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幼珉：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展就是勝利_風聞

吳幼珉：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展就是勝利

中美貿易摩擦正酣。由於兩國都是主權獨立的大經濟體，貿易摩擦規模可以發展得很大；美國那幾位“貿易好戰分子”曾使出激將法、拋出挑戰書，兩國接觸卻在繼續，但可以認為貿易摩擦至今還沒有明顯的緩和跡象。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中國今年前7個月出口同比增長了5%。在剛過去的7月，中國CPI和零售額同比分別上漲2.1和8.8%；雖受暑假消費影響，貿易摩擦期間中國通脹微升是利好的，顯示需求尚殷。因應屆畢業生找工作，調查失業率卻升越5%。受宏觀經濟政策等影響，是月工業增加值漲6%，固定資產投資僅增5.5%。

股市對那些數據的反應不正面，原因應多於數據本身。惟筆者認為短期數據難以説明什麼，迄今公佈的數據不過不失，貿易摩擦影響會在半年至一年內有較全面的反映；而貿易摩擦發生在中國崛起的當下，美國要阻礙中國發展，只要中國政府採取合理的政策，特朗普當局是難以阻礙中國發展的。

發展瓶頸與貿易摩擦

在上世紀20年代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經濟體好比一個系統，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輸入到該系統，就會形成產出；對一個國家來説，那就是國民收入。假設技術水平不變，增加輸入也能增加產出，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拿那些觀點來解釋現狀：北方某省份抱怨過多青年人外出務工導致勞動力缺乏，因而該省經濟增長慢於全國水平；實際的因果關係卻是那裏的機器設備不斷被折舊，新投資增長緩慢，生產資料存量增長慢或下降，就業市場乏善足陳，勞動力才會流失。

在全國範圍，勞動力充裕，有高儲蓄率，通過增加貨幣供應和流動性也能促進投資，因而經濟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也增加了私營部門的投資。在國內消費未提高以前，出口即外國消費中國商品也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那體現了中國的經濟潛力，而投資帶動增長也使中國有寬鬆貨幣和高槓杆率環境，貨幣供應和流動性流入生產部門和資產市場，一些資產價格會高於實體經濟增長。

中國是一箇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17年大概是美國的15%，兩國工資水平的差距也很大；那些差距不僅僅有匯率的原因，更反映着勞動生產率的差距。

不久前，我曾經到南方某城市一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支行辦理業務。那支行坐落在該市的高檔商業兼住宅區，行址是幾年前以3千萬元購入的，物業目前已經升值。那裏有多台自動櫃員機和8名員工，自動化程度高，員工主要作客服，工作較清閒，於是我便與一名職員閒聊了起來。

那支行目前吸收存款1億多元，放款兩億多元。即使不把物業升值計算在內，根據當前利率水平，估計存貸利息差可產生3百萬元以上的利潤；減去工資和其他經營開支，那店作為銀行裏的一個利潤中心，也能盈利。估計每支行每名員工每年能為銀行創造2至3萬美元的利潤，而美國大企業在13年前那數字大概是8至9萬美元的勞動生產率；因而那支行員工每天服務客户的數量和創利都不太高。

與中國許多上市公司相似，物業升值更是那支行乃至整個銀行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而那間國有商業銀行通過在全國兩萬個以上的網點和上千家國外分支機構組成了它的資產和盈利規模，卻反映即使是資本密集度和自動化程度高的服務行業，中國商業銀行職員的生產力也並不很高。那制約了員工工資水平及其增長，也折射中國當前平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持續發展，避免墮入中等收入陷阱，轉變高質增長是中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上世紀50年代，索羅建立了外生經濟增長模型：假設儲蓄轉化為投資，投資增加而其收益率卻遞減，模型的外源變量是指改變儲蓄率、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的政策因素；模型顯示長期增長依靠投資和科技進步。曼昆、羅默、韋爾後來發展了索羅模型，指人力資源也是一個要素，而本文上述的案例也顯示人力資源的重要性。

中國政府當前實現持續發展的方案包括產業升級和制度改革；特朗普對華貿易摩擦一是旨在阻礙中國科技發展；二是美國減少購買中國商品，有利美國減低貿易赤字，也可以拖慢中國經濟增長；三是通過加關税和減低企業税再激活美國國內的製造業。他的盤算不一定能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卻一定有損中國的利益，中國反制是必然的。

提高生產力就是發展

中國反制的底氣是它已經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隨着生產力和工資增長，中國國內消費能力也迅速提高。去年，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美國接近；中國是一個二元的發展中經濟體，同樣商品在美國的價格高於中國，因而中國民眾實際購買的消費品總量還會多一些。中國消費品總額在2017年也增長了10.2%，內需強勁和風險較分散的外貿佈局是中國敢於繼續貿易摩擦的底氣。

上世紀80年代開始形成的內源增長理論認為經濟持續增長不依賴外力推動，通過教育培訓形成的人力資本和研發創造的科技進步是解決長期增長的內源因素，知識經濟有正面外部效應和溢出效應，開放、改革和創新的政策措施使技術進步，能決定經濟的持續增長。本世紀發展起來的統一增長模型則揭示經濟從停滯到增長過程中的變量和不同經濟體發展的差異。

那些經濟增長理論探討了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規律和影響它們發展的因素，相關模型的政策意義覆蓋面也比本文所述的廣泛。理論上推陳出新是由於原模型所存在的不足，需要一步一個台階地不斷發展。

在實踐中，任何一種政策對經濟也會產生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如寬鬆貨幣環境、投資和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持續過久，其正面效應就會遞減，有些時候還可能形成風險點。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今天，持續增長當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政策；新時期的經濟政策則是有理論依據的。

有悠久文明的中國正在復甦，經濟歷史學者認為曾經有輝煌歷史的民族較容易贏得再復興的機會。中國是對美國貿易的順差國，美國對華商品加徵關税一定比中國對美商品加徵關税的規模大。但只要中國最終能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減低金融風險等既定的政策目標，中國就等於打贏了這一場貿易摩擦。

持續發展和打贏貿易摩擦在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解釋；換言之，持續發展就是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