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八十週年】毛澤東“理一分殊”思想發微 （上）_風聞

今天是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同志逝世42週年紀念，今年也是毛澤東同志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八十週年。特推出一篇追溯毛澤東思想源流的文章，以此懷念這位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毛澤東“理一分殊”思想發微

——紀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八十週年

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

　　——毛澤東

1

引言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重大思想與政治命題。他在大會政治報告中講道：“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為此，毛澤東強調全黨要學習中國的歷史遺產，並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批判的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國共產黨人要把這份珍貴的文化思想遺產承繼過來。他提出：“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雖然新中國成立後該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承繼遺產……變為方法”這句話（與“中國化”字眼一同）被刪掉了，但它對於我們理解當時毛澤東的“中國化”理路實有非常重要的啓示。

批判地承繼中國古代文化思想遺產，將之轉變為指導當前運動的方法，體現了毛澤東一貫的學以致用風格。他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與嘗試，有顯明者，亦有隱微者。其顯明的例子，如“每事問”“實事求是”等。所謂實事求是，本為漢學鵠的。延安時期毛澤東採用它來表達注重中國實際的學風，並在其親力倡導下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方法與黨風的基本原則。在毛澤東身後，“實事求是”更進一步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以至於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至於其隱微的例子，則如“理一分殊”。所謂理一分殊，本為宋學旨要。最初，它主要是一個倫理學命題。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將之進一步拓展轉化為一個具有認識論、方法論意義的哲學基本命題。這一轉進在中國思想史上意義重大，對後世學者影響至深。筆者認為，與“實事求是”一樣，“理一分殊”經過轉化後也是毛澤東思想方法的基本原理或精髓。二者一顯一隱，共同構成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基點。

關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學）的關係，新中國成立以來海內外學界已從心學、理學、實學、公羊學等不同面向做過梳理與分析。然而，毛澤東對“理一分殊”思想的承繼、轉化與運用，部分由於他本人含蓄的處理方式而未得到學界關注。迄今為止，尚未見有關於此的專門探討。故筆者不揣譾陋，嘗試對毛澤東的思想中這一隱微的義理做初步的發明。本文通過對這一中國風格的思想方法抉隱索微，以期對深化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有所助益。

2

基本原則與表現形式：

毛澤東論革命與藝術

1979年9月9日，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三週年，《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1956年他的一篇談話記錄：《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以下簡稱《談話》）。這是一篇不同尋常的記錄，公開發表前曾經過數次整理。此文篇幅雖短，卻意義非凡，非常清晰、生動地傳達出毛澤東的思想方法之要義，可謂一篇融合馬列主義與中國經驗（及藴藏其中的中國文化思想）的體大思精之作。

《談話》開篇明義：

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革命的表現形式一定有許多樣子。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

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

我們看到，毛澤東的思想在藝術與革命這兩個乍看起來截然不同的領域之間實現了某種貫通。他在談話中強調，無論是革命還是藝術，雖然其“基本原則”（或“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其“表現形式”則應是多樣的。二者呈現為共性與個性或者説“一”與“殊”的關係。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是革命的不同表現形式，而西洋藝術和中國藝術則是藝術的不同表現形式。這裏，毛澤東試圖傳達出的核心意旨在於，中國——無論是革命還是藝術——有“自己的東西”，或者説“中國的特點”。

此次談話適逢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提出“第二次結合”的主張不久。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錯誤的秘密報告“揭了蓋子”，客觀上起到了破除蘇聯迷信的效果，從而也為毛澤東突破照搬蘇聯模式、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自主探索鬆了綁、解了套。這成為中共“解放思想”的一次新的重要契機。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會議討論修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時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他在這個重要講話中提出以蘇聯的經驗為鑑戒，初步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並論述了十種關係（或矛盾）。關於向外國學習，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七八月間，毛澤東主持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討論、修改工作。就在與音樂工作者談話的幾天前，他在修改政治報告稿時改寫了一段話：“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制度在各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只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這裏，毛澤東提出了共同性與差別性的問題，並着重強調中國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都具有中國自己的特點。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格式”。

可以説，對“中國特點”的強調，是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所謂“第二次結合”“以蘇聯為鑑戒”等，都是圍繞這個基點提出來的。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的過程中，對這一思想作了發揮。他指出：“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講到革命，他指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中國革命有中國的特點”。講到藝術，他指出：“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後人還是喜歡它。”單就音樂而言，他指出：“我們當然提倡民族音樂。作為中國人，不提倡中國的民族音樂是不行的。”“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點，只要有人歡迎。”“音樂的基本原理各國是一樣的，但運用起來不同，表現形式應該是各種各樣的。”“西洋的一般音樂原理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就可以產生很豐富的表現形式。”因此，“要中國化，要學到一套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總而言之，他認為：“表現形式應該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如此。”

在《談話》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整篇談話中洋溢着毛澤東對“中國的特點”“中國自己的東西”“獨特的民族風格”的珍視，以及對“把學的東西中國化”“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的強調。這鮮明體現出毛澤東的民族自尊心與文化自信心。

同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在談話中頻繁運用“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則”“一般原理”“一般道理”等）與“表現形式”（或“形式”“民族形式”等）這對範疇來説明問題。其中，“表現形式”又是他倡導“多樣化”“中國化”“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的重要理論支點。可以説，這構成了他的基本思想方法。

3

馬克思主義“分店”：

毛澤東論戰爭與辯證法

毛澤東關於基本原則與表現形式的思想，早在他開始介入關於文化與藝術問題的討論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它主要是依據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上升而來，並在軍事論著中表達出來。

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毛澤東1936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這部軍事論著中，毛澤東首次在理論層面上提出並深入探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問題。1951年5月31日，身在美國的胡適曾給敗退台灣的蔣介石寫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長信，分析國共勝敗原因。他在信中建議蔣介石“多讀一點中共近年出版的書報”，而他推薦的第一部書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胡適還點評説，這部冊子“最可以看出毛澤東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紅軍的戰略”。毛澤東本人也極看重他的這部作品，多年後還念念不忘。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回憶起當年在瑞金蘇區時自己遭受的不實指控。其中，最令他刻骨銘心的是被斥為“狹隘經驗論”。他説：“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為了總結十年內戰經驗，毛澤東發憤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自陳在書中“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

看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未竟之作對毛澤東而言的確很重要。他要藉此開個馬克思主義“分店”出來，而其“本錢”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特殊性。毛澤東在書中討論到如何研究戰爭時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為此，他在書中大聲疾呼“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針對照搬照抄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的軍事指揮做法，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認為其結果“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指出：“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內戰的經驗是有世界的意義的。所有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同樣，都是以這個經驗和列寧斯大林對這個經驗的理論綜合作為指南的。但這並不是説，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條件下機械地運用這個經驗。中國革命戰爭的許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於蘇聯內戰的特點。不估計到這種特點，或否認這種特點，當然是錯誤的。這點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已經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嘲笑那些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人們犯了革命急躁病。他們反對戰略退卻，理由是退卻喪失土地。然而，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時期，“不願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他抨擊那些主張“正規戰爭”、反對所謂“遊擊主義”的人們無視中國的特點。“反對流動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與此針鋒相對，毛澤東指出，必須老老實實承認紅軍的遊擊性。他説：“遊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遊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卻是寶貴的和必須堅持的東西。”

要之，毛澤東的軍事論證之要害就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特殊性的尊重與強調。在他看來，蘇聯內戰經驗與中國內戰經驗既不是一般與特殊的關係，也不是先進與落後的等級關係，而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分殊關係（即兩種特殊性）。最重要的是，要根據中國的特點來制定相應的革命戰略，採用相應的戰爭形式。由此，毛澤東就在理論層次上建立起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主體性地位。

李澤厚在討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論著時寫道：“毛澤東由於從實際出發，很重視事物的經驗特殊性，反對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條去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但又總是把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規律上來，這成為他思想的一個特點。”筆者以為此見甚當，惜未能觀照到其背後藴含的中國思想（特別是理學高揚的“分殊”理念）底藴。後文中對此再加詳論。

值得指出的是，在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期間，毛澤東同時在研讀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等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並寫下長篇的批註。1937年4月至8月，他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並撰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這份“講授提綱”的精華之一是關於矛盾統一法則的論述，亦即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矛盾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論述的重中之重是所謂矛盾的特殊性問題。新中國成立後他在修訂《矛盾論》（即“講授提綱”中的“矛盾統一法則”一節）時特別加寫了一段話：“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瞭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瞭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着重地加以研究，並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説明。”

馮友蘭曾指出，《矛盾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雖一為哲學著作，一為軍事著作，表述的卻是同一套思想。這兩部著作一側重“事”，一側重“理”，二者“互相發明，互為表裏”。筆者認為，尤其在毛澤東關於特殊性（“分殊”）問題的認識上，的確存在中國革命戰爭經驗與唯物辯證法邏輯的呼應。可以説，《矛盾論》是在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基礎上達成的哲學昇華。

毛澤東指出，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與個性的關係。其共性即“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然而，這種共性又“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我們看到，所謂矛盾的共性，就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理一”；所謂矛盾的個性，則是“各各特殊，所以造成”的“分殊”。毛澤東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而在1937年的原稿中，毛澤東甚至一度將懂得矛盾的共性與個性之關係（亦即“理一分殊”）的道理提升到“聞道”的高度來看待。他説：“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謂聞道，以今觀之，就是聞這個矛盾之道。”

以往論家在解讀《矛盾論》的中國底藴時，則未明晰揭示出“理一分殊”這一層意涵。例如，馮友蘭指出：“一個‘寓’字，準確地説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區別、又有聯結的情況。這個提法，中國傳統哲學稱為‘理在事中’。”金觀濤關於《矛盾論》的分析指出：“辯證法的道德化、心學化和可操作化三種變異綜合起來，使毛澤東思想的哲學觀成為一種可以再次達到天人合一的學説。”馮友蘭、金觀濤等現代哲學家從《矛盾論》中讀出了“理在事中”“天人合一”等思想內涵，卻都沒能點出其中的“理一分殊”之意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很重要，提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問題，但還沒有形成原則與表現這對理論範疇。這對範疇是1938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結論《戰爭與戰略問題》中時首次提出來的。這是思想上的一個飛躍。論及革命戰爭，毛澤東指出：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説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他分析了中國的特點，並比較了與“資本主義各國”（主要指俄國）的不同。據此，他認為：“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農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所謂“走相反的道路”，主要針對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這一大膽的論斷展示出了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高度的道路自信，而這一自信不惟是建立在中國實際的基礎之上，而且是有思想理據的。

我們看到，原則與表現的辯證法構成毛澤東思想方法的核心主線，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可謂是“一以貫之”。

那麼，值得追究的是，原則與表現這對範疇從何而來呢？

本文原載於《開放時代》2018年第3期，作者李放春。感謝李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下）篇請點擊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