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陲的混戰：殘酷的亂世新疆_風聞

1912年，清帝國滅亡，中國陷入動盪。孤懸邊陲的新疆地區失去了中央的庇護，淪為野心家和列強競逐的沃土。在這裏，宗教勢力、少數民族武裝、外省冒險家、國共兩黨甚至蘇聯，都先後登場，製造出一出出影響後世的歷史大戲。

其中治亂興廢的經驗，對於後人來説，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楊增新奪取權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革命浪潮開始向全中國延燒。1912年1月7日，新疆伊犁地區爆發革命，革命成功後，革命軍隨後向迪化（烏魯木齊）進軍。

當時的新疆巡撫袁大化為了對抗革命威脅，在鎮迪道尹楊增新的建議下，組建了5個營的回民部隊，並由楊增新統領，由於楊增新與回部豪強馬福興交情身後，故而回民部隊成立後，就變成了楊增新的私人武裝，楊增新從此在新疆有了自己的實力。

1912年2月，清帝退位。新疆秩序開始失控，袁大化因為忠於清廷，為革命勢力所不容，在這種情況下，楊增新就成為新疆都督。

不過，儘管楊增新成為了新疆名義上的都督，但他對新疆的控制依然非常有限。革命後的伊犁自成一系，哥老會影響遍及全疆，楊增新“號令所及，南不過吐魯番，西不過精河”。在這種情況下，楊增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削平了異己勢力。

首先，楊增新設法利用南北合併的有利時機，迅速尋求與伊犁達成妥協，然後，再利用伊犁革命軍士兵多為外省人且思鄉心切的心態，憑藉豐厚的遣散費，將這些士兵和軍官送歸內地。據楊增新自己的《補過齋文讀》披露，伊犁一百多名伊犁士官的歸鄉支出，楊增新就花費了8萬多兩白銀。面對部下的質疑，楊增新表示，“去兇才，除民害，耗財雖多，奚吝焉？”

就這樣，隨着伊犁革命軍人的離開，伊犁革命黨勢力逐漸孤危，不久，伊犁革命黨領袖馮特民、李輔黃被殺，楊增新輕而易舉地控制了伊犁。隨後他又削平了新疆地區的哥老會勢力，從此確立了他在新疆的統治地位。

楊增新的保守與金樹仁的改革

作為經歷過河湟事變和辛亥大動盪的老練政客，楊增新深知伊斯蘭教的政治能量，以及新思潮和新經濟的政治風險。所以，他在新疆的統治具有很強的保守色彩。

首先，楊增新對伊斯蘭的宗教力量是既防範又抑制。一方面，楊增新嚴厲限制伊斯蘭宗教人士影響力的擴大，他嚴禁外國人進疆傳教，不允許宗教人士跨區傳教，防止其取得普遍號召力威脅政府；另一方面，楊增新又設法利用回教上層人物，通過建立回教武裝，他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如他先與華寺門宦的豪門馬福興結義為兄弟，壓制漢人革命黨，而後又利用新教豪門子弟馬紹武消滅勢力做大的馬福興。

其次，楊增新對現代化教育和經濟極為厭惡，對新疆的教育和經濟發展不感興趣。楊增新認為，清末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現代化改革，促使“革命黨無可抑制”，所以楊增新在疆期間，新疆當局基本不設立任何現代學校，全省教育經費年僅十餘萬元，當時的新疆，沒有新聞報道機關，沒有報紙，更談不到劇院、文化館，而省城迪化（烏魯木齊）也在他的治下破破爛爛，老舊不堪，民眾處於愚昧不堪的狀態。

最重要的是，楊增新竭力維護新疆地區少數民族封建王公的舊特權，使之成為其統治新疆的堅實臂助。

楊增新的這些措施，在當時崇尚現代化的中國社會無異於倒行逆施，也激起了新疆當局內部進步官員的厭惡。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新疆軍務廳廳長樊耀南表示“新疆沒有一所像樣的學校，文化教育不發達，這都是楊將軍的愚民政策造成的。”樊耀南的看法，實際上代表了新疆進步人士對楊的敵意。到了1928年，隨着倡導“進步思潮”之北伐戰爭在全中國的勝利，新疆進步人士反對楊增新的勇氣與日俱增。

1928年7月7日，新疆進步派領袖樊耀南在賀宴上刺殺了楊增新，發動政變，但這場政變被政務廳廳長金樹仁平息。金樹仁隨後成為新疆省主席。

金樹仁上台後，一改楊增新的保守政策，開啓了新疆的現代化進程。

在教育上，金樹仁大力擴充師範，興建現代學校，並規定各縣均設初中，凡住50户以上村寨，均設小學；在經濟上，金樹仁通過購買壓路機，修建了貫通全省的公路，同時與德國、英國和蘇聯進行商業合作，在新疆開採石油，派工程師建立大型發電廠，着手開採阿山金礦和于闐金礦；在政治上，金樹仁聽從了進步主義的呼聲，廢止了少數民族的封建王公特權，開始對維吾爾社會實行直接統治。

然而，金樹仁的改革僅僅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潰。

國民黨支持張培元、斯大林支持盛世才

金樹仁求治心切的經濟發展措施，極大地增加了新疆民眾的税負，而他對維吾爾社會的“改土歸流”則激起了舊制度的不滿，所謂的直接統治更是加大了新疆當局與維吾爾民眾的矛盾。1930年，金樹仁廢除了哈密王制，第二年，曾經擔任哈密回王王府侍衞隊的和加尼牙孜，在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斯的幫助下，率領維吾爾民眾，發動了反對金樹仁的叛亂。

為了對抗金樹仁的正規軍，堯樂博斯引導甘肅酒泉的穆斯林軍閥馬仲英進入新疆。馬仲英軍隊能征善戰，新疆當局的軍隊屢戰屢敗，軍政各界對金樹仁喪失了信心。

1933年4月12日，新疆的東北部隊和白俄“歸化軍”發動政變，迫使金樹仁下台，手握重兵的東北人盛世才被各方推舉為新疆臨時邊防督辦，新疆從此進入盛世才時代。

當時的新疆地區動盪不休，主要有四支力量：盛世才的省軍，伊犁的張培元軍，回族軍閥馬仲英和喀什長官回教領袖馬紹武的聯盟，以及和加尼牙孜的維吾爾民族武裝。

其中，張培元所部的兵力最強，在新疆根基深厚，而且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馬仲英則得到了南疆回部的支持，與之相應的是，盛世才僅能依靠其東北老鄉。1933年底，在國民政府的推動下，張培元與馬仲英組成聯盟，從南北兩個方向聯合對盛世才發動進攻，盛世才陷入孤立。

在這種情況下，盛世才決心通過向蘇聯求援，來挽回危局。為此，盛世才不僅公開承認蘇聯與金樹仁簽訂的《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並表示願意進一步發展與蘇聯的關係；盛世才逮捕了蘇聯的宿敵新疆歸化軍統帥、白俄領袖巴品古特，取得了蘇聯的好感；同時，盛世才在與蘇聯領事人員會談時，滿口馬列，極力渲染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造詣，接待蘇聯外交人員時，他在自己的書房中放滿馬克思主義著作，這就使得蘇聯外交人員認為盛世才是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同路人，也是值得蘇聯扶植的“理想新疆統治者”。

面對盛世才如此忠誠的表現，斯大林決定給予他足夠的回報。1933年12月，斯大林告知蘇聯駐蘇聯駐迪化（即今烏魯木齊）總領事阿布列索夫，“告訴督辦（盛世才）， 蘇俄的政策就是給他支持與援助，使他能夠鎮壓內部的一切糾紛和混亂”。

1934年1月5日，蘇聯大軍換上盛世才的新疆軍服，自稱是“白俄歸化軍”，從霍爾果斯入境新疆，先後殲滅了張培元和馬仲英的聯合部隊。張培元自殺殉難，馬仲英則被迫向盛世才屈服，盛世才由此統一新疆。

盛世才的親蘇、親共

盛世才統治新疆，離不開蘇聯的支持，所以盛世才鞏固權力之後，便不惜一切代價親近蘇聯。

在宣傳教育上，盛世才全力鼓吹蘇聯的友誼。當時的《新疆日報》以漢、維、哈、蒙四種文字刊載塔斯社電訊，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的《反帝戰線》更是旗幟鮮明的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廣播電台播放的是《喀秋莎》、《祖國在召喚》等蘇聯歌曲。全疆開設了70餘家電影俱樂部，上映《列寧在十月》、《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影片近百部，放映之前還有歌頌蘇聯經濟建設成就的新聞加片。

在經濟、政治和安全上，盛世才也努力使新疆置於蘇聯的影響之下。當時的新疆省政府和督辦公署都有蘇聯顧問，學校有蘇聯教員、軍隊有蘇聯教官。迪化飛機場、安集海煉油廠、獨山子石油廠、阿山金礦局都有上百名蘇聯工作人員，新疆的東大門哈密還有以“歸化軍”名義駐防的蘇聯紅軍混成團，俗稱“紅8團”。

1938年8月，盛世才秘密訪蘇，盛世才就此加入蘇共，以示其與蘇聯為一體。到了1941年1月，“盛世才為取悦蘇聯，向蘇聯建議將新疆脱離中國而成立新疆維吾爾共和國，並加盟蘇聯”（王益平《1917-1949年蘇聯對新疆的政策及新疆政局的歷史演進》），聲稱“時機已經成熟，英帝國主義者及蔣委員長皆無能干預新疆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莫洛托夫致新疆邊防督辦書》）。但蘇聯正需要國民政府牽制日本人，並未答應盛世才的主張。

盛世才的親蘇政策，使得其所治下的新疆，成為中共的樂土。1937年，中共西路軍殘餘部隊逃亡新疆，得到了盛世才的庇護；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等人從莫斯科回國，得到了盛世才的款待；1938年2月，毛澤民、林基路等人在新疆擔任財政廳長和民政廳長職務。

盛世才在蔣介石與斯大林之間的搖擺

然而，到了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蘇軍一潰千里，盛世才為了預留後路，逐漸與國民政府開始接洽。到了1942年5月，蘇聯軍隊在哈爾科夫戰役中遭遇慘敗，德軍橫掃伏爾加河，蘇聯瀕臨崩潰。盛世才確定斯大林即將滅亡了，決心徹底與蘇聯決裂。

1942年7月，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盛世才宣佈，“新疆歸附中央政府”，同時“驅逐蘇聯顧問”，並“肅清新疆共產黨”。在迫使蘇聯人離開之後，1943年，盛世才加入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為了青天白日旗，儼然成為黨國忠貞。

不過，好景不長。到了1944年，情勢再次生變。國民政府在豫湘桂戰役中遭遇慘敗，前景慘淡，而蘇聯則逐步走向對德反攻，顯現出如日中天的態勢。形勢的變化迫使盛世才再次做出改變，即拋棄國民黨，再次倒向蘇聯。

1944年8月11日，中國重鎮衡陽淪陷，盛世才便趁機逮捕了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建設廳廳長林繼庸等人，以示對國民政府的決裂。同時，盛世才致電斯大林，表示願意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並以新疆全土投靠蘇聯，同時派親信到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請求斯大林出兵新疆消滅駐紮在新疆的中國軍隊，並許以阿山金礦、獨山子石油等為酬勞。

但斯大林拒絕了盛世才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對此極為惱怒，他在日記中痛批盛世才，“有私無公，見利忘義之人，不可用也”，大概是聯想到另一位東北軍人張學良的兵變，蔣竟寫下了“東北之軍人多為害國害己之人也”的恨語

蔣介石與斯大林的聯手，意味着盛世才執政之路的徹底終結。8月29日，在蔣介石和斯大林的聯合施壓下，國民黨軍人朱紹良取代盛世才擔任新疆省主席職務，盛世才被迫離開新疆。

蔣介石與斯大林的最後博弈

朱紹良入主新疆之後，意味着中國政府重新確立了對新疆的統治。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新疆的安寧，斯大林決心趁新疆混亂之際，重新恢復在蘇聯的影響力。

1944年8月，蘇聯的突厥僑民組發動“鞏哈暴動”；1944年9月，蘇聯籌建的突厥人蒲犁游擊隊，越境攻打蒲犁縣；1944年10月，在斯大林親信貝利亞的指揮下，蘇聯發動了“三區革命”。蘇軍和突厥民族武裝先後攻克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區。1945年1月，三區武裝在蘇聯支持下，宣佈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脱離中華民國而獨立，並向新疆其他地區發動攻勢，雙方在瑪納斯河對峙。

到了1946年4月，蔣介石被迫接受蘇聯控制之三區武裝佔據北疆的現實，中蘇達成新疆南北分治的妥協。斯大林由此重新確立了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

這種局面，直到1950年1月，中共軍隊王震所部進入新疆之後才告結束。而中共對中國的統一，也意味着中央政權在新疆統治的完全確立，新疆的亂世最終徹底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