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二）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一，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11. 中國有“忠”“患”兩個字，一箇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於統一性的認識。“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連，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看看歐洲中世紀打成什麼樣子了，其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要統一；相反，他們卻利用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鼓勵中國和亞洲走歐洲曾走過的“威斯特伐利亞”[1]老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即在“神聖羅馬帝國”名義下的統一性，並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地緣政治原因。

12. 在國際關係中，真正的朋友是不能被打敗的對手。有實力成為大國對手的國家才有條件成為大國的朋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孟子）。

13.經濟總量是一個自然增量，若沒有相應的安全政策，經濟增量反會成為瓦解社會的力量。原始社會就是由於經濟增長而瓦解的；中國全面抗戰就是在中國國民生產增長率達到峯值的1937年爆發的[2]。

14. 戰略研究最忌大而無當，其最突出的表現是沒有時空節點。在一次會議上討論東海中日關係，面對雙方存在於東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學者要求我們站在未來千年的角度看中日關係和釣魚島問題。這顯然不是在講戰略而是在講宗教。我們講“大戰略”是在特定時空間的主要矛盾，其應對方法講其綜合性和聯繫性，而不是大得沒邊沒沿、沒時間空間節點。國家間還不曾有過脱離特定時空的矛盾。

15．從小生長在猶太人而又不侷限於猶太教家庭中的馬克思[3]最明白金融與政治的關係，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4]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於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的中世紀教皇。

16．西方人的國際政治貫穿着精細的地緣政治安排，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照着做但一定要懂，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拿破崙戰爭後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奧地利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説：“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張比亟於追求本身利益更為重要，別無所求，收益反大。”[5]西方人擅長於用搭積木而不是用砸積木即打倒和消滅對手的方式構築有利於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塊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遊刃有餘而讓對手卻動彈不得。如果説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的是威靈頓公爵[6]，那麼埋葬拿破崙法國的卻是設計維也納體系的梅特涅[7]。斯大林曾説“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8]，不能消滅，那只有消解其能量，轉化矛盾的性質。化解而不是消滅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國在離開南亞時將斯里蘭卡、緬甸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17．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歷史上，東北亞的任何動盪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説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9]，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明乎此，我們也就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説“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之間的戰略關聯。

​18. 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

19．沒有革命的性——比如從雜婚制到一夫一妻制，就談不上性革命；而沒有性的革命，也談不上革命性。男女性關係是所有社會關係的最古老的基礎，所有社會革命大多是以性革命即婚姻革命為先聲的。

20．“中國是亞洲的重心”[10]，而台灣是西太平洋南下北上的海上樞紐，台灣地區是美國用於遏制中國的所謂“第一鏈條”中的關鍵環節，因此，突破“第一鏈條”，實現台灣迴歸祖國，對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11]的偉大目標具有越來越迫切的意義。“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應當包括台灣迴歸祖國的地緣政治安排。

參考文獻：

[1]《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象徵三十年戰爭結束而簽訂的一系列和約。簽約雙方分別是統治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國、瑞典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內勃蘭登堡、薩克森、巴伐利亞等諸侯邦國。而在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西荷和約，正式確認了威斯特伐利亞這一系列和約，並象徵三十年戰爭結束。此後，歐洲大陸從一個至少名義還在“神聖羅馬帝國”法統下的國家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歐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統一性，並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制度性原因。

[2]“1912年～1949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5.6%；而1926年～1936年間，增長率為8.3%；1928年～1936年為8.4%。這説明，1926年～1936年間增長率為舊中國的最高時期。”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4頁。

[3]卡爾·馬克思的祖父馬克思·列維是一名猶太法律學家，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是律師，後作了司法參事，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在當時，“改宗基督教是猶太人中間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進一步的表現”（［德］弗·梅林：《馬克思傳》，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頁），但這不表明馬克思家庭脱離了猶太民族。恩格斯説：“馬克思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拉薩爾也是猶太人。在我們的最優秀的人物中有許多都是猶太人。”（恩格斯：《論反猶太人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頁。）

[4]［德］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5]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頁。

[6]威靈頓（1769～1852年）英國元帥，第一任威靈頓公爵，反拿破崙戰爭中的聯盟軍統帥之一，以指揮滑鐵盧戰役聞名於世。

[7]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1859年）是十九世紀出色的奧地利外交家，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1809～1848年），首相 （1821～1848年）。1814年10月，拿破崙被打敗後，梅特涅主持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併成為戰後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1859年6月11日卒於維也納。

[8] 參見曾景忠、梁之彥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9]1951年4月他在遊十三陵時讚揚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裏，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見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

[10] 毛澤東：“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頁。

[11]“兩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