如醫生、工程師等，收入要比東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過比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為歐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後是言論自由的尺度。結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國時期，很多人的電話是被監聽的。人民當然厭惡這種做法。人們不能隨便評論國家大事。特別是對黨和政府，有不同意見，不能説出來。加之西方輿論不斷批評民主德國的政治制度，他們利用每一個機會，對民主德國的負面問題進行揭露和抨擊。他們的宣傳非常具有煽動性。而我們黨的政策，到後來越加多變。很簡單的一條，西部的人用他們的西馬克到東部買東西。西馬克比東馬克值錢得多，這讓老百姓感覺到了差距。最後人民覺得，共產黨不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東德老百姓出走現象為由頭，我和艾廷格爾博士討論起關於柏林牆的是與非問題。博士説，柏林牆到底是誰提出建立，是烏布利希還是赫魯曉夫？到現在還難斷定。但博士肯定，烏布利希當然是有這個想法的。他説，現在有人評論，如果當初不建牆，而是加強警衞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東德人逃往西方，從而免除後來那樣多的政治麻煩。博士認為，這種説法並不科學。姑且不論加強警衞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為社會主義的整體利益，建牆是華沙條約組織的共同需要。這是因為，建牆實質上關係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或者説，是東西方冷戰的結果，它其實並不是民主德國一國的利益考慮。博士説，1961年時，我還在讀大學。我知道，大學生中甚至在黨內，對建牆是有議論有看法的。不過，我們應當尊重歷史，也就是説，必須承認在柏林牆建立起來的四五年間，民主德國形成了一個各個方面的穩定發展期。東部的工農業發展很穩定，國內政治也很穩定。從今天的觀點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當時沒有抓住這個有利時機，更快地發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競爭。當時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認為，建了牆以後比較方便，可以在牆的後邊做自己的事，因為外來的影響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總書記烏布利希曾有過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會主義不能按一種模式搞，應該有一些新的體制。那時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曾出現過一些改革的東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舊辦法辦事，要有新的東西。在東德，我們也曾開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講求利用市場的力量。那時中國的孫冶方，蘇聯的利別爾曼，都希望對原有的體制進行一些改變，利用價值規律，造就一個新的經濟體制。到1970年，蘇聯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計劃被廢止了。只有東德的烏布利希仍在堅持。1970年烏布利希下台，昂納克上台。實際是蘇聯支持了昂納克，倒烏布利希。蘇聯開出的一個政治條件是，東德黨必須把過去的改革措施都改過來。蘇聯對此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博士説，從這裏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國以後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東西，我們當時大致已經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這個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後來，昂納克提出了一個很漂亮的口號，就是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統一。也就是説，經濟發展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應地提高。可事實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經濟卻不夠發展。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博士對我説，他認為當時東德的一個重大失誤，是沒有在科學技術方面同西方展開競賽。他説，關於發展科學技術的問題，在沒有自由的思想環境和創造自由的情形下，是不能實現的。關鍵是體制。如果一個體制不能允許你有自由的想象，很多都是主觀命令，那多聰明的頭腦也創造不出奇蹟。高科技和高技術需要人們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因此需要有創造和想象的空間。一個黨和一個國家，不能總是主觀地人為地要求科學家研究這個研究那個，總是憑主觀意志去組織科學家們的研究。主觀地制定計劃，主觀地要求人們去幹什麼，就必然造成很多限制，製造一些很可笑的規定。博士認為，就如同其他體制問題一樣，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上，也是體制決定一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東德人事實上看到了體制問題，知道經濟發展緩慢，沒有活力，是由於僵化的體制，但沒有辦法。因為人們熟悉了這種狀況，甚至負責幹部，也對這種狀況無動於衷。他們甚至忌諱談論這些問題。

博士告訴我他的一個親身體會。他説，我1979年從中國回來，到中央聯絡部任職，但在此之前，要有一年時間去黨校學習。黨校的校長是典型的斯大林主義者。他不允許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學生思想進行嚴格控制。當時學校也召開很多的討論會。因為學員都是從政府各個部門派來的，瞭解很多實際情況。但學校的討論會卻開得非常乏味，因為在會上不允許講其他的東西，總是不斷地重複黨的文件。可我們在私下裏，都在談論當前黨和國家的形勢，大家心裏都明白，知道黨和國家正在通過一個重大關口。博士説，從北京回來後的這一年黨校生活很可怕，它就像是黨閉塞言路和抑制聲息的一個窗口。社會應該是多種元素並存的，不能只有一種思想，不能只依靠一種方式，也就是領導人的命令方式。如果那樣，無疑非常危險，必須打開這種限制。

關於民主德國1989年丟掉政權問題，博士認為，要確切解釋它，還必須瞭解東德的某些特殊因素，這就是國家統一的內在要求。在1989年底，各地遊行者提出的口號是：“人民是我們的”。其內涵是，應該由人民作出決定。但到了12月底，口號則變成“我們是一個人民”，這是適應着德國統一這樣的心理需求的。這一口號的變化，明顯受外部影響，是西德搞起來的。他們是在利用德國古老的民族理念。當時人們並不認為兩德會很快統一，例如拉方丹就説，統一大概要十年時間。然而，突然流行的這個口號，使民主德國的失敗步伐大大加快。西部的政黨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柏林牆邊開會，推行國家統一的思想。1990年3月，東德第一次舉行了所謂自由選舉，結果共產黨獲得的席位才11%。博士説，其實不是圍牆一開民主德國就不行了。因為1961年以後，民德方是開了口子的，人們是可以通過的。在十幾年的時間裏，並沒有出現問題。但自七十年代開始，政治形勢和政治力量發生了變化。大多數人羨慕西方，西部的政黨力量也變得強大了。特別是拉方丹執政以後，西部倒東部的力量增大了。

作為反思，博士指出，我們的讓權迫不得已。如果不讓，就只有一種選擇：動用武力。而動用武力，在德國這樣的歐洲中心，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這裏駐有20萬蘇聯軍隊，這就更加危險。如果東德軍隊鎮壓遊行，那蘇聯軍隊會作出反應。如果發生武力事件，比如西部的人也被擊中等等，那西德軍隊也會作出反應，整個形勢就將是爆炸性的了。因此，博士説，不是因為我們舉行了自由選舉和選舉本身的失敗，才使東德黨最終丟失了政權。而是在選舉之前，我們已經丟失了人民的大多數。這是我們政策錯誤造成的，是一直以來國內政策的結果。人民已經不信任這個政權了。後來，人們對1989年、1990年的整個情況進行反思。人們善良地希望，如果當時能把兩個制度好的方面結合在一起，事情將不會是這樣的結局。因為在我們東德沒有失業，社會保險和醫療措施非常完善，還有很發達的教育體制。如果再有西方式的市場和自由旅行權利，那就完美了。

很多人當時就是這麼想的。他們沒有想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是你死我活。這實在太天真了。

博士認為，其實在1989年，大部分統一社會黨的黨員和知識分子，都是希望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連一些持不同政見者，也並非一定要推倒社會主義制度。大多數人是想用一種有效的方式，改革民主德國。因為，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比較，統一社會黨和民主德國並不壞。相對於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東德生活水平是高的。在許多方面有很快發展，很多事情都被很好地組織起來。人民生活相對輕鬆。如果同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比較，東德人更信賴社會主義。甚至東德人比蘇聯人更對社會主義有感情。因為東德的教育和生活水平並不錯。而蘇聯則普遍地被認為是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國家。但是，隨着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大肆擴張，人們就不能公開説民德的好處了。因為在刻意的宣傳下，誰還會相信社會主義乾的那些“蠢事”呢？因此，再要回到民德是不可能了。但現在很多人特別是窮人，對過去很是懷念。比如懷念過去的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還有許多國家正在學習民德的某些社會性政策，比如芬蘭就學習民德時期關於兒童教育的體制。

説到此，艾廷格爾博士顯得有些激動。從上面的談話看，他對整個八九劇變有着深入的反思。這些反思表明，他絕非一個思想保守的人。他的政治經驗和學識，使他對社會主義或“後社會主義”的發展，有着一系列觀察和思考。他認為，從社會主義思想的源頭上説，或者從東德四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看，人們實際對社會主義最高的評價，就是社會公正。他對我説，社會主義是一個更公正的社會，因為資本主義造成貧富分化，而社會主義的主張完全不同。因為人就是人。他的發展不能取決於他父母的金錢。健康和教育雖必不可少，但在人的需求取向上，它們還排在後面。主要的東西是社會公正。博士説，如果你在柏林大街上問任何一個德國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哪個好，他們肯定會説社會主義是個好主義。人們可以説，社會主義在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國家裏沒有搞好，有很多錯誤，但不能否認，社會主義是一個普遍理想。1990年，當東德共產黨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並討論同西部的黨合併時，我們的核心問題，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長期的目標，我們不是想在三五年就實現它，但你必須設立這樣一個目標，為它、也就是為將來而奮鬥。博士總結説，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我們左翼黨黨綱實際規定了五個基本原則。這五個基本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得到工作的權利；每個人都有得到適當醫療保障的權利；每個人都有得到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權利；每個人都有生活在淨潔環境裏的權利；每個人都有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社會的權利。

顯然，這五個基本原則的伸張，是原德國統一社會黨消失後形成的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或左翼政黨的政治綱領。也顯然，艾廷格爾博士已經成為這個綱領的忠實信奉者。他相當堅定地告訴我：我們必須為這些基本原則而工作和奮鬥。因為，這些原則是從現代社會的訴求裏產生的。他説，對我們的同志來説，第一是要有一個理想目標，其次是要有一個實現目標的方式，再就是設立一種價值觀念。我們不採取革命的辦法，不是以革命來一步實現我們的目標，而是採取漸進的活動方式來達到目的。

他説，我相信，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出現一下就達到最終目標的社會運動，而必須一步一步地做。要從現實開始，一步一步地去實現它。實際是通過政策來改革資本主義。這種改革是有革命的意識的，是一種願望與抱負的集合。改革的核心是變更現存的資本主義。而在當前的社會中，你要改變它，必須採取民主的方法，即説服羣眾，贏得羣眾，而不能通過武力。左翼黨認為，通過武力是沒有功用和達不到目的的。你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準備走很長的路。因而必須有聯盟者，然後大家一步一步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可以説，這就是左翼黨運動的全部圖景。博士承認，目前很多人不滿意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政策。但民主社會主義或左翼黨要爭取更多的人蔘加運動。民主社會主義或左翼黨的根基，就在於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原則。博士告訴我，在最近的民意測驗中，民主社會主義黨得到了11%～12%公眾認同，在大選中得到了8.7%的選票。對此，博士表示了樂觀和信心。

不管境遇如何理想如何，在我訪問的所有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高級幹部們，都對中國的改革讚賞有加，引為希望。博士也對我説了這樣一席話，使我看到了他的真誠。他説，我知道你們的改革，實際也是一步一步進行的，根據自己的條件，在不斷改變原本那些所謂“純粹”的社會主義的東西。對所有社會主義人士説來，實際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根據自身的條件，去解決問題，思考問題。而對西方的社會主義者來説，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是中國不斷提出怎樣發展的問題。因為這給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一方面，中國在不斷克服自己的弊病，在不斷發展，另一方面，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有希望。博士説，通過不斷的改革，你們雖然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發展經濟的前提下，總會解決社會貧富問題，逐漸解決社會公正問題，達到理想的彼岸。

不知不覺間，我和博士的談話已經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博士雖通達漢語，但在關鍵的地方，他總是使用英語來表達。他説這是為避免歧義。而在我看來，博士的嚴謹和莊重，常常讓他字斟句酌，為的是更加準確、清晰地使一箇中國學者瞭解整個1989年蘇東劇變的真相，以及劇變後共產黨人尋求新的方向的心路歷程。無疑，他的談話讓我弄懂了許多原來不理解的東西，也看到了一個老共產黨人的內心堅持。

“老字號”德國餐館已經準備打烊。服務小姐們好奇地盯着我們這樣一對老少聊客的興奮。而餐桌上幾乎未動的普魯士風味豬肘，顯然已經涼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