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科考失敗怎麼辦？當教書匠去唄……_風聞

陳寶良：説“教書匠”——明清塾師的生計及其形象轉變

引言：從“富不教書”説起

所謂“塾師”，又稱“館師”“蒙師”，別稱“門館先生”，民間俗稱“猢猻王”“青氈生”（或稱“青氈客”）“青袍先生”。塾師是明清兩代基層私立學校的教師，屬於“無位無官”之人。

古人有言：財主落敗便教書。可見，塾師之業歷來被視為財主家業衰敗後的恆業，其背後所透露出來的信息，無非是一個“窮”字。此外，清代有一句俗諺，叫“窮不讀書，富不教書”（李光庭：《鄉言解頤》卷2《窮不讀書富不教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3-54頁）。其意分前後兩層，就前者而言，貧寒人家既無財力供養子弟讀書，而且子弟一旦讀書，還會失去一個勞動力，影響家庭的生計。就後者來説，也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富者不用發愁生計，不必低聲下氣去教書；另一方面，書中所載，諸如開蒙之《大學》，所訓“悖入悖出”“以身發財，務財用者必自小人”，若高聲朗讀，畢竟於富者臉面有礙。

有意思的是，明清民間儘管有“窮不讀書”之説，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往往是“讀書之家，率多寒士，必以教讀為事。”究其原因，對於貧寒人家來説，惟有供子弟讀書一途，才能改換門庭。而現實卻是無比殘酷。在數目龐大的讀書人羣體中，只有少數幸運兒得以藉讀書而改變現狀，而其中絕大多數的貧寒讀書人為生計所迫，只好“以教讀為事”，即依靠處館維持基本的家庭生活開支。

塾師的種類、出身及聘師儀式

塾師從事地方子弟的啓蒙教育，藉此謀生，在明清兩代又稱“處館”。就塾師所處之館、塾而言，根據講授內容或受教育者的年齡差異，可以分為蒙館與經館兩種。蒙館即訓蒙，專教蒙童記誦。經館則治經學，專教學生治科舉之業。前者之師稱童蒙師，或稱訓蒙師，簡稱蒙師。後者稱舉業師。因治科舉業者多專治一經，故又稱此類館師為經師。

現在一説訓蒙處館，就聯想到三家村的一些老學究。學究式的訓蒙師，在明清兩代無疑屬於大宗，然若細究塾師的身份，無疑顯得更為複雜。換句話説，無論是中過進士、舉人者，抑或國子監生、生員、童生，甚至那些貧窮的官員，均不乏借舌耕餬口之人。首先，在明清兩代，無論文官，還是武官，因為家裏生計貧乏而教授生徒者，不乏其例。如明代江西副使李遠庵，罷職以後，在高淳、溧陽一帶教授生徒。還有明代武舉千户楊伯秩，家甚貧，在卞忠烈廟對廊開設蒙館。其次，狀元、舉人處館，在明清兩代也相當常見。如在明代相當聞名的錢福，曾經中過狀元，也曾處過館。在清代，凡是“舉業名館”，其館師大多是舉人出身。如吳鎮、莊允升兩位舉人，開設學館，有很多學子跟隨他們學習，最後登科甲者更是不勝枚舉。第三，國子監生與生員處館，更是本色當行。如明代國子監生陳克載，專門傳授裏中諸生《易經》，而韓邦奇及其兒子韓希魯更是將他招致家中教書。清代歲貢生方汝舟，也是靠課徒自給，遠方學子，紛紛前來求學。第四，明清兩代的老童生，雖未入學成為秀才，但家中生計也需顧及，於是只好開館授徒。如明代蘇州府常熟縣人鄒靜觀，萬曆初年老童生，縣試從未一取，卻自稱鄒解元。鄒靜觀師道甚嚴，每年新年正月初三，就開館教學。遇到節假日，也只放一天假。為此，很多人家爭相延聘，甚至必須提前一年下聘。當時常熟以老童生處館者，尚有龍門、蔣二等人，也是時人爭相延聘。

在明清兩代，民間尊師重學風氣頗盛，故各地自行延師訓蒙之事並不乏見。如明崇禎年間纂修的《興寧縣誌》卷一《風俗》，對廣東惠州府興寧縣的延師習俗作如下記載：“如明年敦請，則於今年八、九、十月具關，親送其家。至明年春王月，擇吉辰，設盛筵，率子弟拜從。”上面所謂的“具關”，其實就是聘請塾師的聘書，在當時稱為“關聘”“關書”或“關約”。下引一件明代聘請家塾師的聘書加以説明。聘書雲：“予家塾師久虛，敬煩足下，敢具幣以告。”（朱察卿：《朱邦憲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六年朱家法刻增修本）又清代小説《儒林外史》也記載了一則塾師聘書，上寫：“愚表弟虞梁，敬請餘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脩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兩相比較，明代關聘中僅雲“具幣以告”，而在清代的關聘中，則已經明確立出每年的“脩金”與“節禮”。

塾師的生計

“窮”“苦”二字，大致已經道盡明清塾師的生活境遇，堪稱塾師生存狀態的實錄。塾師之“窮”，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收入過低。明清兩代的塾師收入，大抵包括束脩、節儀與飲食供給、兼職收入三部分。

先説束脩。塾師出任館職，無論是蒙師，還是經師，無非是為了謀取館穀與束脩，藉此養家餬口。相比之下，蒙師的館穀或束脩就比經師低許多。以明代的官方社學師來説，多屬訓蒙師，其束脩一般為每年二十兩銀子，少者則為十五兩。有些義學的業師，“月奉四斛”。南宋以後，多以五斗為一斛，兩斛為一石。月俸四斛，即二石，一年二十四石。若折成銀子，大概也在十五兩左右。在明代，一般經師的束脩，大概在每年三十兩至五十兩銀子之間，多者亦有超過五十兩，甚至超過一百兩者。與明代塾師的脩金相比，清代塾師的脩金就稍顯微薄。總體説來，清代塾師脩金，低者為每年十兩至二十兩銀子之間，高者則在四十兩至五十兩銀子之間。

塾師處館，除了最為基本的脩金、館穀之外，還會有其他一些額外收入，諸如“禮聘銀”“節儀”。所謂“禮聘銀”，即聘師時一次收取的禮金。“節儀”又稱“節禮”，通常是指塾師從東家那裏獲得的節日贈儀。以禮聘銀為例，明代塾師應聘設教之後，就會收到來自東家的禮聘銀。至於節禮，通常是指遇到清明、端陽、中元、冬至等四時節日時，塾師可以從東家那裏得到贈儀。若是塾師至家館教學生徒，東家還需要提供塾師的一日三餐。從清代家館來看，主人家除了提供塾師每日飲食以及睡房之外，有時還要根據季節的不同，贈送塾師衣服。若是塾師無人伺候，那麼東家會安排書童、管童等二三人前去服侍。

在明清兩代，因為脩金、節儀之類的收入相對微薄，尚不足以維持全家的生計，所以塾師通常會從事一些兼職，藉此補貼家用。這些顯然屬於塾師的外快收入。明清塾師的兼職收入大致包括下面幾項：一是利用自己曾經兼習過的地理、算命一類雜術，從事堪輿之術，以獲取好處。如清代小説《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除了處館之外，“後來又替人看葬墳”，就是典型一例。二是書春帖（即對聯）。清末李虹若有《書春》詩一首，雲：“教書先生臘月時，書春報貼日臨池。要知借紙原虛話，只為些須潤筆資。”（李虹若：《朝市叢載》卷七《都門雜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153頁）所記即為教書先生在臘月裏靠替人寫春帖，以賺取些須潤筆之資。三是安排婚禮、代寫婚書。如清代江西贛縣有一位塾師，專門替男女雙方安排婚禮，再兼之鄉下偏僻，缺少士人，所以兩姓之間的婚書，均出自這位塾師之手。

就明清兩代的實際狀況來看，下層讀書人的貧困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為此，就需要對明清塾師的生活質量加以具體的分析。按照明代的物價水平，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需銀五十兩。京師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若在一般城市或鄉村，大概最低脩金三十兩，基本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這從清人小説《儒林外史》中可以得到印證。從小説可知，清代塾師若想維持一家人的正常生計，必須每年賺得脩金三十兩。若以每年三十兩脩金作為維持一個讀書人體面生活的標準，那麼，明清塾師中的大多數應該處於這一標準線之下，故民間才有窮教書的印象。

明清塾師的苦狀，其實不僅限於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更是因為讀書人的內心感受之苦和精神上缺乏自由。明人文徵明所著《館師嘆》一詩，其中“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一句，（褚人穫《堅瓠五集》卷三，《筆記小説大觀》第15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162頁）基本道出了苦狀的緣由。清人有一則《村學先生自敍》，塾師自言境遇道：“自家日常看着幾個書生，羈羈絆絆，與犯罪囚徒無異。年終算着幾擔束脩，多多少少，與僱工常行不殊。”（錢德蒼輯《解人頤》下冊，嶽麓書社，2005，15-19頁）其意大體與文徵明所言相同。前者是説物質待遇的貧乏，而後者則是説精神上的枷鎖。

物質待遇與教學條件之差，在一些塾師看來，只要秉持一種“孔顏之樂”的精神，尚可應付自如。最讓塾師不堪承受者，就是自己一旦成為塾師，為了些許的束脩，猶如鳥入囚籠，成為“不枷不鎖的自在囚”。照理説來，塾師俗稱“西賓”，憑自己的知識吃飯，原本應該與“東翁”保持一種平等的關係。但事實並非如此。前引文徵明《館師嘆》詩亦云：“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究竟是聽從子弟“父兄”之言，抑或遷就就學的“子弟”，塾師確實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兩難境地。為此，《長恨歌》雲：“拘縛矩頭嚴，護短不教加鞭撲。撫育少功程，又責先生才不足。”（錢德蒼輯《解人頤》下冊，第87頁）明確揭示出了塾師教學過程中的為難境況。

​民間的塾師形象及其轉變

在明清民間的印象中，塾師已經被塑造成“腐儒”“冬烘先生”的典型。無論是歷史典籍，抑或謎語、笑話、詩歌、八股文、戲曲、小説等文學作品，無不將塾師歸於腐儒一類範型人格。

在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中，稱謂無不體現一種等級差序。明清兩代，塾師有“先生”之稱。這無疑是一種榮譽稱謂。塾師一旦至富豪家館中處館，館中僕人通常稱塾師為“師爺”。師爺一稱，原本是指塾師，後來才漸漸演變為幕賓的通稱。“先生”“師爺”二稱，顯然是一種榮譽稱謂，其背後藴涵着師道尊嚴的深層意義。

從“先生”至“師傅”的稱謂演變，塾師地位轉衰已初顯端倪。根據明代史料記載，福建莆田民間通常稱授經之師為“先生”，而浙江吳興則稱宦家童僕為“先生”。這是“先生”一稱榮耀性下滑的反映。又山西洪洞稱秀才為“師傅”，而別處則稱工匠曰“師傅”。儘管從起源上講，“師傅”一稱亦屬尊稱，但一旦工匠也通稱為“師傅”，則塾師已經從稱謂上淪落為與工匠齊名。

至“學匠”“教書匠”之類稱謂的出現，塾師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考“學匠”一稱，至遲在明代末年已經出現。如在明代的館師中，其身份通常以生員居多。所以，明代的生員又有一種別稱，即“學匠”。這就是説，塾師在民間百姓的眼中，已經等同於泥匠、木匠、磚匠、鋸匠、銅匠、鐵匠，僅僅屬於謀生行業中的一行，顯然是塾師地位下降的一種側面反映。現代民間俗稱教師為“教書匠”，在明代已開其先河，至清代最終形成。清人曾衍東在其所著《小豆棚》之《陸修》一則後，有如下批語：“吾鄉富甲某，忽欲延師課子。會當夏月，曬麥於場，雨驟來，諸傭工皆為之蓋藏。富甲問曰：‘教書匠何以不至？’師聞之，怒而去。”這是清人稱塾師為“教書匠”的典型一例。

民間對塾師形象的塑造，顯然來源於現實生活中塾師地位的下降，隨之導致諸多嘲諷村學究作品的出現。如有一首詩謎，專門嘲諷村學究。從詩謎不難知道，在民間印象中，塾師通常不過是身長九尺、鬚眉皓白的高瘦老翁，彎腰時如同一張持滿之弓。他們在村塾中教書，不過是藉此謀生而已，對村童全無約束。在童蒙眼裏，塾師不過是“腐儒”與“冬烘先生”而已。如明人湯顯祖所作戲曲《牡丹亭》中的陳最良，就是一個“腐儒”的典型形象。正是這個陳最良，在教學上盡心盡責，對女弟子杜麗娘管束甚嚴，但在生性活潑的丫頭春香看來，他不過是個“村老牛”“痴老狗”而已，“一些趣也不知”。即使是女弟子杜麗娘，儘管對陳最良有所尊重，卻亦一心想着後花園中的景緻，顯然不以陳最良的酸腐樣為然。尤其是到了清末光緒中葉，當時新式學校漸興，而未經改良的私塾的弊端更是暴露無遺。為此，有人寫就一詩加以嘲諷，其中“先生頭腦是冬烘”一句，（徐珂《清稗類鈔·謔諷類》，中華書局，2003，1631頁）更是道出塾師思想已與日新月異的世界鑿枘不合。

詩謎、笑話、詩賦、小説、戲曲等文學作品中對下層讀書人的描繪，諸如酸秀才、窮教師之類，無疑體現了傳統社會對讀書人的定型思維。儘管這種思維有簡化以及抹殺個性差異之嫌，而且只能視之為市井俗文化對讀書人的偏見或定見。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在這種偏見與定見之下，同樣部分反映了塾師的真實生活乃至面貌，並引發後人對其形成原因作更深層次的思考。

結束語

中國的俗語有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就這種角度來説，師道堪比父道。換句話説，明師如同嚴父。而揆諸明清教育社會史，卻並非完全如此。在以科舉考試為核心的教育系統中，正如黃宗羲所言，“師道多端，向背攸分”（黃宗羲：《黃宗羲詩文集•文集》卷九《廣師説》，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294頁）。可見，學生最為看重的是便於自己仕進之途的“保舉之師”“考試之師”，而不是從小啓蒙自己或者替自己傳道解惑的“受業”或“問業”之師。德業不再是維繫師生關係的紐帶，而是被利益乃至利害關係所取代。凡是對自己科名、仕途有利者，可以視之為“恩師”，甚或“親爺孃”，而那些真正的“受業”“問業”之師，則可以視若途人，轉瞬即忘。塾師之被輕賤，塾師形象之墮落，於此均可找到解釋的理由。

當然，師道淪喪，不可能由塾師一概任其責，而是與科舉習氣對明清教育制度的影響休慼相關。深受科舉習氣影響的明清士大夫，一方面，只重同年，不重窮交。這是因為，同年必是縉紳，而窮交不一定是縉紳。另一方面，重座師，不重經師。原因很簡單，座師必為貴顯，而經師則不必是貴顯。座師與門生之間，無非是科舉之下的利害關係，並無真正的師生之誼。而經師與子弟之間，雖有授受之誼，卻反而被漠視。

儘管如此，從總體上説，明清塾師羣體中還是不乏安貧樂道之輩。他們僅僅是藉授徒作為自己的生計，而且能做到“克志勵行”。可見，將塾師視為“讀書種子”，或者説“鄉曲之導師，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之重鎮”，（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59-60頁）其實亦不為過。不僅如此，塾師對於普及教育，提高明清教育的整體水平，更是功不可沒。明清兩代民間識字率的提高，即是明證。

文章來源於《文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