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評介_風聞

司徒琳（Lynn A. Struve）主編的兩卷本《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1]是探討明清易代之際諸多有關“時間”、“分期”與“歷史性質”等問題的論文集。如何在歷史中理解時間？這看似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但實際上卻可以引申出花樣繁多的討論，這也從側面體現出西方學界“製造議題”的能力。

然而歷史中的時間如何被理解確實是個需要突破常識限制的思辨過程，當下的人們太習慣於直接採用公元紀年來為過去的時間標明刻度，可是遲至晚清，用耶穌的誕生作為“原點”來紀年，用周（七天）而不是旬（十天）作為循環的單位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情。上冊的第五章“‘天主實義’在福建：在兩個世界、兩種時間之間”即説明了即使是謹遵教義的多明我會（Ordo Dominicanorum）在明清之際的福建傳教時，也不得不將天主教的節日嫁接在中國的歷法之上，而僅僅對黃道吉日的迷信表示譴責。同時因為中國底層勞動階級糟糕的生存狀況，禮拜日的休息和齋戒都難以執行，本應守齋的春節，也不得不服從中國人的願望，允許享受全年難得的放縱吃喝的時刻[2]。

紀念在中國是國家壟斷的權力，具有相當重要的政治意義，這在整個東儒家文化圈中也是事實，上冊第三章“與中國時間鬥爭、時空的國族化：李朝後期的記時”即討論了明清易代對於朝鮮而言意味着權力和正統性、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分離。明朝的滅亡導致了這個西邊的“空間實體”轉化為了“時間實體”，不承認（或私下不承認）清朝統治下的時間的朝鮮只能用其它支配時間的方法，例如對明朝皇帝的祭拜儀式和明代年號的繼續使用，來體現類似於“活人”和“死人”之間的可見聯繫[3]。不過這個問題論述者不鮮見，上冊的第四章“蒙古的時間進入了清的世界”則提出了清朝多元共主體制中不同族羣如何在促進文化的融合與抵抗族羣特徵消失的矛盾要求下體現出的某種張力。在蒙古人自己的歷史記憶中，蒙古與佛教建立聯繫這一過程緊密地同成吉思汗聯繫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蒙古國家的建國神話。可是清朝將蒙古納入統治之後，淡化了成吉思汗的地位，將他理解為“一位處在普世的連續體中的信奉佛教的君主”並將蒙古的佛教和西藏乃至印度的佛教作更為緊密的聯結。當然蒙古人也做出了抵抗，蒙古人保留了從畏兀爾人那裏學來的“五色-動物”紀年法（類似於干支紀年，但是搭配是用五種顏色和12種動物）和獨特的月份記錄方式。用這種紀年書寫的蒙古歷史從某種程度上保留了蒙古人作為清帝國內一個族羣的獨特性[4]。

下冊主要探討的是清帝國的歷史性質，具體而言，即清帝國在“近代早期”這一歷史框架中應如何理解。第六章“既非帝國後期，亦非早期現代：盛期與世界歷史中清的形成”給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看法，即清代是近代之前無數的發展-盛期-衰落循環中的一個，所謂盛期是前工業化歷史上總產量暴增以及人口和人均消費的同步增長，荷蘭、北歐和18世紀的英國都是如此，但是這樣的盛期的增長率並不能超過1%而且必然面臨衰落，但是技術，尤其是能源運用技術在英國的發展導致了可以被加速和可持續的增長，這是一條獨特的道路是自然而然地來自荷蘭和意大利，它是歐洲科學的一個特別分支，它通過與英國環境交織的路徑，產生了一種既深刻影響科學和生產技術又影響了不可預見的道路的特殊文化[5]。其它幾位作者則討論了清代在中亞的擴張如何促成了整個蒙古“黃金家族”在中亞的落幕[6]；清準戰爭和俄國東進（對金帳汗國殘餘的征服）預示着草原的關閉，流動的臣民被整合進了近代早期崛起的帝國之中（沙俄、奧斯曼、薩法維和大清），不同的帝國當然用不同的神話來包裝這個殘酷的過程，康熙訴諸於天的啓示，俄國人同樣選擇了討伐異教徒的戰爭藉口，而且由於遺存歷史資料的原因，要恢復“受害者”的敍事幾乎不大可能，最後勝利方掌握了歷史的書寫[7]，所有併入帝國的領土也就成了“自古以來”。

明清之際除了訴諸當時還不存在的“民族-種族”主義的情緒性表達之外，還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面向和問題，17世紀是一個前奏，短暫的收縮和停滯後即是18世紀的偉大擴張，無論是歐洲還是東亞。中國近代史也應從這裏開始，19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不應忘記18世紀的清準戰爭，也不要忽略20世紀的新加坡戰役，或許這樣才能體認大清作為一個帝國的成功與偉大。

[1] 上卷的副標題是“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下卷的副標題是“界歷史時間中的清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2] 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頁225-304。

[3] 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頁142-150。

[4] 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頁173-225。

[5] 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的清的形成》，頁299-381。

[6] “清的形成、蒙古的遺產及現代早期歐亞大陸中部的‘歷史的終結’” 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的清的形成》，頁115-151。

[7] “歐亞時空裏的清帝國：噶爾丹之戰的教訓” 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的清的形成》，頁7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