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中國是怎樣頂住西方的制裁壓力的？_風聞

 2018-09-11 18:17     作者： 胡新民 

 鄧小平在10月31日會見尼克松時説：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

朝鮮內戰的爆發後，美國介入，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使新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新的、日益上升的壓力。隨着中美兩國在朝鮮軍事對抗的展開，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政策發展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備忘錄，按照這個文件精神，美國繼續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糾合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禁運。因此可以説，就新中國的歷史而言，最困難的時候是在毛澤東時代，比如上世紀60年代，外部除了西方國家封鎖的壓力，和蘇聯的關係也破裂，還跟印度有邊境衝突，在內部則有蔣介石嚷嚷反攻大陸。

對於西方國家的禁運、封鎖和制裁等壓力，鄧小平是深有體會的。他在1978年9月16日回顧道：

【“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最近40年來，中國壓力最大的時期，毫無疑問是90年代初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嚴厲制裁的時期，中國經濟一度遇到嚴重困難。但這並嚇不倒戰勝過種種禁運、封鎖和制裁的的中國人民。1990年4月7日，鄧小平明確地警告那些西方國家：

【“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來的，是在被封鎖、制裁、孤立中成長起來的。”】

1989年的政治風波和西方國家的制裁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雖然人們的思想大解放極大地推進了改革開放大業，但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也趁機而入，干擾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正在不斷取得進展，這對中國國內的某些錯誤思潮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有些人提出了所謂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後來造成蘇東劇變的那種“政治改革”。對此。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在各種場表示了堅決反對的態度。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與外國客人談話時指出，過去八年，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着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因此，鄧小平對政治改革劃出了一條紅線：“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直接打破了那些對“政治改革”的所謂路徑的種種幻想。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干擾始終不斷，曾經一度還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

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是2010年7月習近平提出編寫的。該書在《經受政治風波的考驗和治理整頓的完成》一節中寫道：

【“西方國家政要揚言對社會主義將‘不戰而勝’；中國內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蔓延；改革開放中積累的矛盾和問題突出顯現。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預示着一場大的政治風波不可避免。社會主義中國走到一個重要關頭，黨和人民面臨新的嚴峻考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6月4日採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見該書第766、767頁）】

1989年6月5日下午，美國總統布什（即老布什）宣佈了三項制裁措施：（1）暫停中美間一切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2）暫停中美兩國間軍事領導人的互訪；（3）同意重新研究中國留美學生要求延長逗留時間的請求。在美國的帶動下，西方國家紛紛制裁中國。

7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西方七國首腦會議7月15日發表的政治宣言中有關中國問題的部分發表談話指出，中國政府平息在北京發生的旨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七國首腦會議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向中國施加壓力，違反了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中國政府絕對不能接受。

錢其琛在他的回憶錄《外交十記》中説，在擔任外長十年期間，中國外交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時期，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那時，國際風雲突變，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宣佈制裁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出於各種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陣陣反華浪潮。

鄧小平：“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但是，在看來“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時候，美國的布什總統卻幾次私下向中國傳遞口信，表明他重視中美關係。他解釋説，目前對中國的制裁，是在美國國會和社會的壓力下采取的行動，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諒解。1989年6月21日，鄧小平收到布什的一封信。布什在信中要求派特使訪華，與鄧小平進行完全坦率的談話。22日，鄧小平復信布什，表示同意他的建議，歡迎美國總統特使訪華，進行真誠坦率的交談。

布什總統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作為總統特使於7月1日訪華。隨行人員只有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和一名秘書，不帶警衞和其他人員。美國方面對這次訪問採取了十分嚴格的保密措施。

7月2日鄧小平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前，同李鵬、錢其琛談話。指出：今天只談原則，不談具體問題。制裁措施我們不在意，嚇不倒我們。

在隨後會見斯考克羅夫特時，鄧小平指出：現在中美關係確實處在一個很微妙、甚至可以説相當危險的地步。中國沒有觸犯美國，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沒有觸犯。問題出在美國，美國在很大範圍內直接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我要明確告訴閣下，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後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麼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決不會讓步。中國領導人不會輕率採取和發表處理兩國關係的行動和言論，現在不會，今後也不會，但在捍衞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也決不含糊。在結束談話時，鄧小平還順帶批評了《美國之音》的造謠，巧妙地指出，美國政府在謠言基礎上制定對華制裁政策，是極不明智的。

9月19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伊東正義。針對巴黎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對中國處理動亂的指責，鄧小平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實的，是根據謠言做出的，中國不能接受。我們對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主宰一切表示懷疑。中國不怕威脅，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國的國家，其內部是否行得通還是個問題，現在事實上也沒有行得通。一個國家自稱為世界憲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此順便提一下，日本不久後就解除了對華制裁。

10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時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建國以後，我們處於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沒有損害我們多少。為什麼？因為中國塊頭這麼大，人口這麼多，中國共產黨有志氣，中國人民有志氣。還可以加上一點，外國的侵略、威脅，會激發起中國人民團結、愛國、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的熱情，同時也使我們更清醒。所以，外國的侵略、威脅這一套，在我們看來並不高明，而且使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益處。事實表明，那些要制裁我們的人也開始在總結經驗了。總之，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國際風雲怎麼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

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時的美國的兩位主要當事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在這個重要時刻相繼訪華。

鄧小平在10月31日會見尼克松時説：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係太大了。

11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基辛格時，請基辛格轉告布什總統：美國應採取適當方式，明確宣佈取消對華制裁。鄧小平還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有的。那種按社會制度決定國與國關係的時代過去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發展友誼，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間肯定能夠找到共同利益。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寫道：

【“事實上，‘制裁’對制裁國本身也不利。從宣佈‘制裁’中國開始，西方各國出自自身利益考慮，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現得並不一致。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採取政治和經濟結合、官方和民間結合的方式，推動日本率先於1990年取消對華‘制裁’。隨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相繼取消對華‘制裁’。到1991年底，中國同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關係基本上回到正常軌道。”（見該書第7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