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化的道路探索和選擇的歷史價值（上）_風聞

紀念一個離去42年的歷史巨人，把發在2014年的搜狐博客中的文章轉發在觀網上。

習近平主席最近談到中國道路的時候有兩個觀點非常重要，第一是要建立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第二是建國後的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這兩個觀點是緊密聯繫統一的邏輯，是堅持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保證，是中國發展實現中國夢，不發生顛覆性錯誤的理論保證。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虛詞粉飾能夠維持的，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來源於歷史實踐的成功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所以對新中國歷史的正確認識包括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正確認識是建立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的根本保證。

毋庸諱言對新中國前後30年的認識特別是對前30年的歷史認識在社會上，在學術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持全面肯定的和徹底否定的觀點激烈衝突，這種衝突正在撕裂中國社會的共識。這種分歧一種是基於基本立場的分歧，那些堅持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堅持以西方普世價值改造中國的人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的立場是根本對立的，不可彌合的。這個爭論面對的是那些希望中國獲得發展實現現代化，實現中國夢的，但是對中國發展道路存在着迷惑的最大多數的人們。這場爭論應該回答這些人關心的中國向何處去，走什麼路的問題。

一，必須基於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實踐進行研究

對於毛澤東時代的30年的建設的成績和過失，對於毛澤東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也就是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評價必須基於大歷史觀，唯物史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儘管所謂的大歷史觀是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這個前國軍的軍官提出來的。所謂的大歷史觀就是從歷史的規律出發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在歷史中的作用進行評價，這種評價的評價標準是統一的，可衡量的，對於歷史規律的認識也是統一的，邏輯自洽，可以驗證的。這種大歷史觀、唯物史觀與中國傳統的歷史價值判斷有着根本的區別，就是這種統一的標準，邏輯的自洽和實踐驗證。現在只有唯物史觀可以提供這樣的對於歷史的邏輯分析。

用大歷史的觀點研究歷史，要從一個比較長的歷史的演變來看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活動，要從世界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的中國歷史演變來研究中國的歷史。這是因為歷史活動的規律往往是在長期的歷史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也就是必然性的表達是長期歷史的過程，而短期的歷史表現往往是大量的偶然性的表現。

研究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歷史地位，要從中國的近代歷史，從1840年的近代歷史開端説起。

二，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歷史背景

從中國近代史一開端，中國就面臨着一個“3000年未有的大變局”，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直接把中國文明生存和延續的問題提到提到眼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家面臨被瓜分的危險。

資本主義的生存方式決定了它要把自己的力量擴展到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的生產方式強迫它必須不斷地為自己的生存尋找新的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地。資本主義的這個擴張的過程從16世紀就開始了，就是殖民主義擴張的歷史。到19世紀，大英帝國用大炮轟開中國大門的時候，中國是資本主義世界待開墾的最後一塊“處女地”了。對於中國的處置，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有不同的想法。英美準備把中國作為一個公共殖民地，或者説是經濟殖民地，上海的租界就是中國面臨的局勢的縮影。而作為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的野心是把中國作為它獨佔的殖民地。同時沙俄把新疆和東北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此沙俄與日本在中國東北爆發了一場戰爭，結果是沙俄失敗，沙俄的勢力與日本在中國的東北形成對峙。英國不但佔據中國的香港，對廣東有着重大的影響，而且把自己的力量滲入了西藏。法國從越南向雲南伸展。這就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面臨的生存危機。這也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國際背景。

從國內看，“洋務運動”的失敗已經説明改良主義的失敗，單純尋求經濟改良，簡單引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不能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方式，而是一種文明形態，是包括着政治體制、社會組織形態，軍事組織制度和經濟生產方式以及意識形態、價值觀為核心的精神形態的文明形態，國家形態。試圖保留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和意識形態，而僅僅從枝蔓上尋求改良是不可能成功的，晚清的名臣李鴻章就哀嘆自己不過是“裱糊匠”，這説明作為晚清“能吏”的李鴻章對當時的局勢已經無能為力，就表明了晚清的中國整個體制已經不可能用內部的改革來挽救，沒有人能挽救它，徹底的無可救藥了。中國需要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得到拯救。

三、近代化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命題

中國進入近代以後，一些比較先進的人羣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困境，李鴻章認識到中國面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在中國引起巨大的反響，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鄭觀應寫了《盛世危言》等等，如何挽救中國是貫穿近代中國始終的一個問題。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洋務運動”失敗了，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到是推翻了清政府，但是中國隨即陷入軍閥混戰，從國家形態上甚至不如滿清政府，至少滿清還在形式上保持着中央集權政府，而中華民國一建立就陷入軍閥混戰，國家陷入分裂和混亂，人民水深火熱。中國的救亡不是那個人的主觀意志，而是客觀的現實的逼迫。

中國的出路何在？這就把近代化的命題提到了中國人的面前。從歷史的經驗中，特別是世界歷史的經驗中，一部分中國人提出了近代化的問題。

蔣廷黻著有《中國近代史》一書，在前言裏他説：“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強，不能者必遭致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在資產階級的自由派眼中，近代化已經是關乎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核心問題了。

對於中國的出路，在當時的中國有各種思路，一種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即保留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同時，引入西方的工業技術。當然這種思想以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態出現，就是要保護中華的傳統文化，要留住文化的根。再有是西化派，這裏面又分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主張全盤引入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以求國家的富強。自由派主張學習英美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國家主義則傾向德日的軍國主義制度，後來是法西斯主義。最後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特別是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的革命成功，影響到一大批先進的中國人選擇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尋找中國出路的思想中，總是混合着不同的思想，拿蔣介石來説，他在文化上和政治制度上屬於國粹派，主張保留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的社會制度，保留鄉村的地主士紳自治。但是他又想通過學習德日的軍國民主義使得中國富國強兵。他又欣賞蘇聯軍隊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又把蘇軍的政治制度異化為軍隊的特務制度。蔣介石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當時中國思潮，就是“混搭”，什麼樣的制度都有一點，什麼樣的思想都有。大家是拿來主義，但是都沒有什麼效果，中國也一直是一個失敗國家，一個處於中世紀形態的國家。直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才解決了中國出路問題，解決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問題。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才解決了中國的命運問題？才解決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問題？其他的思想和努力，包括辛亥革命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就要從近代化的問題説起。

什麼是近代化，這個近代化是世界標準的，這個近代化歷史把中國的歷史跟世界的歷史連接起來。這個歷史的近代化首先要從從亞當斯密開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描述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分工開始，隨着分工，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隨之社會財富的生產大幅增加，生產和消費隨着表現出社會性。生產不再是為生產者本身的消費，而是為着社會生產，消費者消費的也不再是自己生產的產品，而是商品。這種商品化的生產和消費是大英帝國崛起的起點。

再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麥迪森教授，在他《世界經濟千年史》中考查了歐洲近代化先驅國家和中世紀形態國家的經濟數據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一個國家的人均GDP的增長與否是一個國家是否進入近代國家的標誌性指標。

再一個馬克思説的資本主義把它的生產方式強制性地推廣到全世界。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馬克思那裏就是近代化的一個標誌。

黃仁宇先生所説的數目字管理的國家也是一種近代化國家的標誌。這些論述統一起來就是社會化的生產是世界近代化的起點，工業化則是近代社會的標誌。社會化生產造成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由於分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直接推動了機器的使用，機器的使用更加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就產生了工業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造就了社會財富的幾何級數增長，表現出人均產出的增長。由於分工產生交易和對於生產、交易和分配的管理，這就必然要求社會的管理的數目字關係，即對生產的數量、質量和成本、利潤、税收等等科目的管理，這種管理必須要求以數字的形式表現。所有這些陳述都是近代化過程的不同方面的表徵。對於中國來説，近代化的進程因為在西方已經完成工業化的進程後才開始，所以中國的近代化就集中表現在工業化中。不僅僅是中國的近代化集中表現在工業化，而且世界上所有國家的近代化擁有着基本相同的標準。這個世界上除了極個別的國家因為上帝的厚賜可以依靠豐富的資源過上不錯的生活，其餘的國家只要沒有進入近代化進程則都陷入失敗國家的境地。近代化的集中表現就是工業化，近代化是所有國家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

中世紀國家是對近代化過程之前的國家的統稱，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形態各異，難以統一的描述，但是他們都沒有進入近代化的進程。近代化對於世界上所有的的國家是一個歷史的分野，是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李鴻章就稱“中國面臨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就是世界的近代化在叩響中國的大門，但是他對此無能為力。近代化相對於傳統中國的社會變化是革命性的。

四、為什麼中國的近代化不經過一場革命就不能實現？

這裏面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世界各國的近代化都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府對外要保障國家的主權權力，抵抗外來的入侵，保護本國的資本權利，保護本國的市場和資源。另一方面，這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要打破國內對於商品、資源和資本流通的一切障礙，讓這個社會化的生產過程可以持續下去。這就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近代化轉型的基本規律。當然近代世界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資本主義的普遍性的做法是通過殖民、掠奪和奴役來加快資本形成和保證本國的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優勢。中國如果要實現近代化轉型，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可以保護國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無論是清朝政府還是到了民國時代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不是一個強大的政府，都不能保護本國的國家主權，抵抗外來的侵略和控制。

從國內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看，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嚴重地約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中國的封建制度有爭論，應該這樣看這個問題。中國的傳統社會跟歐洲的封建采邑制度不同，拿歐洲的封建制度套不上中國的舊國家體制。但是中國的舊國家體制中同樣存在着封建性的制度，這種封建性的制度就集中體現在鄉村自治中。

中國的封建性的社會要從中國的社會結構説起。社會結構分析也許是歷史研究的新的方法。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二元社會，上層的皇權政治與中下層的士大夫地主階級共同統治着中國。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中，歷來是“皇權不下縣”，這個皇權政治體制不是封建的，而是中央集權的制度。但是在鄉村之中，由地主和士大夫集團實行的鄉村自治體制則是中國的封建性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個地主士大夫階級統治着中國85%-90%的農民，他們通過土地依附控制着鄉村的經濟；通過宗法制度甚至武裝控制着鄉村的政治；通過天命論和文化控制造成農民普遍的文盲和愚昧並由此控制着農民精神世界；通過對經濟、政治和精神的控制對一個地方實行完全統治。這種統治雖不同於歐洲的貴族采邑封建，但是從對於農民的控制，對於地方的全面控制的形態來説是相似的，這就是中國的封建性制度。

士大夫地主階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者，也是中華傳統文明的承載者，這個階級對於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而不絕功莫大焉，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都曾經中斷過，甚至滅絕了。但是在近代化的問題上，這個士大夫地主階級對於鄉村的封建性統治隔絕了中國鄉村與社會化生產方式的聯繫，造成中國社會的碎片化，造成中國的“一片散沙”。

這種社會結構下，鄉村無法大批量地提供工業原料和市場，這樣中國的城市工商業與鄉村農業就成了相互多餘的贅生物，鄉村並不需要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城市工業經濟對農業的衝擊造城農村的破產，為革命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中國的近代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終結這個中國的封建性的社會結構，統一全國的市場和税收、法律，讓物資、商品和資本、人力資源暢流，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須。

這個任務本來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這個反抗帝國主義，實現中國主權獨立和終結中國封建性制度，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內容。但是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既沒有這種歷史的自覺，也沒有這種意志，更沒有能力來實現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使命，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使命就歷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中國的這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使命，無論是反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入侵，捍衞自己的主權權力還是打破中國封建性的社會結構都不是輕而易舉的。相比帝國主義國家，中國還處於中世紀社會，經濟技術和軍事技術相比帝國主義國家有代差，中國的社會由於封建性的結構，缺乏社會的有效組織，雖然人口眾多，但是沒有有效的組織是一片散沙，豐富的人力資源不能有效使用。缺乏近代化的組織，軍隊的人數雖多，但是戰鬥力極差。要想對抗現代化武裝的帝國主義談何容易。而指望帝國主義自己放棄他在中國的特權那是做夢。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要求不斷地擴大它的市場和資源供給，作為世界人口最多和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國提供的資源和市場是像日本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崛起的必要條件。即便對付中國的封建性的勢力，他們對鄉村的控制已歷經上千年，可謂之樹大根深，地主士大夫階級對鄉村的控制非常嚴密，從經濟、政治和精神上完全地控制，而且往往地主還保有武裝，他們還有着統治集團如蔣介石集團的武裝的支持。這樣的階級要想他自己走進墳墓，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讓出道路世界上也從來沒有過，世界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經過戰爭和革命推翻原先的封建制度才能建立資本主義的制度。

中國的土地革命根本上就把這個傳統控制鄉村的士大夫地主階級，也就是“土豪劣紳”徹底打翻，消除了隔絕中國近代化城市與傳統鄉村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貫徹於中國所有層級的中央集權統治。這個革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才獲得成功的。

因為有了毛澤東的領導才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的民主革命既沒有意志，也沒有能力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中共的其他早期領導有這個意志，但是沒有能力把握這個革命。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可以歸納為四件事，思想建黨，建軍，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建立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國這個由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民主革命，無論是在馬克思還是列寧和斯大林哪裏都是聞所未聞，不可思議的事情。怎麼會出現無產階級的政黨領導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從理論到實踐都是毛澤東完成的。理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主要著作有《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

在實踐中，毛澤東解決了黨的建設的問題。一方面中國受困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這種不發展不但造成資產階級的軟弱，而且也使得中國的無產階級的弱小，真正的產業工人，這個本質上的無產階級的人數很少。中國最大多數的是貧苦的農民，占人口的85%左右。而這個農民階級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中屬於小資產階級，屬於自在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政黨要想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就不能僅僅依靠數量極少的無產階級，而必須把自己的政治基礎儘可能地擴大，擴大到占人口95%的人民，這裏面就包括農民，農民中的貧農和中農，中立富農，還包括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是另一方面，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又不能在革命中喪失自己的階級立場，喪失自己的先進性，喪失原則，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政黨。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和政策的問題。

黨的幾任領導人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都把握不住，不是犯關門主義的錯誤，把自己孤立起來，這就是“左傾”的錯誤。再不就是放棄黨的階級立場，這就是投降主義的錯誤。中國革命因為敵人的強大和自己的弱小，不得不長期在農村活動，他的力量的發展主要也在農民中，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大批的農民進入黨內，加上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入黨，這就帶來了大量的農民意識和小資產階級意識，今天看看黨內的非無產階級價值觀比之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死抱着無產階級意識的標準來發展黨員，那麼黨就不能得到發展。但是如果對各種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讓步和縱容，黨的性質就必然改變。

毛澤東採取了思想建黨的方針，用黨內的思想鬥爭和路線鬥爭來教育黨員樹立和保持無產階級的意識。在這個問題上拿所謂的民主這個觀念非難毛澤東的人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在黨的無產階級意識問題上根本就不是人數多少的問題。能夠堅持無產階級自覺的黨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只能是少數人，人是有個人利益訴求的，而個人的慾望跟黨的性質並不都是統一的，如果按照多數人的意願選擇路線，那麼黨的性質必然改變為一個農民黨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這是原則性的問題。在黨內能堅持黨的性質的原則的領導並不多，特別是在艱苦的鬥爭中，在獲得勝利後對待勝利果實的時候，在面對權力的時候。這個黨的建設是毛澤東勝利的政治基礎之一。

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是毛澤東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在毛澤東建立這支人民軍隊之前所有的軍隊都沒有政治意識，中國傳統的軍隊更是僱傭性質的軍隊。只有毛澤東建立的這個人民軍隊從開始就有意識地建立軍隊的政治意識，這種政治意識一方面是組織建設，支部建在連上；另一方面是在軍隊中推行民主主義，“三大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公開，在軍隊中建立平等主義，官兵平等。這些組織和政治意識的建設給這支軍隊注入了靈魂，使得這支軍隊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使得這支軍隊在與敵人相比他的武器嚴重落後的情況下仍然表現出更強的戰鬥力。抗美援朝戰爭是這支軍隊輝煌的紀念碑，標誌着這支軍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這支強大的軍隊是中國進入近代化階段的一個標誌，一個強大的國家建立了。

最後在中國的基層農村建立了新的以黨的組織為核心的新的組織形式，取代了中國傳統的封建性的組織。在村一級建立黨的支部，這種組織以共產黨的組織為核心，包括農民協會、青年、婦女和兒童的各種羣眾組織，這種深入基層的新的組織有效地取代了過去由地主鄉紳把持的基層農村的行政活動和經濟活動，使廣大農民獲得了政治上的初步解放的同時，有效地組織農村的行政和經濟活動，避免了因為革命造成地方失序的混亂，迅速的恢復了生產，恢復了因為戰爭造成的經濟損害。使得革命之後，中國的經濟迅速而順利地轉入了經濟恢復和建設。

中國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國一躍而進入了近代化國家的行列，這個轉變是歷史性的。從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成果，他把世界經濟活動的歷史拉長，從1500年到2000年，世界主要國家的人均GDP的統計，當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革命，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性質改變了，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改變，這個革命終結了中國按照黑格爾説的沒有歷史的歷史，黑格爾説“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國家取得尺寸的進步。”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終結了舊的歷史邏輯，開創了新的歷史邏輯，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的時代，進入到進步時代，開闢了中國的近代化和現代化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世界意義是什麼？現在世界上成功進入近代化發展進程的國家並不多，190多個國家絕大部分都沒有進入近代化國家的發展進程。雖然説是發展中國家，其實這個發展中國家中有許多都是不發展國家，即便是進入了近代化進程的國家，有許多受困於封建性的農村制度，生產力被嚴重束縛，封建性的農村成為制約國家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障礙。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徹底走上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道路，這個封建性的制度的問題是不可迴避的，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世界價值，必須有一個打破封建性制度的革命性的運動來解除國家近代化路上的絆腳石。

五，中國近代化的道路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現在有很大一批人指責毛澤東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認為無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

毛澤東為什麼要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道路？事實上毛澤東並沒有一開始就拒絕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毛澤東還認為中國革命勝利後需要一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這是因為他還不清楚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極度不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能不能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蘇聯雖然是帝國主義陣營中最薄弱的一環，但是好歹也是帝國主義國家。但是中國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人農民為主力的革命，從政治倫理上，搞資本主義是説不通的。現在指責毛澤東的人絕大多數拿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中國，這是搞歷史穿越劇。在1949年的時候，資本主義不是天堂。資本主義的近代化過程充滿着血腥的殺戮，搶劫和奴役。英、法、德、日都是靠戰爭掠奪、殖民地和奴隸勞動實現崛起的，資本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就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還有撼動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1930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

從國內政策來講，資本主義也不具有吸引力，資本主義對付工人階級就是一句話“強迫勞動”。在資本主義的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地採取重商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下，提倡生產勞動以保證勞動力的充足供應。重商主義主張，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不但防止富足所帶來的遊手好閒，而且迫使他們不斷勞動。因此，當時的人們對身體健康的人遊手好閒和乞討決不同情。英國亨利八世時期就絞死了7200名小偷，並頒佈的法令宣佈：身體健全的流浪者將被割去耳朵，第三次發現將被處以絞刑；隨後伊麗莎白女王的法令規定：未經許可的14歲及14歲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併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願意僱傭他們，第二次將被處死，除非有人願意僱傭他們，而第三次則被視為重犯而被毫不留情地處死。羅斯巴德（2012a:374）説，“對於重商主義者來説，‘充分就業’明確包含的邏輯結論是：強迫勞動。”威廉.泰姆普在1770年發表的《論貿易與就業》一文甚至説，“當這些孩子們四歲的時候，他們應該被送到國家的濟貧院。在那裏，他們每天學習兩小時，剩餘的時間可以在適合他們年齡、體力和能力的任何製造業作坊裏工作。如果有人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他們年齡太小，不能做什麼工作，那麼我的回答是，孩子們四歲的時候已經有足夠的工作能力來謀生。（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一方式，我們希望正在成長的一代將能夠習慣於持續工作，並最終能夠感到這是有趣和令人愉快的”（轉引自布魯，2003：14）。同樣，在法國，柯爾貝爾認為，“一個兒童早期的懶惰是他後來不能正常勞動的根源所在”；因此，他頒佈法令要求，所有的居民必須在他們孩子六歲時就將其送入花邊生產廠工作，否則處以罰款。而且，柯爾貝爾認為，和尚、尼姑、律師和政府官員都是沒有生產能力的閒人，因而應該儘量減少這些人的數量；此外，他還抑制宗教信仰、限制宗教機構（轉引自布魯，2003：20-21）。（以上引自朱富強的《經濟學説史》）現在在中國還有不少的經濟學家反對最低工資制度，其邏輯與重商主義時期的理論是一致的。中共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經濟政策，這是對自己的階級的背叛，從政治上絕對不能接受。

中共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也不可能採取一種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的政策來“發家致富”，何況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了聯合國，建立了新的世界和平結構，把一切侵略性的戰爭定為非法戰爭，這跟二戰以前的世界政治完全不同。所有後發國家想通過戰爭掠奪進入近代化的道路就此堵死了。

所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只能嘗試着走一條新的道路，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必然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