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化的道路探索和選擇的歷史價值（下）_風聞

六，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評價

對於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評價有着截然不同的觀點，成功和失敗的評價。在我看來，歷史的事實就在那裏，對於歷史史實的差異不大，那麼按照歷史主義的規則來評價就必然的得出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是成功的。因為在新中國建立前，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共產黨，他們面對的中國的歷史命題是近代化，這一點沒有異議。那麼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是不是進入和完成了對中國的近代化的改造？

拿任何的標準，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非常成功的。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個政令統一的責任政府，一個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政令和法律一直到中國的最基層。這個政府有意願、有能力捍衞中國的主權權力和領導中國的建設和發展。

（這是安格斯麥迪森教授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從1700年到2000年美國、英國和中國人均GDP的比較）

從安格斯麥迪森教授的研究成果直觀地就能看出，美國的近代化進程比中國早200年，英國更早得多。中國進入近代化的國家的進程是從1950年開始，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價值，掃除了近代化的障礙，開闢了近代化道路，而且中國的近代化發展的速度毫不遜色於美國和英國。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停滯的，而是成功的。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是非常快的，GDP從1950年的約120億美元增長到1978年的2260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比之其他國家任何時期都不遜色。毛澤東時期的工業增長平均每年超過10%，用美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邁斯納的説法是比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毫不遜色。

從社會發展進步指標看，最重要的社會發展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毛澤東時代中國的HDI從1950年的0.159，增加到1978年的0.554，（按照2005年的HDI計算方法，後來又有新的計算方法，但是沒有歷年的統計比較）從極度不發展的國家發展到一箇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而且這個中國人類發展水平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1975年時是0.521，到1978年增長到0.554，年均增長0.011，跟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即1950年到1975年的增長速度相當。

毛澤東身後留下的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個工業體系是一個具有現代化基礎的工業體系，是能獨立完成兩彈一星，核潛艇和大飛機研發和製造的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完成了遍佈中國的基礎設施，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建立了普遍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人民提供普遍地教育和公共衞生服務。中國農村的公共衞生服務在1070年代末期覆蓋了90%的農村，由於公共衞生服務的普及，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40歲提高到1979年的70歲以上。中國的教育從1949年的85%的文盲，到1978年超過95%的中等教育入學率。1978年中國初級中學的入學學生2260萬人，而適齡兒童是2370萬人，中國進入中等教育普及階段。中國人口的素質大幅度提高，為後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優質勞動力。

在毛澤東時代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科技體系，這個體系能夠支持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除了像“兩彈一星”，核潛艇和大飛機這樣的標誌性的大項目之外，像多年以來獲得國家科技大獎的如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李振聲的雜交小麥，黃淮海平原中地產田高產改造，康瘧疾新藥青蒿素，甚至像吳文俊先生的數學方面的成果都是這個時期的科研成果。

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這些建設成果不但是中國近代化的成果，而且是中國崛起，實現現代化，搞產業升級物質和技術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談什麼崛起，現代化，都是水中月，鏡中花，中國夢也只能是一個夢。這樣一個工業和技術體系，在世界上只有美國、前蘇聯和作為一個整體歐洲擁有，而這些國家比中國的發展要早的多，從近代化的進程講比中國要早150年到200年，他們的經濟的技術的積累要比中國深厚的多，而中國是在比他們短得多的時間內，在外部封鎖的不利局面下基本上獨立建設起來的，建設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不僅需要人民長期的艱苦的勞動，而且需要領袖的遠大的眼光和堅定的意志，還要有靈活和強硬的手段拖着這個國家和民族走過歷史的瓶頸期。

七，把哲學智慧和實踐智慧結合起來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有一個優點是其他人不具備的，這個有點也是他成為世界巨人的特質。他是一個同時具有哲學智慧和實踐智慧的人，而且他能把這兩種有點矛盾的智慧融合起來。對於近代化的問題中國人早就有認識，像蔣廷黻在30年代就有明確的提出。但是，如何實現近代化的轉型？蔣廷黻提出把西方的制度全盤移植過來就行了，日本就是這麼做的，而且成功了。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近代化的國家機器是非常昂貴的，不是一箇中世紀形態的國家能負擔的。日本的近代化轉型對內嚴酷地壓迫工人和農民，對外靠向英國借款發展，然後通過戰爭掠奪和獲得戰爭賠款來償付借款和為後續的發展提供資金。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對中國農村的經濟狀況有着深刻的瞭解，中國的農村的負擔是按照人口基數，農民能夠負擔的每100人可以負擔2個脱產人員，包括黨政軍和醫生教師。這樣的負擔能力要支持一個統一政令的政府，支持公共服務，像基礎教育，支持一個三權分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支持一個強大的軍隊，還要支持國家的工業化，這是無論如何支持不了的。

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採取政不下縣的統治方式，把基層政權交給地主和鄉紳。在政府政治體制方面，把行政和司法合一，行政官員如縣官就直接審理案件。這樣就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政府的規模，降低了農民負擔。前文已經論證了這種體制不能支持中國的近代化和工業化。這樣就把一個現實的問題提到中共的面前，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這個制度一方面要保證近代化必須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活動，保證必須的公共服務，比如軍隊、警察、教育和司法。另一方面這個體制的成本還必須低，要減輕農民的負擔，還要能擠出錢來搞工業化。新中國的政府需要在一個被戰爭破壞的舊中國的經濟基礎上開始建立一個近代化的社會，這個政府要用遠遠不如舊政府的經濟資源來承擔遠遠超過舊政府的責任，政治責任、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這就需要極大的智慧來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政府的組織方式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新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是一種混合的體制，在上層是引進的蘇聯的體制，這也是必然的選擇，因為以前中國政府沒有管理工業化的任何經驗，新中國的工業化要依靠蘇聯的援助，為了接受蘇聯的援助，中國就必須跟蘇聯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接軌。但是在農村，中共因為有着長達22年的土地革命的經歷，跟農民建立了血肉聯繫，這樣在農村選擇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就有了中國特色。這個制度就是合作化和集體化逐步推進的中國人民公社制度。這個制度爭議巨大，但是從歷史主義的角度看，這個制度是成功的，只是後來的領導人缺乏哲學的智慧，在最終成功到來之前退卻了。

毛澤東選擇的這條合作化和集體化的道路其根據是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考查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現了英國的資本主義是通過分工發展起來的，分工就成為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市場經濟是首先通過專業分工，專業分工使得工人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從而產生勞動剩餘，勞動剩餘投入再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這就是擴大再生產的模式。由於專業分工，勞動者不再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而是為社會的消費而生產，而這個從生產到消費者的過程由市場來完成，這就是市場經濟了。在這個擴大再生產的經濟方式中，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機器被引入了生產，產生了工業化。毛澤東就是根據這個原理説服了黨內的同志用組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來完成中國的向近代社會，向工業化的過渡。那種用農民意願和所謂的貧困指責毛澤東的人是用選擇性的失明和對西方經濟學的無知。統計數據説明，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生產增長是非常成功的，1949年中國的糧食產量1.1億噸，民國時期中國糧食產量最高是1935年1.55億噸。到1979年增長到3.3億噸，比民國最高的產量翻了一番多。這個產量的增長也同樣是世界歷史上和不遜色任何國家的增長。在新中國相當一段時期內農民的生活水平增長不快是事實，但是這個情況的形成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改善了農民生活條件和衞生環境。這使得人均預期壽命大幅提高，死亡率大幅度降低。1949年中國的死亡率為2%，到1957年就下降到1.08%，1978年下降到0.625%，1979年是0.621%。由於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而同期人口的出生率的下降滯後，在相當的時期內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保持着3%以上的增長率，所以人口的快速增長吃掉了。到了1970以後，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下來了，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從1970年超過3%，下降到1978年的1.825%，這樣糧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人口增長，吃飯問題自然就解決了。毛澤東時代解決了中國糧食增長的技術問題，就是種子，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李振聲的雜交小麥，還有玉米，棉花的良種都是在這個時期解決的。化肥的大規模使用，那個時候，一斤化肥可以增產7到8斤糧食，農田基本建設，農業的機械化在這個時期都獲得了快速的發展，這些物質要素支持了糧食的長期快速增長，最終在中國人口翻了一番多的情況下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而不是什麼一包產到户就解決了吃飯問題，這個有統計數據的支持。

毛澤東時代採取了蘇聯的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的道路，這個也被許多人指責。許多人從英美的發展道路，認為中國應該採取先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然後再發展重化工業。這個是不懂現代工業。英美先發展輕工業，主要是紡織工業是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為18、19世紡織業就是最先進的工業，還沒有近代化的重化工業技術呢。毛澤東選擇重化工業優先是客觀條件決定的，而不是個人意願或者根據什麼教條決定的。第一，當時中國輕工業嚴重依賴農業提供原材料，當時的統計是依賴率86%，這種情況下，中國輕工業的發展有賴於農業的發展，而中國雖然是農業大國，而不是農業強國，人均糧食產量1949年才210公斤，1952年260多公斤，中國糧食長期短缺，而輕工業的發展要求拿出大量耕地來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支持工業，吃飯問題和發展問題的矛盾無法解決。農業的薄弱決定了中國輕工業優先不起來。英國發展輕工業是靠廣大殖民地，印度人民要餓着肚子給英國提供棉花，為了英國的紡織工業，印度就要忍受經常的饑荒，人均預期壽命35歲。印度的土地不能為養活印度人服務，而要保證英國的工廠服務。美國地大人稀，又採取殘酷的奴隸制莊園種植棉花來支持紡織工業。其他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優先發展輕工業。德國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再一個是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後，蘇聯願意大規模地支援中國的工業化，這個支援大大縮短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所以中國選擇跟蘇聯接軌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而且這條道路是成功的，中國工業化快速的完成了，而且沒有付出巨大的代價。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輕工業的發展也是在重化工業的支持下才得以快速發展，是石油化工提供的化纖，塑料，鋼材為輕工業的快速發展提供的原材料，農業的原材料的比重已經越來越低了。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非常注意激發人的自覺性，注意把人的自覺跟個人利益結合起來，用看得見的成果來激發人的自覺。人大多數都是“現實個人主義者”，沒有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果，他們是不會跟着你走的。所以在合作化發起的階段，毛澤東非常強調合作社一定要增產，要增加社員的收入，要表現出比單幹的優越性。他樹立的典型模範一定是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模範作用帶領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向共同富裕的人物，而絕不會用國家的錢堆積起一個典型。他樹立的典型一定是具有先進性，代表着社會發展的方向，代表着通向人的解放的道路。其次是可操作，可以學習。無論是大寨，還是“窮棒子”社，或者史來賀的劉莊，都是中國最廣大農村的一個標本，其中大寨和“窮棒子”社還屬於自然稟賦薄弱的農村，是貧困山區，原先都是極貧困的村莊。在這些農民領袖的帶領下，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變了自然面貌，發展了生產，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這些集體經濟通過20幾年的艱苦奮鬥，人民收入比較單幹時期提高了幾十倍上百倍。這些農民領袖不知道馬克思，不知道亞當斯密，不知道什麼社會化大生產，但是他們知道按黨的號召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是一條光明大道，合作化和集體化提高了農民的勞動效率，更重要的是通過組織化解決了近代化的分工的問題，為農村工業化創造了條件。這個農村工業化是中國道路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這個中國式的合作化和集體化不但解決了農業為工業提供原材料和市場的作用，降低了城市工業與農村交易的交易費用，更重要的是農民通過分工合作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有了勞動力的富裕，這些勞動力可以用來從事更廣泛的工作，如從事農田基本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水利、電力，公路等公用設施，為農村工業化提供了基礎設施的保證。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農民把自己的資源像土地、勞動力和農業、林業的生產剩餘資本化創造了條件，這是中國後來的鄉鎮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無論是西方的市場經濟還是蘇聯的計劃經濟都不能產生農村的工業化。西方的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資本，市場經濟下資本首先產生於城市，城市集聚着各種生產要素和資金，為資本組織生產和消費創造了有利條件。資本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追求利潤，而且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那麼資本肯定不會投資於農村的基礎設施這樣沒有收益的項目，相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的資源會被效率更高的城市資本源源不斷的抽吸到城市，比如土地，勞動力和農產品，這就造成農村空殼化和貧困化加劇。這是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無法避免的情況，直到農村的破敗到無法維持基本的經濟活動，就必須依靠國家的補貼來維持，就是所謂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

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集體農莊也不會產生鄉鎮企業，因為作為計劃經濟的一部分，蘇聯把農村就設定為城市工業提供農產品，提供原材料，在計劃體系下，農村不被賦予進行工業建設的權利。

中國的鄉鎮企業是一個制度性創新，一個經濟模式的突破，它突破了傳統的農村和城市，農業和工業的界限，它使得農村和農民直接進入了近代化和工業化的世界歷史的進程中，而不是城市工業的附庸和原材料的來源。這使得中國的農民有了參與經濟活動的主動性。在這個過程中，早期特別突出的是河南劉莊的史來賀，到70年代，華西村和長江村表現的非常突出，保持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現在一個村莊的產值數百億，已經完全是城市的經濟形態了，村民都是百萬、千萬富翁了。

中國農村工業化發軔於大躍進，史來賀的劉莊就是在大躍進時期開始工業化的，包括大鍊鋼鐵這樣的“土”工業化運動，高潮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持續到80年代末期，其間鄉鎮企業的產值增長了數百上千倍，最高的時候佔到中國工業產值的1/3。中國的改革比蘇聯成功，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鄉鎮企業大發展具有着決定性的作用，它的存在使得中國存在着獨立自主的企業，它們能夠根據市場的需求調整自己的生產，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產生了，由於鄉鎮企業的快速擴張能力，它使得中國的改革能迅速結束供應短缺的時期，進入供需平衡。

鄉鎮企業一方面大量的供應消費品，結束了中國商品短缺時代，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對於投資的巨大需求帶動了對機器設備和技術原材料的需求，這反過來刺激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直到1989年帶動經濟增長的是消費和投資，這其中鄉鎮企業作用巨大。對於鄉鎮企業，毛澤東的哲學智慧使得他早在1959年就預見到這個新生事物將是中國農民“偉大的光輝燦爛的希望”。蘇聯的改革失敗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它沒有作為市場活動主體的企業，蘇聯的企業都是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生產車間，企業都是按照計劃獲得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動力，國家按照計劃收購所有的產品，拿走所有的利潤。一旦改革，國家沒有這個市場體系來提供商品交易平台，企業不能得到原材料，不能銷售產品，原先的經濟關係混亂了，生產遭到極大的破壞。

中國的鄉鎮企業沒有這個問題，它們本來就是自己找市場，自己找原材料，找設備，找技術，鄉鎮企業的活動無形中形成了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為後來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平台，這樣中國的改革才能比較順利地進行。現在持公正觀點的經濟學家也承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毛澤東開始的，標誌就是《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毛澤東一直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不滿意，他認為蘇聯的計劃經濟太官僚化了，完全沒有人的主動性在裏面，人變成計劃的奴隸。毛澤東一直想打破這個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大躍進是一個失敗的實驗，但是它思想的起點卻是正確的。

毛澤東用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用合作化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建立了農村的政治經濟體制，他用這兩個體系把中國整體上帶入了近代化的世界歷史。這其中，農業的社會主義實驗是毛澤東獨特的貢獻。處於中世紀狀態的農村，通過合作化集體化走向近代化、現代化和後現代化農村的道路被走出來了。這條道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有偉大意義的。西方近代化的歷史是非常殘暴的，而且對農村是破壞性的。蘇聯的道路對於一個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斯大林選擇這條道路有他歷史地原因，他要在帝國主義從一次大戰中緩過來對蘇聯發起進攻之前完成工業化，所以工業化的速度對於蘇聯來説具有生死存亡的意義，從這一點來説，斯大林是成功的，他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成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但是斯大林道路對農民的盤剝也是非常厲害的，而且最嚴重的是剝奪了農民發展的權利，剝奪了農民的資本權利，為後來的發展設置了嚴重的障礙。相比西方的近代化道路和蘇聯的近代化道路，中國的近代化道路是比較好的，代價比較小，過程比較短，發展的比較快。

近代化社會比較中世紀的社會有着歷史的“鴻溝”，兩個社會形態截然不同，這個變化是革命性的。以中國的傳統社會和近代化社會的比較，傳統社會的統治是以經驗管理，人們的社會關係以宗族、家族和熟人為核心，通過長達上千年的歷史的磨合，經驗變成了傳統，人們根據傳統決定政治和自己的行為。近代化社會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大地超過了傳統的社區，大量的交往在陌生人之間發生，這樣社會管理和人們的關係就必須以書面契約，通過法律來進行。傳統社會的生產是靠習慣和經驗來進行，近代化的經濟因為分工和社會化就產生了管理，有税收、成本、銷售的賬目等等管理行為在不同人之間進行，這就需要所謂的“數目字”管理，需要統一的會計標準。近代化工業的工人需要基本的文化，而傳統的農民絕大部分都是文盲。近代化不僅僅是經濟和行政的改變，還涉及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根本性改變，這些改變相對於傳統社會是革命性的變革。作為從傳統社會向近代化社會轉型的農民，他不適應新的經濟形態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們還習慣與舊的經濟形態，但是社會已經強迫他接受新的經濟形態。這種轉型中的社會中，持各種心態的人都有，用習慣於舊的生產方式，社會生活方式的人的心態作為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政策是一種鄉愿的政治，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

近代化的生產活動產生於分工，分工就有組織，科斯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近代化的生產組織，社會化的生產就要產生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科斯的研究是建立在近代化和現代化經濟組織之上的，近代化轉型非常困難的一點就是當分工和組織建立起來以後，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產生了，但是在近代化生產的初期生產效率的提升有可能不能覆蓋交易成本和組織成本，這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困難。近代化經濟比自然經濟是更高級的經濟形式，也是遠比傳統經濟複雜的經濟形式，需要文化知識和特殊的管理技術，這些都不是傳統社會能提供的，也不是學校能學到的，這些技能一方面需要學習，更重要的要從實踐中積累經驗。近代化的經濟中的企業因為社會化生產就會產生經營活動，經營活動就有失敗的風險，轉型期的農民經濟基礎脆弱難以承受經營失敗的風險。這些都是近代化經濟的問題。但是能因為近代化的這些風險和問題就不要近代化了嗎？就退回到自然經濟去嗎？這些問題的解決就需要領導人的遠見，意志和能力帶領人民跨過這條“鴻溝”，走向新的世界。

這些近代化的問題是世界性的普遍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也就具有普適的價值。組織化是近代化的必要條件，組織化的過程可以是資本組織，也可以是國家組織，還可以是人民的自我組織。這個組織者就掌握了資本的權利，就是把資源資本化來獲得生產剩餘的權利。不同的組織方式社會代價不同，成本不同，效果也不同，但是這都是近代化的道路。毛澤東動員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走組織起來的道路，給農民指出了通過自我組織獲得資本權利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當前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還處於中世紀社會和經濟形態，苦於貧困和不發展。他們的根本的問題就是沒有能力進入近代化的國家發展形態，還處於自然經濟的循環中，毛澤東帶領中國走過的道路具有對於世界尚未發展的國家普世價值。

中國今天雖然有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積累的一定的家底，但是也積累了很多問題，發展面臨着瓶頸，如三農問題，下崗失業問題，兩極分化問題，老齡化問題，經濟上的投資產能過剩、產業升級問題，經濟轉型問題，問題很多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失敗的可能，對此中央有着清醒的認識。要處理好這些問題就要抓住中國的結構性矛盾，處理好結構問題，造成突破，讓中國再上一個台階。

我認為中國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個是三農問題，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中國的農村是一個自然經濟形態，而城市已經是近代化和現代化了，這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原因。在那些完成近代化經濟的鄉村，像華西村、長江村是不存在二元結構問題的，那些大城市周邊的鄉村也沒有嚴重的城鄉二元對立，但是在一般農村由於處於自然經濟形態，農民不能獲得資本權利，除了外出打工獲得一份勞務收入之外，沒有其他收入，勞動力的外流更加劇了鄉村的破敗，形成農村的惡性循環。那麼解決三農問題的第一個出路就是合作化解決農村的自然經濟，把農村的資源資本化。現在談城市化，如果是把農村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去，這種城市化十有八九要失敗，一個是大城市的容納能力有限，中國人口太多。二是大城市的資源消耗大，人口向大城市積聚，會帶來資源供應和環境容量的問題。三是，農民進入城市以後對於城市財政壓力加大，特別是養老和醫療的壓力，未來城市政府有沒有這個財政能力把城市人口都包起來？不樂觀。如果把城市化的基礎放在村，把發展集體經濟作為城市化的基礎，這樣城市化就有了一個可靠的基礎。像華西村、長江村、南街村這樣的年產值數十億、幾百億的村子已經是近代化現代化的經濟形態了，把這些村莊改造為現代城市，把一些組織好的農村，幫助他們發展各種形態的近代化的生產和加工業，旅遊業，農村可以用近代化、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的道路來發展，農村可以變成更適於人們生活的地方。農村的生活成本和資源消耗要遠遠低於城市，後現代的鄉村比如以沼氣為核心的能源循環，沼氣可以提供能源，人畜糞便和農作物秸稈可以生產沼氣，沼液可以作為農家肥，沼渣可以養蚯蚓，還可以作肥料，蚯蚓可以養雞，雞糞是高級農家肥。這樣的農業生態循環可以大幅度降低農業對化肥的消耗，降低社會的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科學種田，可以降低農業對水資源的消耗，中國是一個水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中國現在70%的水資源用於農業，而農業用水的有效率只有不到50%。如果能夠達到西方的效率水平75%，這樣用50%的水資源就可以解決中國的農業用水問題，就可以節約大量的水資源用於環境保護和涵養。這種鄉村的城市化道路，農村近代化、現代化、後現代化的改造雖然過程艱鉅，但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中國的第二個問題是產業升級。沒有那個生產褲子換飛機的國家是現代化國家。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收入是由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的。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到不了美國農民的1%，中國勞動密集產業的工人收入只能達到美國工人的1/10，而且中國工人的勞動強度大大超過美國國內工人。而在高科技比如飛機制造，航天科技方面中國人跟美國的差距就很小了。當年中國引進MD82生產的時候，美國方面測算了一下，中國工人的勞動效率是美國工人的2/3。產業結構決定了工人的收入。現在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單靠國內市場是不夠的，中國要靠輸出資本，帶動國內的生產資料的輸出和金融、技術的服務的出口，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近代化從而帶動中國的高附加值的機器設備、技術的出口才能支持中國的產業升級，單靠國內市場是無法支持產業升級的，何況現在的開放政策也不能為產業升級提供國內的市場保護。像航天、航空還有電信技術，IT技術，重型機械這些產業都是面對世界市場才能獲得發展的，而這些產業要想走出去，要靠國家的資本輸出助一把力。國內現在產能過程，與其自己消滅產能不如輸出到友好的發展中國家，幫助他們實現工業化。毛澤東説中國應該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既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儘自己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也是幫助自己發展，幫助自己產業升級。中國輸出資本、機器設備和相應的技術、管理、金融服務還能帶動國內的高附加值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就業。現在世界經濟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退出貨幣寬鬆政策，這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資本外流，貨幣大幅度貶值，經濟危機。這個時候倒是中國資本輸出的時機。如果很好的組織，能夠幫助中國化解現在的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下降的困局。但是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最大的問題在就在於這些不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處於前工業化也就是中世紀的社會經濟形態，他們面臨着最大的問題就是需要一個組織的過程才能接受工業的輸入，進入近代化的進程。這就要求中國輸出資本、機器、技術和管理、金融服務的時候，還要輸出理論和經驗，幫助他們完成組織化的過程，他們才能接受中國的工業化輸出，這是一個艱鉅的工作。

這兩個問題是中國目前現實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的好中國經濟就能再上一個台階，解決不了就有可能陷入中等發展的“陷阱”。

八，防止現代化轉型中的陷阱

中國現在面臨的產業升級和深化改革實際上是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這個轉型不是既有的模式下的擴張，而是必須有所改變，而且是重大的原則性的改變，是發展路徑的改變。但是在這個改變中存在着陷阱，有可能造成嚴重的錯誤，如果不能避免落入這些陷阱就有可能發生顛覆性的錯誤。

一個錯誤是陷入某種概念不能自拔。我們中國的文化中存在着重名而不求實的習慣，現在在學術界就有這種情況，不重視歷史實踐的結果，不是實事求是，而是陷入西方傳播的某些概念不能自拔。比如相信市場萬能，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近代化和現代化轉型是靠市場自己完成的，都是靠政府強制推行政策引導的結果。再比如對壟斷，在中國學術界裏壟斷是萬惡之源。但是在資本主義中，企業要靠壟斷才能獲取超額利潤，著名的前GE總裁韋爾奇的經營秘訣就是在一個行業中要獲得壟斷地位。中國國內學術界和媒體對於國企的壟斷口誅筆伐。但是在世界上，對於大宗商品本來就是寡頭壟斷，沒有壟斷對抗國際寡頭的壟斷，中國就會吃大虧。石油市場因為有“兩桶油”的國內市場壟斷還能跟來自西方的石油寡頭抗衡一下。鐵礦石市場中國沒有壟斷，鋼鐵也沒有壟斷，結果是中國空有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市場，但是中國在這個市場上毫無發言權，鐵礦石的價格從中國大量進口以後一路竄升，翻了好幾番。因為有壟斷，中國的高鐵的引進到消化吸收再出口，現在中國的高鐵技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而中國的汽車業沒有采取鐵路的方式，開放外資進入，想用市場換技術，不重視自己技術的開發，也不注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結果到現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主要還被外國品牌的汽車佔據，汽車業的工人收入低於造船業，中國國內的汽車的價格高於外國，利潤都流入外國汽車企業了。成功的實踐來源與正確的觀念，這正確的觀念來源於對實踐的正確的總結。拿着在世界歷史上根本就沒有成功的概念來指導中國的實踐想不失敗恐怕也難。

再一個錯誤是對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的估計不足。中國的產業升級對世界經濟的衝擊是非常巨大的，中國的崛起跟現存的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制有着結構性的矛盾。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當初中國沒有掌握程控交換機技術的時候，儘管來自西方的七個國家的八家電信企業在中國競爭很激烈，但是他們在價格上絕不讓讓一分錢，都是500美元/線。這個價格一直保持了10幾年，這實際上是一個價格卡特爾聯盟。直到中國掌握了程控交換機技術，成立了“巨、大、中、華”四家電信公司。當中國掌握了程控交換機技術之後，程控交換機的價格快速下跌，到前幾年這些設備的價格下跌到30美元/線，西方電信企業在這個領域的利潤被擠幹了。這個事例説明幾個問題，第一西方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很大一部分來源於技術壟斷，由於技術壟斷獲得的利潤非常高，高到難以想象。沒有技術壟斷的領域西方企業並沒有很強的競爭力。第二就是中國崛起以後對西方企業的利潤壓縮極大，不僅僅是電信，其他的原先西方控制的製造領域，只要中國進入，掌握了相關技術，西方企業一般都要降價20%-30%，這個基本上就是他們的利潤空間了。像新能源領域，像風電、光伏發電和新型電池，這些領域被迅速發展的中國製造覆蓋，西方基本上就發展不起來了。這些事例説明了如果中國實現了崛起，哪怕僅僅是經濟上的崛起都會對現行的西方企業控制的資本、技術和大宗商品的價格估值體系產生顛覆性的衝擊，這個衝擊對現行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影響是顛覆性的，僅僅從這一點上，中國崛起與西方控制的世界秩序存在着結構性的矛盾。對此西方的認識是清醒的，他們千方百計要壓制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其中之一就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中國的高技術產品進入西方的市場，比如華為是中國能夠跟西方電信寡頭競爭的中國電信企業，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以安全的名義禁止華為進入他們的市場。這是現實世界裏的鬥爭，對此估計不足就會吃大虧。

中國高技術的世界市場恐怕還是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華為和中興公司即便是在中國的市場也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發展起來的。

中國需要改革是毫無意義的，這在30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如此。還拿中國電信為例，中國從蘇聯引進的經濟體制是條塊分割，這嚴重影響了資源的合理流動，程控交換機的技術是由解放軍電訊工程學院突破的，但是他們跟電信不是一個部門，他們的技術不能進入電信服務，所以華為和中興費了很大的勁才能進入中國電信的網絡。條塊分割極大地影響了中國電信服務的發展。再一個事例是蘇聯的汽車業，蘇聯有着世界上最強大的坦克裝甲車輛的製造能力，但是蘇聯的家用轎車卻長期不能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蘇聯自己不能開發家用轎車，要從意大利進口汽車廠。同樣這是體制分割惹的禍。蘇聯的研製坦克裝甲車輛的技術不能轉用於民用汽車，製造能力也不能轉化為小汽車的生產能力，龐大的軍工製造能力不能轉化為創造社會財富的民品製造能力，而只能成為消耗國民財富的吞金巨獸。這種體制是拖垮蘇聯經濟的罪魁禍首。西方的發源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結構是圍繞着汽車工業發展，其核心就是內燃機技術，無論是航空工業還是坦克都是圍繞着汽車工業發展。這種體制的靈活性就比蘇聯的體制好得多，平時和戰時技術資源和生產能力的轉換快速且平時用汽車工業獲得利潤擴大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戰時民用生產能力迅速轉換為坦克和飛機生產能力，這樣軍民融合的體制要比蘇聯體制效率高的多，成本低得多。當然要改革蘇聯的體制。但是一切改革必須遵從實事求是的原則，要從規律出發，而不是從某種被認為是正確的的概念出發，那種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概念出發，認為按照某種普適的概念出發就能把國家改造成現代化國家的改革恐怕最終難逃“邯鄲學步”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