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談論至今的“活着的歷史” ——明治維新150週年之際對話內田樹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作者 胡海陽】

一百五十年前，在京都皇宮的紫宸殿，明治天皇正率領百官，向天地諸神宣誓建設新國家的《五條誓文》。其中的“打破舊來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猶如一股清新蓬勃的海風，激盪着整個東瀛列島。

而後，日本履行了它的誓言，迅速開始推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在很短的時間內，日本成為了唯一一個能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東方國家。

詩經《大雅・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日本人引用了維新一詞，把1868年開始的改革運動稱為明治維新。然而維新只是結果，能夠順利地終結幕藩體制，成立一箇中央集權的政府併成功地推行明治維新才是最為困難之處。這與幕末時期眾多仁人志士為了國家殫精竭慮，四方奔走，捨身奉獻是分不開的。

幕末到明治初期是日本最為精彩的一段歷史，日本從一個國力弱小的封建島國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強國的答案也藏在這段歷史之中。魏源的《海國圖志》對幕末的思想家們有影響，而相對的，後來的明治維新又對中華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無一不是明治維新的信仰者與追隨者。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週年，觀察者網專訪了日本著名的暢銷書作家、思想家、翻譯家內田樹教授，請他談談明治維新的歷史細節。

內田樹，

神户女學院大學名譽教授、作家、思想家、翻譯家、武道家，

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學、倫理學、公共哲學，

著有《日本邊境論》《街場戰爭論》《被詛咒的時代》《當心村上春樹》等

“對美觀感”的投影

觀察者網：“黑船事件”通常被視作明治維新的開端。為何美國僅憑四艘戰艦，不廢一兵一卒就打開了鎖國200年以上，由幕藩領主統治的封建國家的大門？不同於中國人對鴉片戰爭打開國門的屈辱感，為何日本人對“黑船事件”的感情更為積極？

黑船事件

**內田樹：**其實無需四艘船，佩利將軍僅依靠兩艘蒸汽船，就讓敵我之間科學技術與軍事力量的差距展現得清清楚楚。要知道，那時候在海岸防衞的武士的裝備仍是戰國時代的盔甲與長槍。因為鴉片戰爭的結果已經傳入日本，幕府對於美國的開國要求，其實做好了全盤接受的心理準備。

雖然清朝的中國和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都在名義上實行海禁，採用的是鎖國政策，禁止一般人接觸海外的信息，但實際上仍有大量書籍從海外流入國內。所以，“日本由於近代化遲緩導致了亡國危險”這一事實是被國內的領導層與知識分子階層所掌握的。

當時日本原則上還是被分為自給自足的300個藩國，凌駕於藩的政治單位“國民國家日本”這樣的概念還未存在。但由於幕府閣僚無能缺乏決斷能力，幕府內外的不滿情緒日益加重，社會中醖釀着一股“推倒將軍與幕府閣僚，團結全體國民與美國奮力一戰”的氣氛。

日本人之所以在黑船事件上並沒有感受到多麼大的屈辱，是因為外交是德川幕府的專管事項，其他的300諸侯以及其家臣多少有點事不關己的感覺，認為這件事的處理不當並非自身問題，而是幕府所致的佔大多數。

而且，黑船事件把日本與海外列強的科學技術差距變得可視化起來，300個藩更加有理由圍繞着現代化建設，突破原有武力保有限制，增加武備，開發技術，改革兵制……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當然，正面看待黑船事件的最大理由還是當屬現代日本人的“對美觀感”。黑船事件使日本走向文明開化，駐日盟軍總司令（GHQ）佔領日本使得日本走向民主化。美國的兩度外壓反而使得日本走向了積極正確的發展方向，這是戰後日本人在對美從屬體制下“對美觀感”的一個總括。

鄰國中國看來，或許會產生疑惑——“為何炮艦外交會獲得肯定性的評價”。這樣的歷史評價，可以理解為現代日本人的“對美觀感”的一種投影。

觀察者網：《日美和親條約》是近代日本簽訂的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其中給予美國的“片面最惠國待遇”中，日本失去了關税自主權與領事裁判權，這對日本後來發展造成了妨礙。後來的英法荷俄也依照美國與日本簽訂了相同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後來是通過怎樣的努力，把關税自主權與領事裁判權重新要回的？

**內田樹：**為什麼會締結不平等條約？主要還是因為在開國的時候，日本沒能理解貿易相關的國際規則，在社會上沒有實行歐美列強那般的“法治”。這一點，德川幕府自身也是承認的。

不平等條約簽訂過後，除了給日本的貿易與外交等現實層面上帶來了各種各樣的不利情況，在社會心理上，“日本是落後的國家”也成為了每個日本人不得不承認的民族自尊心傷疤。

與其説日本誕生的不平等條約改定運動是要求“改變歐美列強強加於日本的不公平的條約”，倒不如説希望得到歐美列強的“日本是先進國，可以與我們平起平坐”的認可。這是一次被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所驅動的運動。

明治政府把曾經被歐美列強加於身的不平等條約，再一次加在了與中國（馬關條約）與朝鮮（日朝修好條約）的身上。除了增加日本的國家利益以外，也是向歐美列強的一次喊話——瞧，我們也和你們一樣，成為了對外締結了不平等條約的近代帝國主義國家。

所以，明治政府對於不平等條約改定方面的努力，並非採用“説服締結國”，“控訴於國際社會”的方式，而是集中於“把日本建設為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的方向。

日本在不平等條約改定上的重大突破是在1902年日英同盟的締結。英國接受了與日本的“Even Partner”（同等夥伴關係），結成同盟。由此，日本實現夙願。

其實，這件事與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直接相關。1900年5月，中國發生義和團運動，三萬拳民佔領涿州，圍攻紫禁城，歐美各國的外交官與中國基督教徒被困。英國公使竇納樂作為總指揮，領導東交民巷的使館抵抗義和團圍攻，其間與親英派日軍中佐柴五郎合作無間。柴五郎所率領的陸戰隊的訓練有素、高昂士氣、軍紀嚴明取得了竇納樂的信賴，也獲得了歐美各國的廣泛讚譽。

柴五郎

之後，柴五郎也憑此獲得了包括英國女王在內各國授予的勳章，成為了當時歐美第一個廣泛知名的日本人。竇納樂當時幾度拜訪時任英國首相的羅伯特伯爵，向他講述了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以及構建“日英同盟”的構想，並不斷推進這一構想實現。最終英國改變了一直以來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外交策略，1902年日英同盟結成。

比起忍辱負重、不斷交涉的外交努力，“戰力強不強？拳頭大不大”這一點會更加有效快速地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這一點，是日本人從義和團事件與日英同盟所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通過這一“成功經驗”，日本人開始形成了“想要外交取得成功，先取得軍事成功”的思考方式。

當時的日本人越來越相信：在國際社會上想要取得重要地位，比起發出具有指引效果的信息，倒不如直接把自己的軍事力量提升至最強。不過，這樣的執念，日後也使得日本外交走上了一條越來越黑的不歸路。

脱亞入歐，謀求國家認可的方式

觀察者網：從幕末到明治，日本政府對於海外各國的態度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對於亞洲與歐洲的認識是怎麼樣的？

**內田樹：**就如我剛剛提到的一樣，幕末時期的日本並沒有“外交戰略”。這些東西是到明治時代之後，一言以蔽之就是“近代的帝國主義化”。具體來説，富國強兵，增產興業。為了建設成為近代帝國，把所有可以用於建設的國民資源全部集中起來。當時，反對這項國策的人幾乎不存在。

當然，近代化進程中，法治主義的推進、教育制度的改革、吸收海外學術與藝術成果等要素也包含在內。雖然這些要素比起軍事與科技的優先順序要遲緩很多，但是明治的日本人在短短的時間內，把封建國家的裏裏外外整頓成近代國家卻是事實。

福澤諭吉

對歐美列強的外交戰略與對亞洲各國的外交戰略，我的觀點是兩者本質上並沒有不同，都是強調自己已然近代化的屬性。對於歐美列強，強調的是“日本和你們一樣，都是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的同質性；對於亞洲各國，強調的是“日本和你們不一樣，是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的異質性。福澤諭吉的《脱亞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觀察者網：安政大獄是明治維新前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培養了維新志士的“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吉田松陰也受到牽連被殺。有人認為，尊攘活動於此次事件中被殘酷鎮壓後，激化成為反幕派，成為了幕府滅亡的進一步推動力。你是如何看待的？

吉田松陰

**內田樹：**安政大獄是幕末時德川幕府機能不全的象徵性事件。遭遇國難時，面對“如何才能統一國家輿論”這一緊急課題時，井伊直弼並沒有選擇“召集重要官員，共商國是，以圖統一輿論”這種理性的選項，而採用的是“消滅反對派”這一恐怖政治方式。

把問題分析清楚，共享基本信息，研討出多種解決方案，從中選擇損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方式進行實施。這樣合理的行為模式，在幕府內部是無法通過普通的決策流程產生的。

這與幕府落後的決策體制相關，也與長久以來日本政治中“不着急決定”的傳統有關。領導層磨磨蹭蹭地進行討論，長時間還未討論出個所以然，直到再次發生了意想不到、非解決不可的緊急事件。於是乎，最高領導袖子一擼“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選擇一個應對方案，全會一致通過，決策制定完成。

這樣的做法，在日本屬於“最不會產生分歧”的一種決策方式。雖然説有的結果比較順利，但這種決策流程的弱點是在有限時間內很難得出一個政策方案。在黑船事件，列強外交條約締結事件上，這樣“守株待兔”的方式就無法應對局面。

這種方法行不通的時候，領導層就會採用B計劃——不等待達成共識，全權交給一個人決定，失敗的時候找他負責即可。安政大獄就是如此，面對棘手的局面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很好的方法去解決，於是領導層把所有的權力交給了井伊直弼，讓他獨裁式地解決問題，失敗了就讓他切腹。

井伊直弼把吉田松陰這些人組織性地殺掉，與其説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信條惹了麻煩，倒不如説這是強調獨裁的強權性與非寬容性的一種表現。對於吉田松陰這種當時的無名之輩，井伊直弼恐怕並不知曉他到底是誰吧。

“活的歷史”與“死的歷史”

觀察者網：談談人氣最高的維新志士坂本龍馬吧。他是否如人們傳頌的那般，在維新活動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坂本龍馬

**內田樹：**坂本龍馬的確是幕末時期人氣最高的人物。這與作家司馬遼太郎1962年在《龍馬來了》一書中，把坂本龍馬塑造成了一個極富魅力的人物有很大關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現實中的龍馬名字寫作“坂本龍馬”，而司馬遼太郎的書中主人公名為“坂本竜馬”。其實作者早已暗示了他筆下的人物是有虛構成分的，可大多數的讀者都忽視了這一點。事實上，除去坂崎紫瀾的《汗血千里馬・坂本龍馬君之傳》一書之外，歷史上關於龍馬的信息並無多少。

當然，促成薩長同盟，創立日本最初的商社——海援隊這些都是歷史事實。在勝海舟的《冰川清話》與幸德秋水的《兆民先生》等文中的一些片段，我們也能感受到龍馬是一位具有開闊海洋型格局的人物。

被視為龍馬獻策的“船中八策”中，提到了“建立上下院體制的議會政治、徵用有能力的人才、改定不平等條約、制定憲法、設置常備軍”，描繪了一幅劃時代的近代共和政體構想圖。

不由得讓人想象，如果當年龍馬沒有被暗殺，而是活了下來，那他很可能是位對後來的明治政府產生重要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可能會有不少日本人和我有一樣的想法，如果那個男人還活着，當年的日本政府也應該會變得更加開放與民主吧。

觀察者網：從歷史來看，新選組是保護幕府的舊勢力，屬於“非進步的逆流”，為何他們的形象又受到日本人的喜愛呢？這裏面是否有文化上的原因？

**內田樹：**新選組的人氣與虛構作品也有很大關係。我在孩童的時候看過大佛次郎的《鞍馬天狗》系列電影，這部電影的主人公是嵐寬壽郎演的勤王志士鞍馬天狗，他非常有人氣。當時的新選組是反派，可不是什麼日本人都愛的角色。

新選組的形象發生反轉的是在戰後的兩部作品了，1955年子母澤寬的《新選組物語》以及1962年司馬遼太郎的《燃燒吧！劍》摒棄了原來新選組的臉譜化惡人形象，而是把他們每個人的相貌性格，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從此之後，以這些作品為素材的電影、電視劇、動漫層出不窮。

使得新選組人氣躍升的要數1970年放映，由慄塚旭扮演土方歲三、島田順司扮演沖田總司的電視劇《燃燒吧！劍》。演員完全代入了歷史人物，使得觀眾對原有歷史人物的理解變得曖昧起來。這部電視劇使得觀眾們對新選組的觀感變得親切正面起來。

後世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除了學術上確定的史料之外，優秀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虛構性作品也會大大影響歷史人物的評價。這是個放在四海皆准的道理。

《新選組物語》的作者子母澤寬，他的祖父是在箱館戰爭中與新選組隊員一起對抗過官軍的士兵。子母澤寬小時候就聽過祖父講過很多與新選組的過往故事。明治維新時，新選組被政府樹為“朝敵”。為了使惡名纏身的新選組恢復名譽，子母澤寬開始了圍繞着新選組的文學創作，最終影響了世人對新選組的看法。這對他來説，也是自身的一種“復仇”吧。 

觀察者網：岩倉使節團裏的成員來頭不小，多數身居政府要職。大部分的隨行成員日後也成為了不同行業的領袖。您是如何看待這個訪外團體的？

岩倉使節團，從左到右依次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內田樹：明治維新的政治改革僅僅過了四年，巖倉具視、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高層領導人就從政府中樞部門脱身，在外遊蕩了兩年。現在看來，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決斷。 

如果在此期間，改革成果尚未穩定的日本國內發生了緊急事件，在通信手段尚不發達，交通方式還不便利的時候，後果真的是不堪設想。

到底是誰，用怎麼樣的方式説服了眾人“即使領導人離開政府中樞部門兩年，政體仍然安定”，對此我自己也感到費解。他們回日本後的第一年，佐賀就發生了暴亂。第三年，萩與神風連又發生了暴動。緊接着第四年，發生了西南戰爭。可見，日本的政體在當時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丟了工作與地位，企圖造反的武士階級大有人在。就此我也想請教一下專門的歷史學家。

第二個驚人的發現是岩倉使節團所帶的留學生與隨行人員中誕生了無數行業精英——中江兆民、金子堅太郎、團琢磨、牧野伸顯、津田梅子、山川舍松、新島襄等人。當時的新島襄不過28歲，中江兆民24歲，團琢磨13歲，而最小的津田梅子只有6歲。

在短短的時間內，在無數報名者內挑出以下成員，而日後這些人都成為了行業精英。不得不説，明治政府很有看人的眼光。

觀察者網：有人説，時值明治維新150週年，日本的紀念活動已大不如前，好像不少日本人對於這段歷史已經淡忘，並缺乏了興趣。你是如何看待這種説法的，你認為明治維新對現代日本的價值是什麼？

**內田樹：**對於明治維新的評價，與所有政治事件一樣，有正面的部分，也有負面的部分。每代人對於歷史事件的記憶，是由無數個流傳至今的小故事構成的。這些有趣可讀的小故事沉積在現代人的腦海中，然後人們再以當代的事物評判標準來判斷是非，形成歷史觀感。這就是所謂的“活的歷史事件”。

與此相反，當時即使發生再大的歷史事件，如果因為某些外在原因禁止後世的人們談論與記錄的話，那麼關於這件事的記憶會越來越少，人們會愈發不瞭解這段歷史。甚至對於當時對民族做出極大貢獻的人，我們也不會帶有敬意説出他的名字，也更難以用善惡標準去評判這段歷史。這就是所謂的“死的歷史事件”。

明治維新直到今日仍然被紀念、被談論，不僅僅是因為它給整個日本，整個亞洲，整個世界帶來的衝擊與持續影響。在世界範圍內，日本範圍內，關於這段歷史仍然有很多無法確定的未解之謎。但只要它被談論着，它就是一直活着的歷史事件，仍然會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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