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摩擦下，我們和美國精英舉行了一次閉門會談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王文】

2018年8月底，筆者所在機構在多方支持下，牽頭協調了對美國政界、智庫、媒體與商界做了一次大範圍調研與對話，美方的代表性強、政治光譜全，所談內容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中美關係現況。

筆者除完成必要的內部工作報告、遵守此前雙方約定的“閉門會談”（off the record）原則之外，至少還有十點感悟，覺得有必要、有責任與公眾分享。

一、中美關係得了**“交流飢渴症”**

本次中美智庫系列對話的籌備時間非常短。8月初，籌備正式啓動，但在邀請過程中，國內多位資深官員與知名學者都欣然應諾，20多天內便克服多重困難，最終高效成行。

8月是美國精英層的“休假季”，但筆者與三家美國頂級智庫亞洲協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聯絡時，對方都很快回復願意承辦，且本機構負責人均出席，還邀請了包括前防長、多位前副國務卿、前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在內的十多位“部級”領導與數十位著名智庫學者。

不僅如此，短短數日內，均已八、九十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奧爾布賴特、AIG集團前董事長格林伯格等三位“泰斗”級人物以及黑石集團董事長蘇世民等多位美國政界、商界領袖都會見了中方代表。

這樣的“約見效率”遠超預期，充分折射了目前兩國精英對彼此緊張局勢的重視與關切。

7月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以來，民粹主義高潮迭起，兩國社會交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此時精英的作用顯得尤其重要。在約20場會談、五天在美行程中，筆者多次聽到兩國精英的呼籲，越是兩國關係困難，越是要開展各個層面的民間交流。

過去常講，“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經貿“壓艙石”出了問題，民間交流的“穩定錨”更顯得迫切。想當年，民間交流在困難時期為中美建交發揮關鍵作用，現在，兩國關係“遇冷”，各類民間社團協會對美交流、兩國友好省州與城市之間的往來，更是應迎難而上。近期，美國加州通過決議案，呼籲總統和國會支持加強中美經濟關係，更是説明州縣等地方社會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二、需要釋放資深官員**“公共外交生產力”**

此次中方代表團中多位資深人士均有不少當年工作時的美國舊識。大家採取“總-分-總”的形式，在大範圍座談外，又小範圍地拜訪了一些美國精英。雙方一見面，噓寒問暖，回憶往昔，氣氛融洽，紛紛感慨中美兩國走到今日之不易，應倍加珍惜。

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中方代表團部分人士拜訪基辛格，95歲老人家早早就在辦公室等候。筆者與他握手時説：“這是我第五次見您了”。他脱口而出：“上次咱不是一起吃晚飯嗎？”那是兩年前的事情了，但他卻能清晰記着。他還聊起多年來與中方團裏多位成員打交道的許多往事，分享40年來與華打交道的心得、對特朗普的真切看法。

基辛格（資料圖/東方IC）

與其説那是兩國資深人士的雙邊座談，不如説是老友敍舊、相互傾聽。而這種滿懷友誼的大國精英互動，恰恰是兩國長期平穩發展的根基，也是兩國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

從公共外交的角度看，資深官員尤其是外事系統退休老領導是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之一。他們閲歷深，交友廣，外語好，很容易通過舊識產生良好的交流效果，日後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主力。事實上，在美國，大量在國安會、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前高官轉為從事公共外交的智庫人士，這種強大的“公共外交生產力”同樣是美國軟實力、對外傳播力的重要源泉。

三、應對特朗普不確定性，應是中美兩國社會共識

在五天的訪問過程中，筆者與代表團人士約見了左、中、右的美國精英，其中不乏特朗普任總統前的老友。一個普遍感覺是，大家對特朗普執政風格很迷惘。

“特朗普的執政風格與所有前任都不同。他不是依靠組織、機構來運營，而是更多地依靠他自己以及親信、小圈子。他喜歡交易，卻不喜歡通過制度。”一位美方人士坦承。

雖然目前近兩年來美國的經濟增長狀況不錯，但人們仍擔心未來的變數。可見，如何應對特朗普執政下的不確定性，應是中美兩國精英的共識。換而言之，在強大的民粹主義思潮下，特朗普代表着一種不可知的衝擊力，令很多美國人反感。

對此，中方應更多地“借力打力”，不要老是講中美矛盾分歧，而要更多地擴大中美共同利益。建立新時代“統一戰線”，讓兩國社會與經濟體系更深地粘合在一起。

只有反其道而行，特朗普執政集團內的一些人想把中美兩國變成兩個孤立、隔絕的體系，進而將中國定位為“第二個蘇聯”，通過打擊遏制中國來凝聚美國社會的政治企圖才不能得逞。

四、最壞的中美情況可能將發生

“時間不多了”、“30多年來從未遇到過的最悲觀、最消極的時刻”、“美國的耐心已到盡頭了”，在美國的五天交流中，幾乎每場活動都能聽到類似聲音。

的確，與此前諸多輿論的判斷一致，目前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遇到兩國建交以來最複雜、最惡劣、最綜合的寒流，遠甚於1989年美國對華制裁、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美方認為，後者僅是聚焦在個別領域、個別事件，現在則是全方面、全社會的對華不滿、質疑、批判甚至否認。

美國對華態度正在進行建交40年來最顛覆的反思，源於中美實力正出現本質性的消長。特朗普執政可能有些“偶然”，但特朗普式強硬對華政策卻是“必然”。

“美國將弱不弱、中國欲強未強”的關鍵節點上，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不僅是貿易關税進一步加徵，南海、人權、朝核、台灣、新疆、互聯網、金融、安全、高科技等諸多領域的中美衝突，極可能會出現集體爆炸，稍有處理不慎，便會導致兩國全面對抗，建交40年基業被徹底顛覆的可能性並非是零，全面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也並非為零。

美國是影響中國發展的最強國際變量，對中國社會及各層組織、機構、企業而言，懷有最好的預期，做足最壞的打算，準備最全的預案，恐怕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五、需要讓世界真正**“聽進”**中國的聲音

一位美國“中國通”問筆者，“你們聽到（listen）我們説話，但聽進（hear）去了嗎？”這個問題同樣也啓發了筆者關於中國對美傳播的思考。

這些年，中國對外傳播的投入越來越大，聲音也越來越強，對於美國人而言，他們能聽到，但卻聽不進去或聽錯了。這背後有許多原因，有的是源於美方長期偏見、美國媒體誤導、美國意識形態的桎梏，有的則源於中方本身的翻譯偏差與詞彙組合的思維方式差異。

翻譯引發的中美誤解，令人震驚。

中國近年來常説要“引領全球治理”，被普遍翻譯成了“領導全球治理”；

“中國模式”的慣譯隱含更多放之四海而皆準、替代美國模式的含義；

“科學發展”慣譯中“反宗教的發展”之意。

這些誤譯徒增了美國社會的焦慮與緊張。

2017年，十九大報告的英譯本同步推出，反映了中央已意識到這個重大問題。但對外傳播能力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在媒體報道上，對外傳播往往是最薄弱的環節；在出國交流上，限制仍是相當大；在外國媒體上發文，往往得不到足夠激勵；善於外語表達的學者力量，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更糟糕的是，這次接觸的許多美國學者都表達了被中國欺騙了40年的感覺。其中還提到，中國與美國交流缺乏真誠，改革開放已結束，不再需要美國等等。事實上，對於美國，中國仍然需要釋放更多清晰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全面開放的信號與行動，避免更多不必要的誤判。

總之，近年來，對外傳播的局面改變很大，但倘若更精細化、更精準化、更彈性地讓美國人真正“聽進”中國聲音，中美緊張局面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六、要站在一百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着想現在

“你們老説，從北京、上海市中心開車1個小時之外的農村非常窮，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你們知道嗎？從紐約、芝加哥開車1小時之外、在緬因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納州也到處都有很窮的地方。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一位美國前政要在某場對話上這樣質問中方代表。

儘管中方有理有據地回應，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只源於經濟階段，還在自我定位、觀念水平、治理能力等等，但在美方看來，中國變了，正在成為真正的全球強國；而美國也變了，種族構成、經濟水平甚至政治制度等等，與華盛頓建國時的美國不一樣了

由此看，中美之間需要更多地立足於長遠重新進行相互認知。美國對中國的認知邏輯，仍基於上世紀中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國對美國的認知邏輯，仍限於帝國霸權的基本框架。

兩百年前，法國人托克維爾為認知剛剛建國的美國，遊歷美國各州，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半個多世紀前，美國人本尼迪克特為認知二戰後的日本，歷時數年，寫下了《菊與刀》。當下的中國思想界，是否應有一頭扎進美國社會寫下新時代下的美國名篇，這是相當值得期待的事情！

誠如此次交流中，一位美國前副國務卿所説，“現階段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尚未完全成為事實的調整期”，這恰恰呼應了近年來習總書記所説“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的提法。大變局時代，思想者大有可為。

七、不怕中美吵架，就怕彼此不真誠

在與“全球智庫排名第一”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對話場次，筆者可能是雙方受邀對話學者中年齡最小的。面對兩國智庫“前輩”，或許也是個別美方觀點過於挑釁，我的數次發言顯得“很衝”，被現場調侃為對美方“Fight Back（拳擊回擊）”。

令人意外的是，布魯金斯學會會長約翰·艾倫在總結時對筆者大加讚賞，自認受益很多。在受邀晚宴道別時，這位前海軍四星上將專門把筆者拉到一邊交流，還承諾下次專程要回訪人民大學。

事實上，這些年，筆者在數十個國家講學，出訪美國數十次，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是，中國人過於含蓄、話只説一半的行事傳統，並無助於更好的國際交流，反而會讓人產生中國人難以打交道、不透明的認識。

誠如約翰·艾倫在對話會上所説，“我在海軍服役40多年，深知防止衝突對中美的重要性。此時，明確的戰略意圖表達，是防止誤解惡化，防止眼下經濟領域的緊張會傳導到政治領域緊張的關鍵路徑。”對於學者、媒體而言，對外交流尤其是在如此緊張時刻的中美關係背景下，真誠的交流，哪怕有分歧、有爭吵，都肯定比虛偽的搪塞與辯護要好得多。

八、中國加快改革需要**“美國諍友”**

歧視性的金融貸款、工業補貼、經濟下行、互聯網管制、債務過高、貿易嚴重失衡、高科技強制轉讓、人權下滑、軍事秀肌肉、挺進美國後院……如同筆者過去十年無數次與美方交流一樣，美方對中國的批判、挑剔、指責仍是一貫的，不同的只是誰説和重點説什麼。

筆者曾與俄羅斯、伊朗、土耳其、印度甚至韓國、日本的智庫同行交流，發現美國智庫界對他們國家通常也是這樣，有的態度比對中國更惡劣，鮮有一團和氣。

這相當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百年傲慢，同時也反映了智庫本應有的“伐謀”功能。冷靜下來看，中國輿論大可不必“逢美必駁”。有一些駁斥當然是必要的，但許多時候，你永遠沒法叫醒裝睡的人。如果中國人更自信一些，美國的某些批判反而會像“諍友”那樣，反向提醒中國不斷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事實上，20世紀以來，美國持續崛起並保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權，很少在乎國際上的輿論批判。相反，美國在世界上被批判的頻率與深度是最嚴重的。但美國的自我調節與糾錯有自己的節奏，調整的尺度源於國內，而非國外。由此看，中國改革節奏切不可被美國發動的貿易摩擦所打亂，“你打你的，我改我的”，在中美貿易摩擦當前，中國大可更從容。

九、中國不妨掀起第三次**“學習美國”**潮

今年是國際金融危機十週年。過去十年，筆者參加過許多輪中美各個領域的對話。這次對話還有一個深刻印象是，美國的信心正在恢復。這與當年懇求中國“同舟共濟”完全不同。

的確如此，過去十年，學術界最流行對世界變局的看法是，美國在衰落。實際情況是2008年到2017年，美國佔全球經濟份額一直穩定在23％-25%之間，尤其是近五年來，美國經濟份額穩步上升，已恢復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世界地位。

中美之間的綜合實力正在接近，但尚存較大差距。未來的美國會長期保持着“平頂山”之態，中國輿論要有認識“美國衰落論”複雜性，中國輿論對美國的實力變化不能太一廂情願、更不能太簡單化。

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仍要學習對手的優點。20世紀初，中國曾學習美國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現代政治理念與制度框架許多都可追溯到美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曾學習美國的經濟制度，市場經濟理念、金融資本運作、公司管理經驗許多也是源於美國。

現在，中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應該向20世紀老牌大國美國學習國際博弈與強國戰略的經驗，這包括全球治理、對外傳播、跨國投資、貨幣國際化、海外安全等等。當然，學習不等於全盤複製，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也正是早在2014年習總書記講過的“中國永遠要做學習大國”之本意。

十、中國要有真正的崛起毅力

筆者曾寫過一篇《中美貿易戰是一堂生動的全民教育課》，提醒我們國際社會的殘酷，更重要的是，也像清醒劑那樣告訴中國要戒驕戒躁。這一次在美的深度交流更提醒我們這一點。

近年來，“中國第一論”開始在輿論上盛行。這是相當要不得的。雖然我國的一些發展理念、經驗逐漸被其它國家接受，但改革開放四十年，僅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不代表復興之路已走到了終點。

美國對華貿易摩擦告訴我們，雖然美國目前還不敢用武力遏制中國，但仍企圖以貿易等多種手段阻止中國的持續發展之路。中國崛起仍是一場漫長的持久戰。誠如英國崛起花了近兩個世紀，美國崛起用了100多年，中國不追求當世界老大，但崛起過程一樣需要紮實的慢功夫、實功夫。有了改革開放40年成功，中國更需努力，做好“打持久戰”的心理構建。在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越來越近的時刻，中國要更有信心、更有定力。

同時，中國還要深入研究國家崛起的持久性與複雜性。像《大國崛起》紀錄片那樣的故事還要有第二版。第二版要着重講大國崛起的艱難，與一些崛起的失敗教訓，如蘇聯、日本、德國等。這就是要向全民説清，大國崛起的不易，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崛起都曾經付出了火與血的代價。

如美國崛起的150年，經歷了南北內戰、種族衝突與屠殺、總統暗殺、環境惡化、金融危機、世界大戰、外敵入侵、恐怖襲擊等等，讓全民對國家崛起的艱難性要有充分的共識與內心預期。從目前的情況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登珠峯般的8000米稀薄地帶”，也是高危地帶。全民一定要戒驕戒躁，謹慎前行。

（編輯版發表於9月10日參考消息，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