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前夕，張宗遜為何被解職？_風聞

解放戰爭西北戰場的首戰始於甘肅省合水縣的一個鎮子——西華池。這一仗對國共雙方而言都是一場窩囊仗。國民黨軍出師未捷，整編第48旅幾遭全殲，還折損一員大將；中共一方也不如意，集中了四倍於敵的優勢兵力，結果打成了消耗戰，“我與敵以四比一之優勢兵力，雖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然因地形生疏，戰前準備不足，部署不周，攻擊部隊協同不好，未能將敵全部殲滅，在戰術上是犯了錯誤的”。[1]國民黨軍的總體戰略並未因此役而發生改變，仍然發起了向延安的進攻，原本國共勉強維繫對峙的西北地區就此進入了大規模戰爭的狀態。隨着戰爭的推延，這一初戰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很少再被提及。然而，看似無足重輕的戰鬥，暴露出西北野戰軍存在指揮呆板、協同不靈、訓練不佳等缺陷，由此導致了“橫刀立馬”叱吒西北戰場的主帥——彭德懷的出場，這成為它最值得被關注的視點。

一、戰前形勢

整個1946年，國共在邊打邊談中渡過，至少從表面上看去，國民黨一方是“打佔優勢，談則無成”。[2]參謀總長陳誠1947年1月8日在國民黨中央的報告中稱：“去年（1946年）7月以前，我軍完全處於被動，7月以後，共產黨打我們就給予反擊，總算還能達成任務。四平街收復以後，12月間又收復了安東。華北方面，最大是收復冀東與張家口。蘇北只有一縣未經收復。隴海線魯西也大部分收復。一般説來軍事上很順利，收復的有一百五十多縣，土匪傷亡大概在三十萬左右，投誠自首的有九萬多”。[3]據陳誠同年3月17日向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報告：自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止，共軍負傷者604667人，陣亡者337088人，被俘者74170人，投誠者134800人，總計1150725人。[4]然而，前線能接觸到實際情況的官員卻未必有如此的樂觀，如胡宗南的參謀長盛文就認為“在其他各戰場，國軍與共黨之間都有激烈的衝突。國軍處處失利”，“勝利後才一年，國內一般輿論對政府已極為不利，可謂內憂外患，交相煎熬”。[5]

在這種情勢之下，“犁庭搗穴”、“覆其首腦”的倡議也順理成章地被屢次提出，擺到蔣介石的面前。西北“胡宗南長官，守陝已達十載，深察若不先搗其巢穴，將無補時艱，故曾一再請命北蕩匪巢”，[6]僅1946年5月和10月，胡宗南就兩次提出直搗延安的突襲計劃，但均被蔣介石所否決。曾擔任胡宗南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熊向暉分析認為：“胡在抗戰期間沒有多少戰功，想攻佔陝北，提高聲望。蔣認為目前攻佔陝北，軍事上意義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暫緩”。[7]1946年10月，胡宗南先則託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建議，後親自赴南京力言進攻延安機不可失，並未獲得蔣介石的允准。[8]

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常缺乏通盤的戰略考量，亦少預見性，同時受到外交和政治的牽制，往往會依據臨時的某些變化做出重大決定。因此有人認為所謂蔣介石對陝北和山東的“重點進攻”，其實也並非是一個全盤的戰略計劃。由於突然傳來了美英法蘇四國將在1947年3月10日在莫斯科召開外長會議，並將在會上討論中國問題的消息，蔣介石生怕會出現不利於國民黨政府目前全面與中共作戰的局面，遂決定立刻進攻延安，以造成既成之事實。故此，進攻延安的決策很大程度上是從“外交”的角度來考慮的。[9]按照國民黨政府的説法，“為維護政府威信，端正國際視聽，並振奮民心士氣，鞏固後方，遂於二月下旬批准攻擊延安計劃，授命胡長官全權執行，陝北攻勢作戰，終在第一戰區一再聲請下，遲遲展開”。[10]

中共方面，11月初獲知胡宗南抽調駐晉南的整編第1、第90師共四個旅西渡黃河入陝，以為國民黨軍突襲延安迫在眉睫，而當時能用於保衞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很少，故一度感覺形勢很緊張。10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賀龍等，要求“張宗遜應迅即率兩個主力旅開延安，愈快愈好”。[11]11月6日的中共中央軍委又指示：“第一軍、第九十軍正由臨汾開西安，準備進攻邊區，馬鴻逵主力集結河東準備進攻三邊，然後兩路會攻延安”，“我軍有粉碎該敵保衞延安並於勝利後發展西北之任務”，“決調楊蘇縱隊（三個旅）、陳謝縱隊（三個旅）、張宗遜縱隊（兩個旅），協同邊區部隊執行此項任務，以陳賡為司令員，張宗遜為副司令員，習仲勳為政委統一指揮各部”。[12]

11月10日，中央軍委決定取消晉北、晉綏野戰軍番號，統一編為晉綏軍區第1、2、3縱隊，[13]第1縱隊司令員張宗遜，政委廖漢生，參謀長王紹南，政治部主任冼恆漢。下轄第358旅，旅長黃新廷，政委餘秋裏；獨1旅，旅長王尚榮，政委朱輝照。第2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員彭紹輝，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恩茂，參謀長張希欽。下轄第359旅，旅長郭鵬，政委李銓；獨4旅，旅長頓星雲，政委楊秀山。第3縱隊司令員許光達，政委孫志遠，副司令員賀炳炎，參謀長李夫克。轄獨2旅，旅長唐金龍，政委羅志敏；獨3旅，旅長楊嘉瑞，政委金如柏；獨5旅，旅長賀炳炎（兼），政委王赤軍。[14]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開保衞陝甘寧邊區、保衞延安的幹部動員大會，朱德、劉少奇、彭德懷、楊尚昆等均在會上講了話，號召邊區軍民緊急動員，加強戰備，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15]

短短數天時間，形勢一波而三折。11月6日毛澤東致電張宗遜、許光達並告賀龍、李井泉，指出胡軍已西渡，有直攻延安可能，望“你們率主力兩旅即日兼程直開延安勿誤”。[16]後因國民黨召開“國大”，並可能單方面宣佈停戰令，毛澤東一度認為“蔣介石為欺騙人民與調動繼續進攻之兵力，可能於數日後在其御用國大開會之前下令停戰若干天”，[17]故此，11月10日毛澤東給陳賡、謝富治的指示要求，“你們到呂梁後看情況，如胡軍向延安急進則你們亦急進，如胡軍緩進則你們可攻佔呂梁各縣，待命開延”。在該電中，毛澤東要求陳賡等“動身西進之前，對於被服、彈藥、新兵須作充分之準備，儘量攜帶，並要太嶽於爾後源源接濟。你們的基本後方仍是太嶽，因邊區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供應現有十萬黨政軍猶感困難，外來大軍只能供給糧食”。[18]同日毛澤東致電張宗遜、許光達並告賀龍、李井泉，指示張、許率一、八兩旅可在臨縣休息三天，再向延安開進。[19]

但僅過一天，形勢突變。11月11日，彭德懷為軍委起草致陳賡、張宗遜等電報，稱敵有乘虛襲我延安極大可能，望陳張兩縱隊速向延安前進。[20]毛澤東於12日亦致電賀龍、李井泉，告之蔣軍從晉南共調七個旅位於中部、宜川準備兩路進攻延安；寧夏青海馬軍亦正在急調中。指示應令獨4旅和359旅速開呂梁備戰。[21]14日毛澤東為軍委起草致陳賡、張宗遜電，稱：敵主力似集中宜川以便突襲延安，你們兩部飛速開進。並望每日行程電告。[22]

11月18日，國民黨軍整36師第165旅第494團在富縣南之燭子溝和陝甘寧邊區部隊發生接觸戰，被擊退。[23]這本來也許是雙方大戰的開始，但11月20日，陳謝縱隊渡過汾河進入呂梁地區，隨即與王震等部發動呂梁戰役（又稱晉西南戰役）。[24]胡宗南因側背受巨大威脅，不得不令已入陝之整1師、整90師東返，匯合駐臨汾、吉縣之整30師第67旅、整27師第47旅共六個旅，分路向蒲縣、大寧反撲，企圖穩定晉西南局面。[25]

此時中共仍準備按照原計劃行事，讓陳謝縱隊入陝，但要求楊蘇縱隊開太嶽執行陳縱隊原任務，保障陝北向太行、太嶽之通路，並歸劉鄧薄王指揮補給。[26]23日，彭德懷代軍委起草給陳賡的覆電，同意其在清水關、永和關兩處渡河。[27]隨即，一方面由於張宗遜縱隊已由臨縣磧口西渡黃河進入陝北，使延安增加了兩個主力旅，兵力薄弱的問題有所緩解；另一方面亦可能認識到陳謝縱隊在外線配合牽制更為有利，因此對該部的調動作了調整。24日彭德懷起草的軍委電報認為：胡（宗南）頑進攻延安，準備尚未完成，如其發現我主力西移，可能改變其預定計劃。該電允許陳賡以一部攻取隰縣、大寧，延遲兩三天渡河。[28]同日，毛澤東又致電陳賡、謝富治，根據所得情報，進一步調整方案為以陳賡等部並指揮獨4旅先於數日內攻佔隰縣、蒲縣、鄉寧、吉縣、大寧等五縣，然後準備在蒲縣、鄉寧地區殲滅由禹門口渡黃河東返之整1師。在同日的另一電中，毛澤東通告陳謝，張宗遜縱隊已經到達延安附近集結休整，新4旅、警7團、教導旅均已構築強固工事，足以抗敵十至十五天。[29]25日彭德懷代軍委起草給陳、謝的電報，要求其奪取隰縣，再奪蒲、吉、鄉等城，並將原渡河的命令改變為“待命西開”。[30]陳賡所部的行動，不但打亂了胡宗南的計劃，而且獲得相當的補給。如第24旅打開大寧後，就繳獲了五萬擔糧食。這進一步使中共中央更加傾向於以陳賡部在呂梁地區繼續作戰。11月27日，毛澤東覆電陳謝，同意其26日20時關於呂梁地區作戰的部署，要求“有步驟地解決呂梁各縣之敵”。[31]12月2日，毛澤東給陳謝的電報稱，隰縣、蒲縣佔領，糧食又多，於我極有利。要其考慮“集中三至四個旅及全部炮兵向吉縣、鄉寧前進，尋找分散之敵，各個殲滅之，相機佔領吉鄉兩縣”。[32]12月4日，彭德懷起草之致陳謝電，明確：今冬仍在內線各個殲滅敵人；反攻與出擊時機，須看消滅敵人的情況才能具體決定。陳賡同志暫不宜來延安。[33]

楊蘇縱隊的原定任務也隨之重新做了調整。12月1日，毛澤東給劉鄧的電報中稱“楊蘇縱隊仍決南調”，但“待其過正太路後擬令其開太行休整兩個月”，“該縱爾後即歸你們指揮”。[34]12月7日，彭德懷起草的軍委致聶榮臻等的電報，正式命令楊蘇縱隊南調至上黨區歸還劉鄧建制。[35]

由於張宗遜、王震所部均西調，陝甘寧和晉綏這兩個解放區如何配合作戰的問題，已經亟待解決。彭德懷、習仲勳12月11日從延安動身前往晉西北，15日到達山西離石西之高家溝。16日，彭德懷在高家溝主持召開陝甘寧和晉綏兩區高幹會議。出席者有賀龍、習仲勳、陳賡、李井泉、王震、羅貴波等。[36]會議只開了一天，主要議題是討論和決定如何發展和堅持呂梁，吸引胡宗南部於黃河東岸，以鞏固太行、保衞陝甘寧。會議商定，在呂梁區作戰的太嶽4縱、第24旅、晉綏呂梁獨4旅、第359旅，統歸陳賡、王震、謝富治指揮，糧食、武器、彈藥、服裝分別由晉綏、陝甘寧供應。[37]這樣，呂梁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戰區，因而後來規定4縱建制上雖屬劉鄧集團，但軍事指揮暫直屬中共軍委。[38]

胡宗南部對晉南的進攻，採取集中兵力的戰法，12月25日彭德懷起草的致陳賡、王震的電報指出：羅（列）、嚴（明）兩師西進，兵力集中且強大，難各個擊破。要求陳賡等以小部牽制、阻滯胡軍，主力轉至吉縣以北。[39]這樣，至1947年1月，胡宗南部基本達到目的。於是，胡宗南將整1軍調回運城附近休整，並保持機動。晉南防務，則由整30師接替守備。[40]此後，胡宗南部繼續向關中地區進行試探性進攻。2月9日，胡宗南在三原召開軍事會議，計劃奪取延安，“摧毀共軍首腦機關，兩個月內解決陝甘寧地區，六個月內消滅整個共軍”。[41]

國民黨軍第一步的計劃是奪取位於陝甘寧邊區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帶”。這個“囊形地帶”，系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從宜君向南折經同官（今銅川）、耀縣，向西經淳化再向北折經旬邑至甘肅的正寧，以馬欄為中心，宜君、正寧為袋口。該囊形地帶不但是陝甘寧邊區進出物資、打破國民黨經濟封鎖的捷徑，且西北共軍可由此進出封鎖線南端，對關中、隴東兩大地區的各個城鎮以及隴海鐵路西段、陝甘公路交通線均形成重大威脅。而國民黨軍的封鎖線也因為這個“囊形地帶”而增加了300裏，牽制了守備兵力，所以頗感頭痛。2月1日，胡宗南提出“以關中有力部隊向匪攻擊前進，先收復囊形地帶”的建議，2日獲得蔣介石的允可。[42]從軍事觀點來看，為便於從隴東、關中和晉南向宜川、洛川一帶安全集結軍隊，消除進攻延安大軍左側背的威脅和保證後方補給線的安全，也非首先奪取該地區不可。

胡宗南指定整編29軍擔任奪取“囊形地帶”的任務。在三原作戰會議上，由整29軍參謀長文於一報告了該軍的計劃，以整編第24旅和整編第48旅分別從宜君西北以及正寧東南，插入“囊形地帶”北端，以封閉袋口，以一部佔領要點，堵截南下救援和包圍圈內北撤的共軍；以主力控置於馬欄以北，準備截擊共軍。整29軍主力則同時從東、南、西三面迅速推進，包圍囊內共軍，軍預備隊控置於宜君附近。

但該計劃遭到西安綏署副參謀長薛敏泉的反對。薛認為此次作戰目的是迅速奪取“囊形地帶”，所以不同意封閉袋口，主張僅從東、西、南三面進攻。

正當文、薛兩人爭執不下之時，整36師師長鍾鬆起來發言，亦堅決主張採取軍部的計劃。胡宗南看到在場將領大有繼鍾松之後一個個起來堅持軍部方案的苗頭，急忙宣佈“不必再爭論了，決定按薛副參謀長提出的綏署意見執行，一切責任由我負。軍預備隊控置於三原附近。決定14日拂曉開始攻擊。所有參加作戰的將領，統歸劉軍長指揮”。之後，也不再徵求劉戡的意見（會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時，劉戡也認為軍部的方案比較妥當），就宣佈散會了。[43]

2月17日，胡宗南的部隊開始向關中“囊形地帶”發起進攻。以東線之第165旅佔領關門子，第24旅進至楊家店；南線之第123旅侵佔柳林、廟灣；第12旅進至蔣家山地區；第55旅佔領爺台山；第48旅之第143團抵達清水塬，該旅副旅長陳清率第142團由西線進至五頃塬子，準備佔領鵰翎關後，截斷關中地區共軍後方的唯一道路石底子，與第165旅一起封閉合圍口。由於該地區幅度狹窄，迴旋餘地小，易遭合圍，關中地區之共軍略事抵抗，就撤出了該地區。第一回合的較量，雙方並無真面目的接觸，但在胡宗南看來，達到了預期目的。

[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初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編印，1956年1月。第13頁。

[2] 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32頁。

[3]《陳誠軍事報告》，1947年1月8日。轉引自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33頁。

[4]《戰後中國》（二），表20，第886-887頁。轉引自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33頁。

[5]《盛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第60頁。

[6]《戡亂戰史（十一）——西北地區作戰》，【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82年12月。第15頁。

[7] 熊向暉：《歷史的註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7月。第95頁。

[8]《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第177頁。

[9] 金衝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三聯書店，2002年10月。第124-126頁。

[10]《戡亂戰史（十一）——西北地區作戰》，【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82年12月。第15頁。

[11]“中央軍委關於保衞延安的部署給賀龍、李井泉等電（1946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一）》，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8月。第53頁。

[12]“中央軍委關於保衞陝甘寧邊區的部署給賀龍、李井泉等電（1946年1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一）》，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8月。第55頁。

[13]“中央軍委關於第二、六軍分區直屬晉綏軍區等致賀龍、李井泉、周士第電（1946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文獻（3）》，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80頁。另參見同書第178頁：“賀龍、李井泉、周士第關於取消兩個野戰軍司令部及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縱隊等致中央軍委電（1946年11月8日）”。

[14]《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蘭州（西北）軍區組織史》，蘭州軍區政治部編印，1994年8月。第75-78頁。

[15]《第一野戰軍征戰日誌》，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5月。第24頁。

[16]《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1頁。

[17]《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頁。

[18]“中央軍委關於西進前須作好充分準備給陳賡、謝富治電（1946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一）》，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8月。第58頁。

[19]《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頁。

[20]《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5頁。

[21]《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頁。

[22]《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頁。

[23]《第一野戰軍征戰日誌》，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5月。第24頁。

[24] 王政柱：《烽火關山——戰爭年代紀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9月。第359頁。

[25]《賀龍年譜》，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413頁。

[26]《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4頁。

[27]《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5頁。

[28]《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5-326頁。

[29]《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5頁。

[30]《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6頁。

[31]《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5頁。

[32]《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6頁。

[33]《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6頁。

[34]《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6頁。

[35]《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6-327頁。

[36]《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7頁。

[37]《賀龍年譜》，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413頁。

[38]《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7頁。

[39]《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7-328頁。

[40] 裴昌會（時任西安綏署中將副主任兼前進指揮所主任）：“胡宗南部1946年-1949年反共軍事活動”，《解放戰爭中的西北戰場》，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頁。

[41] 王政柱：《烽火關山——戰爭年代紀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9月。第363頁。

[42]《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第184-185頁。

[43] 文於一（時任整編第29軍參謀長）：“三原會議和進犯‘囊形地帶’”，《解放戰爭中的西北戰場》，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1月。第86-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