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東漸與中醫西傳的過程中，為何中國醫師都只能扮演配角？_風聞

文|高晞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文章來源|金陵醫史論壇

【從時間上考察，西醫東漸和中醫西傳幾乎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同時發生的，這場中西醫交互會通的文化活動的結果，使東西方醫學有了比較的可能，通過文化比較梳理了兩種醫學文化的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近代以來對中醫特性的認知是在中西醫比較的視野中建構的，或者説是依據西方“科學”範式確認的。】

前往東方的西方藥劑師們

1498 年，達·迦馬抵達印度之後，葡萄牙人收集了大量而系統的亞洲地理學和人類學的情報， 為進入中國作準備。1517 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委派在馬六甲從事香料與藥品生意的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ToméPires）為領隊，率葡萄牙使團抵達廣州，這是西方來華的第一個外交使團。之所以選擇皮列士，是因為他剛完成了《東方誌：從紅海到中國》的編寫，這是第一部由歐洲人撰寫的描述東方包括中國地區的歷史、地理、博物學、人種志學、經濟和商業等人文信息的專著，因皮列士的航線與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大致相近，中國學者認為他“彌補了鄭和敍述的不足， 其細緻入微的記述，生動地再現了 16  世紀時期這一地區的地理歷史和人文風貌”（何高濟：《東方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年，序）。該書在當時的歐洲影響頗大，皮列士因此成為出使東方的最佳人選。

曼努埃爾一世

然而，一般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皮列士原本是藥劑師（apothecary）的身份與他出任大使和研究方法之間的關係。15、16 世紀歐洲的藥劑師稱呼和地位與現代藥劑師（pharmacist）略有不同。那時歐洲醫學與“藥用植物”研究有着密切的關係，大部分藥都來自植物，藥劑師地位相當於專業醫生，除了配製草藥提供給醫生和病人，銷售煙草和秘方，他們還充當外科醫生甚至產科醫生，

能在藥房為病人做手術。技術高超的藥劑師服務於王室，皮列士曾是葡萄牙王子艾費尼松的藥劑師，這可能是他得到王室信任的原因之一。採擷本草、探訪草藥的不同療效，分析藥物的化學成分是藥劑師的本分，職業造就皮列士這樣的藥劑師們擁有對事物精細觀察、記錄以及準確而詳盡地描繪的能力，諳熟信息收集、分類和分析的科學方法，這套方法屬於歐洲傳統知識體系——博物學。皮列士的專業技能在編輯《東方誌》時充分展示出來，該書是根據商人、航海家及相關人員提供的信息，經細緻考察、分析挑選編輯而成的。西方學者認為皮列士是一位“有辨識力的考察者”。

地理大發現的商業目的之一是去東方尋找香料，對草本植物擁有專業辨識技能的藥劑師往往會獲得航海家和殖民者的青睞，邀請他們陪同前往。1575 年西班人奧古斯丁修會士馬丁·德·拉達（Mardin de Rada）進入福建地區探訪，收集大量學術書籍，其中涉及占星術、天文學、手相術、算學、律法、醫學、劍術和經學等多領域，他唯一肯定的中國學術是醫學：“他們像草本學家一樣從經驗知道草藥的本性，並像我們在《迪斯科裏德》（Droscorides）書裏那樣對草藥加以描述”，並認為“所有別的方面都不值一顧”（何高濟：《十六世紀中國南部紀行》，中華書局 1990年，210 頁）。他收藏的醫藥和本草書籍中有古代和那個時代的作品，涉及中醫辯證論治理論和預防等內容。直至 18 世紀，世界著名博物學家林奈（Carlvon Linne）還鼓勵學生彼得·奧斯貝克帶着科學眼光去中國考察自然世界，為其編寫《植物種志》在世界範圍內收集植物的信息。奧斯貝克自瑞典哥德堡啓程時説：“我非常渴望瞭解中國藥草的知識，以及各種草藥所對應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徵詢那些能在這方面給予我指導的人，並獲得一定答案”（彼得·奧斯貝克著倪文君譯：《中國和印度羣島旅行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89 頁）。

正如傳説中神農嘗百草之後，編出《神農本草經》，西方藥劑師和博物學家也習慣性地收集採擷異域的新奇花果與藥草，寄回國內。1658 年波蘭籍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l Boym）在寫給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公爵的信中説：“給您寄去兩種在寒冷氣候中也能結果的樹的種子，信中還有關於這兩種樹的説明。”（《卜彌格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年，295 頁，後略稱《文集》）16 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探險家在東方和中國的博物學“發現之旅”，可視為東西方學者對話與交流的學術互動。在這場知識交流的過程中，中國本草學知識或博物學成就及醫療體系， 通過傳教士、醫生藥劑師和外交官的書信、日記和遊記，以及他們郵包中捎帶上的花種或樹種， 傳向西方世界，開花結果。

中草藥採擷識別與《本草綱目》的西傳

麝香，在 17 世紀歐洲的知名度和市場需求量，可借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斑略知。《李爾王》中説：“好藥劑師，給我一盎司麝香，讓我除去想象中的臭味道。”它主要由東方進口。另一種從東方大量進口的藥材是大黃。第一位進入中國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發現麝香和大黃最初由西方引進的，現在由中國高價返銷至歐洲，獲取鉅額利潤：“在這裏買一磅大黃只要一角錢，而在歐洲卻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塊。”其實在中國藥材市場上，歐洲人比較容易辨識的是大黃、胡椒、肉豆蔻和麝香，他們不僅瞭解到麝香製作過程，還驚奇地發現麝香其實還有真假之分。

大多數植物、水果和本草他們並不認識，更不明晰藥草用法與療效。比如，利瑪竇説“這裏還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國木，而別人則喚作聖木的那種能治多種疾病的著名藥。它不用栽種， 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點採擷它所必需的人工錢就能買到，但卻以高價出口”（《利瑪竇中國札記》， 中華書局 1983 年，16 頁）。1535 年，葡萄牙人將此樹根介紹至歐洲。關於“中國木”的記錄還出現在 1585 年羅馬出版的西班牙人門多薩（J.G.de Mendoza）編著的《中華大帝史》（何高濟，中華書局 1998 年，12 頁）中。17 世紀歐洲人都將這種樹根稱為“中國”，當作治療梅毒的良藥。“中國木”究竟是何種草藥？卜彌格在《中國植物誌》（FloraSinensis）給出了答案：茯苓（FoLim）。作者解説：“葡萄牙人稱中國根為 PaodeCina，歐洲人稱它為 China。它大量生長在雲南、廣西和廣東省，……中國人將它和肉放在一起，用來做湯。它也做藥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治中風，也可以治其他各種各樣的病，消除骨頭和全身的疼痛。……這種根中國人叫白茯苓。”此外，《中國植物誌》中還記錄了另一種被喚作“中國”的香料，歐洲商人將桂皮樹譯作“Cina”和“momun”——“又香又甜的中國的樹”。

卜彌格是中醫西漸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亦是中醫經典西譯的始作俑者。他父親是波蘭國王御醫，然而，子未承父業從醫，而是以神職人員身份，於 1642 年來華傳教，並捲入南明朝廷試圖復辟的政治事件中。但是出身醫學世家的卜彌格不僅熟悉歐洲醫學經典，對中國醫學和本草學也保持着濃厚的興趣。在華期間他編寫翻譯了多部中醫著作，1652 年至 1653 年間編寫《中華帝國簡錄》和《中國事物概述》，其中涉及大量的中醫藥信息。卜彌格説中國有許多歐洲人不知道的草藥，《中華帝國簡錄》記錄治療眼疾的黃連、能延年益壽的不死草和人蔘。《中國事物概述》介紹了麝香的製作過程，並指導讀者如何辨別麝香的真偽，此外還有大黃、“中國根”茯苓、肉桂、生薑和沉香。1652 至 1653 年，他用拉丁文編寫圖文並茂的《中國植物誌》，1656 年在維也納出版。這是歐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國植物學專著。其中收錄 29 種生長在東南亞和中國的動植物。每種植物，卜彌格都仔細描述其葡萄牙語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稱、生長區域、形質特徵、藥物製作方法、治療的疾病和銷售情況。動物中有鳳凰、野雞和像鹿又像虎的麝。1663 年法國作家、科學家、地圖繪製者和東方學者 MelchisédechThévenot,在他編輯的法文版《旅行導論》(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一書中收入法文版的《中國植物誌》。

當時來華的歐洲人普遍熱衷於收集東方植物的種子或藥材標本寄回，其中以傳教士為多，如李明、杜德美、馮秉正、殷弘緒、巴多明、宋君榮、湯執中和韓國英等人。1723 年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onique Parrenin)在與巴黎科學院的通信中介紹了三七、當歸、人蔘、冬蟲夏草、大黃， 並寄回了製作阿膠的原料，以供醫生和博物學家研究， 法國博物學家安託尼· 傑西（AntoinedeJussieu）和本納德·傑西（Bernard de Jussieu）通過實驗方法以檢測巴多明的藥物。耶穌傳教士白晉説他的同僚劉應心無旁騖地翻譯解釋了數百種中國草藥的特性，甚至有傳教士將新鮮製作的麝香寄回歐洲。這些來自東方的信息和知識大大豐富了歐洲的博物學研究。

但卜彌格認為，向歐洲人介紹中國的藥物學知識，用處不大。“因為大部分稱作成藥的草，

不為歐洲人所知，也沒有在那裏生長，也無法運到歐洲；對歐洲醫生來説，這些經過乾燥處理的根和草在歐洲難以找到相似的對應原材料；而藥商還要對草和樹根進行醋泡酒浸的處理，加熱烤曬等處理，再做成糕狀。”這樣就更難辨別了。

事實上，中醫本草西傳，是在東、西方博物學家對中草藥的辨識、正名和論證的研究過程中展開的。歐洲的學者轉述或摘選傳教士的信件報告時，亦會依據歐洲的知識傳統或語言特徵做進一步修正或調整。1661 年奧地利傳教士匡衞國（MartinoMartini）編寫的《中國新地圖志》(Atlassinensis)明確指出“中國根”就是“土茯苓”而不是“白茯苓”，第一次對兩種藥草做出了甄別。

“人蔘”的觀察與命名是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最早提到“人蔘”（ginseng）的是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aroSemedo）的《大中國志》（Relatiodemagna monarchia Sinarum,ou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1643）。1653 年卜彌格在《中華帝國簡錄》介紹“人蔘”的功能是“能使病人恢復元氣”，並強調它價格是“相同等重量的白銀數倍”。匡衞國的《中國新地圖志》中特別提到中藥中“最出名的是人蔘，它是中國藥物中最顯貴的根”。Thévenot 在介紹“人蔘”時特意引用匡衞國的關於該名稱由來的解釋：人蔘是因為像人，有手臂、腿和身體，一種似於曼陀羅的根。李明將此稱作為“靈丹妙藥”。1687 年德國漢學家門採爾（Christian Menzel）撰寫《論人蔘根》時，介紹 10 餘種在歐洲可見的人蔘植物並繪製圖形，其中有兩種是中國人蔘。介紹人蔘生長地在東北， 可以恢復陽氣，明目，治神經病。1711 年耶穌會傳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其致中國和印度傳教區巡閲使神父的信中詳細描述了人蔘的產地、形狀、生長、採擷和療效，並糾正了匡衞國書中關於人蔘產地的謬誤。18 世紀的歐洲人已能辨別高麗蔘、西洋參和人蔘的不同特性，商人更清楚出口西洋參到中國是賺不到錢的。

168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藥劑師克萊耶爾（Andreas Cleyer）在法國出版《中國指南》（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此書很快被證實是剽竊卜彌格的手稿。其中有兩部分與中藥相關的文章：《對作者王叔和脈診醫病的説明》和《單味藥——中國人用於醫療的單味藥》。《單味藥》是一部中醫本草學作品，全書收有 289 味草藥的用法，49 幅彩色插圖。關於此書的中文原本，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解釋，有學者以為是《本草綱目》的節譯本，亦有學者不認可此種説法。波蘭卜彌格研究者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認為《中國植物誌》可能是《本草綱目》的選譯本（《文集》，65 頁）。

1578 年李時珍著成《本草綱目》，1596 年在金陵正刊行。《本草綱目》在藥物分類上改變傳統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類法，採取了“析族區類，振綱分目”的分類法。當耶穌會士和藥劑師在中華大地採擷藥草、收集本草文獻時，正是李時珍在全國尋訪各種藥草，修定《本草》之際。

《本草綱目》出版不久便引起傳教士甚至是西方知識界的注意，完全在情理之中。西文中最早有記錄的本草作品，是李明的《救荒本草》，該書類似西方的《植物誌》，介紹地方性植物及其食用知識。1735 年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根據耶穌會士寫回法國的通信編輯《中華帝國通志》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法文的《本草綱目》[《節錄即中國本草學或中國醫用博物學》（ExtraitduP en Tsau CangMou c’est-a-direde l’Herbier Chinois,ou histoire naturelledelaChine,pourl’usagedemedecine）]，杜赫德特別提到李時珍本草分類法，與傳統中國博物學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有所不同。

18 世紀前半葉《本草綱目》引起法國學者注意，法國醫生旺德蒙德（Jacques-Fran 觭oisVandermonde）在澳門行醫時得到《本草綱目》，按書所載收集 80 種無機礦物藥標本，並在當地中國人的幫助下，按書中所述對每種藥作了説明，一一做標籤，最後用法文編寫了一份材料， 題為《中水、火、土、金石諸部藥物》，他寄回法國的 24 種礦物標本，亦是由本納德·傑西檢測的。1738  年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的瑞典博物學家萊格斯特倫（M.von  Laerstron），在中國南方採集植物標本，並得到《本草綱目》原著。他是著名生物學家、植物分類體系奠基人林奈的朋友， 他回國後，將這批標本送給林奈。林奈在《植物種志》中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種植物的屬性午屈萊科（Lythraceae）紫薇屬（Lagerstroemia）。在林奈為植物釐定名稱時，常用 sinensis，因為他有許多特產於中國的植物。

《本草綱目》書影

進入 19 世紀，隨着傳統藥劑師角色被藥物學家和現代藥劑師所取代，對中國本草的研究興趣亦發生了轉向，走出了發現新事物的獵奇探索階段。博物家與藥物學家分道揚鑣，前者繼續考察中國的植物與昆蟲分佈與品種，像英國博物學家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中蒙邊境守獵採擷，1925  年完成《一個博物學家在中國的筆記》（ANaturalist’sNote－BookinChina）。藥物學家則聚焦中藥和方劑，採取分析化學和實驗科學手段研究中國本草學。當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創建兩個知識體系可以對話的學術基礎。1871 年，在漢口從事醫學傳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 Smith）醫生花了兩年時間研究《本草綱目》《爾雅》和《廣羣芳譜》，並利用業餘時間探訪民間草藥，編著了中英文對照的《中國本草的貢獻》（Contributions TowardstheMateriaMedicaand Natural HistoryofChina）。作者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以其在中國十餘年積累的草藥辨識與使用的經驗，幫助在華外國醫生和醫學生辨識草藥，解決行醫缺藥的困境；另一方面，針對當時西醫中譯出現的醫學術語難題，嘗試由本草切入，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種語言對譯的方式，開闢出一條醫學翻譯的新路徑。他創建的這個術語對照方法奠定了中國醫學術語編寫的標準框架。

1874 年，由法國駐華領事鐵桑（M.DabrydeThiersant）與巴黎藥學院教授（J.L 伢 onSouberain） 合作研究的《本草綱目》(LaMati 伢 reM 伢 dicalechez lesChinois）在巴黎出版，西方學者認為該書提升了歐洲人對中國醫學思想和藥物治療的認知。被譽為“遠東植物學權威”的貝勒（EmileVasil íevitch  Bretschneider），是晚清俄羅斯駐北京使館醫生，著名的《本草綱目》研究者。1881  年他發表《早期歐洲學者對中國本草學的研究》，回顧了 16 世紀以來，歐洲學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國本草學對歐洲的影響。1892 年他的《中國植物誌》（Batanicum Sinicum）出版，對《本草綱目》有較高的評價：“《本草綱目》為中國本草學名著，有此一書，足以代表。……李時珍不愧為中國自然科學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後本草學著作蓋無能出其右者。”

1887 年在華醫學傳教士成立學術共同體——博醫會，首先確定的重點研究項目就是中國的本草學，博醫會歷任主席都會重申該主題的研究意義。1911 年博醫會主席師圖爾（G.A.Stuart）與斯密史合作研究李時珍的專著出版，名為《中國本草學—一部按現代分類法編輯的藥物手冊》。

1939 年協和醫學院藥學系系主任伊博恩（B.H.Read）用分析化學的方法研究中藥本草，翻譯《本草綱目》中金石、獸、禽、鱗、介、蟲和魚等七個部分，並對《救荒本草》中 414 種植物進行考證。他開創的以分析化學和現代實驗科學方法研究中藥的範式，至今還應用在中藥研究領域。

自 16 世紀開始，《本草綱目》的原著進入歐洲，至 19 世紀該書分佈在世界各大圖書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有 1603 年的江西本、1655 年張去中刊本及 1826 年英德堂本。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有 1655 年太和堂刊本、1694 年的刊本、1717 年本立堂本、1735 年三樂齋本。德國柏林皇家圖書館珍藏有 1596 年金陵本和 1603 年江西本。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羅馬、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馬德里和比利時的魯汶大學，都收藏《本草綱目》。美國國家圖書館收有 1596 年金陵刊本和江西本，耶魯、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有收藏本。上個世紀 30 年代日本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就在中國人眼皮底下買走了金陵小字版的《本草綱目》。

中醫學經典的翻譯與研究​

卜彌格説：“我們談的不是中國人如何瞭解我們的藥，和我們從中國人那裏得到了什麼，而是在世界的另一個地方，人們間接地通過脈診，對病情有了解，通過創新的技能和智慧，長時期的經驗積累和臨牀運用，就對疾病有了深入瞭解。只要時間允許，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把他們運用的脈診的方法説清楚。”（《文集》，484-485 頁）

為何是脈診？因為西方也有切脈術，那是延續了千年的傳統診斷方法，由羅馬時代的蓋倫醫生髮明。利瑪竇説：“中國的醫療技術的方法與我們所習慣的大為不同，他們按脈的方法和我們的一樣，治病也相當成功。”歐洲學者從傳教士的報告中得出結論：中國醫生具有“高度的脈博測量技術，非精通其術者無法想象”。狄德羅在其《百科全書》中有“脈博”一章，指出：“所有旅行者的記載都顯示，這個國度的醫生具有神奇的脈博測量技術。”

狄德羅

不過，卜彌格卻發現了東西方切脈法之間的差異：“中國最早的醫生黃帝的著作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脈診和蓋倫的理論也是完全不同的。”卜彌格選譯《黃帝內經》中的脈學理論、王叔和的《脈經》，試圖探究脈診是不是蓋倫發明的。因為“中國人的確用了一種萬能的手段，通過脈診能治每一種病，首先了解病情，然後對它進行診治。據我所知，除了他們誰都做不到這點”（《文集》，484 頁）。就技術而言，東西脈學的差別在於西方只切左手脈的一個位置，而中國脈學不僅要切左右雙手，而且在手上有三個位置點，脈象還有深淺和重輕差異。卜彌格對中國醫生切脈時的敏鋭觸感和精確論斷，佩服不已，認為中國的高超脈學技術，幾近不可思議。比如脈博與時間的關係，蓋倫研究了很久都不懂如何測定脈博的時間，而中國人卻找到了用時間計算的好方法。因此，卜彌格想知道“中國人是怎樣看脈的不同的質量，它們的不同又表現在什麼地方？他們又怎樣通過發現脈與脈之間的聯繫，並利用這種奇怪的方法去預測病情的發展？產生不同脈象的原因是什麼？”他帶着諸如此類的問題去中醫文獻中尋找答案，並以問答方式將脈學理論和診脈方法譯介到歐洲。附圖所示的脈象並非出自晉王叔和《脈經》，脈象圖自宋之後開始出現，卜彌格未説明其所譯的脈象圖出自何處，目前可考的是《三才圖會》中有類似圖案。卜彌格的譯稿在其去世前未曾面世，其中王叔和《脈經》的手稿，先由法國人哈爾文（R.P.Harvieu）譯成法文，於 1671 年在法國出版，名為《中醫秘密》（Les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 consistant en la parfaite connaissance du pouls）。1686 年門採爾將這部脈學手稿發表在紐倫堡科學年鑑，取名為《中醫的鑰匙》。《中華帝國通志》第三卷收有傳教士赫蒼壁（Julien-PlacideHerrieu）提供的高陽生《脈訣》，當時被誤認為是王叔和的譯本。杜赫德以為中國人的醫學，就是脈學知識，和使用據中國人看來具有特殊療效的中草藥。《中醫鑰匙》初版之後，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和荷蘭再次出版。英國醫生約翰·費洛耶（JohnFloyer）受此影響，潛心研究脈博學，於 1707 年出版《醫生的診脈表》（ThePhysician’s  pulse  watch），比較研究了希臘脈學和中國脈學，第三卷為“推薦中國的脈診藝術，仿效他們觀察脈博的醫療實踐”。《醫生的診脈表》被譯成意大利文在威尼斯出版。

16、17 世紀的世界醫學，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還處在古典或傳統的醫學階段，擁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和以整體觀為主的關於身體和疾病的認知理論，以及草藥為根本的治療手段。只是歐洲醫學內部的變革已經開始，以人體解剖和測量的方法探究生命的起源和身體結構的科學活動在歐洲醫科大學方興未艾。當東西兩大醫學體系相遇時，都是以“他者”的視野互視對方，他們只可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依本體系的思維方式和邏輯結構考量和評判對方的學術價值，無論是中國醫生看待西方醫學，還是傳教士向西方譯介中國醫學，比較研究和問答式對話可能是兩大學術界跨文化交流互動中最可取的方法。除了卜彌格習慣性遵循希波克拉底、蓋倫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考察《黃帝內經》的學説，1700 年出版的拉丁文的《中國熱病》(Francesco Maria Nigrisoli,Febris chinachinaeexpugnata)，就直接地比較研究希波克拉底熱病理論與中醫熱病學説。筆者不懂拉丁文，因而無從知曉作者是如何進行比較研究的。

在華耶穌會傳教士和醫生考察中醫的視角、對中醫文獻選擇性的介紹和翻譯術語，從另一個側面顯映了正處於變革時期的歐洲醫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特徵，比如傳教士關心中醫“脈博與時間”的測量關係、脈學中“氣血循環”是如何運行的，經絡所連結的器官是空心器官（髒）和實心器官（腑）等。測量的概念、血液循環理論和人體器官學研究，正是 16、17 世紀歐洲醫學界研究幾大熱點。卜彌格認為中國人沒有解剖學，所以無法説明中國人的身體觀，於是借鑑中醫的內景圖和臟腑圖解釋中醫理論與經絡的關係。

西方世界對中醫的認知隨着歐洲醫學擺脱蓋倫經典醫學統治步入科學化發展階段後，逐步發生轉變，但在同時代的中國沒有發生與歐洲相類似的學術變化。譯介《黃帝內經》的卜彌格深信中醫陰陽五行，並試圖將其講解清楚，在歐洲學者看來，毫不精通解剖學的中國醫學，儘管有宇宙論和生理學的理論，但他們的醫學“僅僅是以人體結構的一種不大可靠的理論體系為基礎。所以毫不奇怪，他們在這種科學中未取得我們歐洲醫生所取得的進步”（《中華帝國通志》，379 頁 A）。歐洲科學界按照以人體解剖學為基礎和實驗醫學為手段的科學標準評判中醫，視野所及便是陰陽五行、精氣神和經絡等不可觸摸、不能進入實驗室體系的模糊知識，傲慢與偏見便會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來。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論調，在 19 世紀新教傳教士和醫生來華之後，通過他們對“中國醫療藝術”的研究得到進一步強化。

1813 年法國《箴言報》發表萊柏赫（M.Lepage）的《中醫歷史研究》（“Recherches historiquessur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一文，介紹了中國的醫藥起源和中國醫生體制，治療學和本草，中國人的衞生、日常生活、行為舉止和疾病。儘管作者不認同中醫理論，但他建議歐洲人要理解其他民族的醫學科學。然後提出，為什麼在歐洲盡人皆知的“科學”，沒有在中國得到發展？

“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產生”的第一個發問者，顯然不是因為愛上中國藥劑師女兒而熱情投身中國科學史研究的李約瑟，而非萊柏赫莫屬。

萊柏赫以為，“中國人有高超的醫療技術，中國人熱愛科學，他們的皇帝就樂意向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但中醫沒有發展為科學的原因是因為：一、雍正禁教終止了西方科學的傳入；二、中國不擅長與鄰國交流；三、中文書寫的語言是一種阻礙。1825 年法蘭西科學院首席漢學教席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發表以《論中國人的醫學》為題的演講，作為對《中醫歷史研究》的評論，他承認中醫正在衰退，但認為西方社會對中醫的誤解是由語言不通造成的，他告誡朋友們對中醫學不要有偏見。雷慕沙是近代著名的漢學家，法國漢學研究體系的創始人，當初是因為讀了卜彌格的《中國植物誌》，而引發其學習中文、研究文化的巨大熱情。1813 年他以《論中國人的舌苔診病》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靈感來自卜彌格的“舌診”譯文。但雷慕沙認為卜彌格的譯文不準確，説他不熟悉中國醫療技術，僅憑對文字的感覺翻譯中醫書籍，因而“其中大部分譯文並沒有弄清楚中醫的原義”。雷慕沙特別強調語言在研究東方學中的工具作用，他本人精通中文、蒙文和滿文，早期法國漢學體系強調語言學訓練便是受到他的影響。關於科學的含義和科學文獻的翻譯，雷慕沙以為首先要弄清楚“科學”的術語，他解釋説：“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中國，‘科學’都有雙重含義，單純從語言學角度來説，它是技術術語的表述，同時，它又是一個不能用常用語言來解讀的知識體系。”

16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期，不少著名傳教士漢學家著文講解探討中醫陰陽五行和脈學理論，亦有部分中醫書籍或篇章被譯成西文。雷慕沙的批評令人思量，由傳教士或醫生翻譯或介紹到西方的中醫知識的準確率究竟有多高？如果譯者中文不精、中醫不懂，甚至沒有受過西醫教育，不要説讀通中醫經典，就是讀懂中醫的可能性都不大。那麼，建立在諸如此類錯誤百出的譯文基礎上對中醫的評判，又如何以科學標準來衡量？

晚清同文館醫學教席英國醫生德貞（JohnDudgeon）在討論西醫中譯的標準時提出三個條件：一、懂中文，二、懂西醫，三、懂中醫。然而，19 世紀的中國和歐洲，能夠達到同樣標準，從事中醫西譯的作者微乎其微。德貞可以算是例外，1869 年至 1872 年，德貞在《教務雜誌》撰“中國醫療藝術”，介紹了中國十大名醫和各時期的中醫經典。為駁斥西方世界對中醫沒有解剖知識和外科不如西醫的偏見，1893 年到 1895 年，德貞翻譯《醫林改錯》和《醫宗金鑑》的外科章節，以此證明傳統中醫有精彩的外科技術和現代解剖學家，但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影響不大。雷慕沙之後，歐洲漢學界對中醫研究迴歸到典籍的翻譯，以使不懂中文的西方學者能夠閲讀到大部分中國醫學典籍，自行評價古代中國醫學的內容和性質，擺脱對那些經過濾和滿載不準確資料的西方文獻的依賴。德國醫生許寶德(FranzHübotter）是歐洲中醫學研究領域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自 1913年起，他翻譯撰寫《古代中國名醫醫師》《壽世編:中國古代的接生術》和《針灸甲乙經》。許寶德認為中國醫學典籍累積了非常豐富的醫學史知識，當務之急是重整史實，他選取《古今圖書集成》中有關的脈學書籍譯成德文，其中有《瀕湖脈學》《難經》和《脈訣》，1929 年結集成《中華醫學》（DiechinesischeMedizinzuBeginn des XX.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在德國出版。20 世紀 70 年代起，公元前 3 世紀至 3 世紀寫成或輯要的重要中國醫學文獻逐漸被譯成英文，包括馬王堆醫學，《傷寒論》《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史教授文樹德（PaulU.Unschuld）與中國醫學史家鄭金生用近 20 年的合作完成英譯《黃帝內經素問》。文樹德相信他們的工作：第一，為其他不懂中文的文科學者提供準確的資料，使他們能進行比較研究；其次，給予有志於應用中國醫學於臨牀實驗的人士各種材料，使他們公平地比較東亞與西方醫學傳統（文樹德：《西方中國醫學史研究：成就、方法及展望》，《當代史學》2003 年第 3 期）。

中醫西傳中第三個內容是針灸西傳。針灸是目前唯一被西方社會接受和採納的中醫療法，其在中醫西傳中具有特殊意義，因篇幅關係，將另著專文討論。

從時間上考察，西醫東漸和中醫西傳幾乎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後同時發生的，這場中西醫交互會通的文化活動的結果，使東西方醫學有了比較的可能，通過文化比較梳理了兩種醫學文化的特徵。在某種意義上，近代以來對中醫特性的認知是在中西醫比較的視野中建構的，或者説是依據西方“科學”範式確認的。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在這場跨文化傳通的醫學活動中，無論是東漸還是西傳，擔當主角的都是西方人——西方的醫生、藥劑師和傳教士，而中國的學者和中醫師甚至連配角都算不上。儘管如今有眾多中國針灸師活躍在歐美世界，甚至在一些國家獲得合法地位，但針灸西傳、改造針灸理論與技法的依然是西方醫生。由此揭示的一個事實是：中醫西傳本質上是中醫西化的過程，以近代科學術語解讀傳統思維，以現代醫學概念去理解古代中國的醫學用語，將醫學用語抽離原有背景，硬行翻譯，甚至扭曲傳統中醫所包含的內涵。這種忽略中國醫學歷史和文化特徵的錯誤，在上世紀 70 年代有所改觀，緣自於西方學者意識到中國醫藥衞生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文化條件是極有研究價值的課題。一方面是中醫經典的重新翻譯，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中國醫學史研究行列——這股思潮自本世紀初由台灣影響到大陸，如今，中國醫學史儼然成為歷史學領域的熱門話題，從中引發新視角、新問題和新方法，這無疑是中醫西傳後獲得的意外的也是最大的效果。

本文原載於 《文匯報》2015 年9 月11 日第 W10 版，版權歸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