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郭沫若先生逝世40週年】李斌 | 用“偽史料”研究“晚年郭沫若”可以休矣！_風聞

編者按

一直以來，學界對“晚年郭沫若”的研究不僅成果數量較少而且質量不高，更令人遺憾的是，這部分研究很大程度還是建立在偽史料基礎之上的。本文作者在對出現於《新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郭沫若書信集》等刊物中的郭沫若書信進行了抄作與手跡比較等詳細研究後，證明了這些書信中有相當一部分系陳明遠等人偽造。這些偽造的信件對郭沫若的思想和心理進行了帶有偽造者政治立場的惡意“改造”，顛覆了郭沫若的正面形象，對郭沫若研究產生了極為惡劣的不良影響。同時，作者態度鮮明地指出，之所以有人在明知史料存在爭議的情況下，仍然願意相信和宣傳虛假的郭沫若形象，這與當時傷痕文學的流行有很大關係。這些偽造的信件既極大程度地迎合了陳明遠、丁冬等人熱衷於批判新中國的需要，又與當時知識分子心中普遍存在的傷痕記憶產生了共鳴。我們可以承認傷痕文學具有一定價值，但是站在偽造的材料上進行研究，即使用功再多，也無法改變其毫無意義的本質。只有在鑑別史料和獲得更多真實材料的基礎上，在自覺拆解“非郭沫若”認識裝置後，在秉承公正客觀、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中，對“晚期郭沫若”的研究、乃至對“郭沫若”的整個研究才能獲得更多有益進展。

本文刊於《當代文壇》2018年第1期，感謝李斌老師授權保馬推送！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長期擔任多個重要領導職務，為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和人民外交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他筆耕不輟，在歷史、考古、古籍整理、文學創作等方面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學界對於“晚年郭沫若”研究重視不夠，成果較少，質量不高。這少量的成果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建立在偽史料基礎上。

所謂偽史料，即並非真實存在、由後人偽造的材料。歷史研究中經常遇到偽史料，比如《列子》一書，本為魏晉時代所作，卻被偽託為戰國時代的列禦寇所作。相對於列禦寇研究來説，這就是偽史料。宗白華認為：“鑑別史料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步。不可將偽史料作真史料。”[1] 這是歷史研究者的共識。

關於郭沫若研究中的偽史料，主要包括“著作作偽”、“書信作偽”“書法作偽”三類[2]。郭平英等人對署名郭沫若、陳明遠的《新潮》作偽、王戎笙對“書信書法作偽”[3] 都有過詳細考辨，但這些考辨尤其是王戎笙的著作並沒有受到學界嚴肅對待。作為本文論述基礎的“晚年郭沫若”研究中的偽史料，主要指經過王戎笙等人辨明的，陳明遠偽造的50餘封“郭沫若”書信。

【一】

陳明遠在1956年9月14日致信郭沫若，對郭沫若的一些文學作品提了批評意見，受到郭沫若重視。郭沫若回了一封較長的信件，此後建立通信關係。直到1963年，在長達近6年半的時間裏，兩人多次通信。

1963年，陳明遠給記者周尊攘提供了他所抄錄的20餘封“郭沫若”信件，後者通過《郭沫若與青年陳明遠》在《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公佈18封。**這些抄件所署日期最早為1956年，最晚為1963年。**陳明遠也曾將這些抄件提供給葉以羣。葉以羣家屬見到周尊攘文章後，發現他們所存抄件中有9封為周文所未公佈，於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1期公佈。葉以羣家屬公佈的這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為1957年，最晚為1962年，這是第二批。後來，陳明遠在《劫後詩存》中公佈《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40封》，包括前兩批公佈的27封，另外多出13封，該書附有3封郭沫若書信手跡照片。本文稱這次新公佈的13封為第三批抄件。第三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為1953年，最晚為196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時，陳明遠在上述40封外另外提供給他29封抄件，這是第四批。這29封抄件所署日期多為1956年前和1963年後。黃淳浩整理為《郭老致陳明遠——新發現的郭老書信二十九封》發表在《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2期和1993年3月10日《文匯報·筆會》上，並收入《郭沫若書信集》中。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唯一一部郭沫若書信集，影響很大。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1期

陳明遠公佈這些抄件尤其是第四批抄件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關注。1992年，署名郭沫若、陳明遠合著的《新潮》出版，這本書引起了郭沫若的小女兒郭平英和秘書王戎笙、王廷芳等人的注意，他們由此關注到陳明遠公佈的抄件，並陸續發表文章提出質疑。不久，郭平英因《新潮》的署名問題將陳明遠告上法庭，陳明遠敗訴。但陳明遠等人反駁王戎笙等人關於書信抄件的質疑，並將單方面的反駁文章收入丁東編的《反思郭沫若》一書，由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戎笙對陳明遠、丁東等人的反駁文章進行駁難，駁難文字收入他出版於2005年的《郭沫若書信書法辨偽》一書。陳明遠和丁東等人的文章通過互聯網等渠道廣泛傳播，為多數研究者廣泛使用，而王戎笙等人的辨偽文章反而不受重視。

《反思郭沫若》書影

王戎笙、郭平英、陳明遠等人公佈的有手跡（包括秘書抄件）的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共有12封[4]，這12封有3封在陳明遠處，其餘存於郭沫若紀念館。在這12封之外，陳明遠提供的其餘50餘封均沒有手跡作證。通過抄件與手跡比較，可以發現第一、二批抄件中有一部分有手跡依據，餘皆沒有手跡為證；第三、四批都沒有手跡依據。在文獻整理中，如果既沒有作者手稿或手稿照片、影印件等手跡存在，也不是作者生前公開發表並予以承認的作品，就都不能認為是該作者的作品。**何況王戎笙等人在文章中以親歷者的身份落實了陳明遠和郭沫若通信交往的時間區域（該時間區域與現存手稿一致，即始於1956年9月14日，止於1963年1月），並通過公佈手跡影印件等方式證實了陳明遠所示抄件對原件的增刪、篡改、肢解處，還敏鋭抓住陳明遠回憶文章中前後不一、和常理相悖等漏洞。**王戎笙等人的文章事實確鑿、有理有據、令人信服，在這樣強大的質疑下，陳明遠仍然拿不出手跡來證明自己。如果真有手跡，按照常理和他的個性來説，他是不會不拿出來為自己辯誣的。陳明遠曾辯解説這些手跡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如果真被專案組抄走，文革中郭沫若的處境本就不妙，這些信件足以給郭沫若帶上“大右派”的帽子，把他徹底打倒，而陳明遠的“罪行”在“偽造”毛主席詩詞外，必定還會加上詆譭新中國一條，但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所以，除非某一天有手跡證明這些抄件為真，否則，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只能認為陳明遠提供的沒有手跡證實的50餘封“郭沫若”信件是偽造的。

陳明遠偽造信件本應引起郭沫若研究者的嚴肅對待，但“晚年郭沫若”研究中仍大量使用第三、四批抄件。在使用這些抄件的研究者中，有些對此不知情，有些明明知道這些信件可疑卻仍然使用。有學者在大量使用這兩批抄件時聲明説：“儘管他與陳明遠的書信存有爭議，但這些在文革後逐漸披露的書信，卻幫助讀者走進了郭沫若完全不同於他在報紙、電視上的‘形象’的另一個複雜的精神世界，人們更感到震驚的，也許是‘另一個’郭沫若的存在”[5]。直到最近，還有學者在著作中大量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後説：“對於這些信的真實性，郭沫若的秘書和女兒曾著文質疑，我傾向於相信這是郭沫若的心裏話。”[6] 既然已經知道這些抄件可能是假的，這些研究者為什麼還要用它“幫助讀者”走進“‘另一個’郭沫若”？這顯然違背了歷史研究的原則。假如這些研究者不信任王戎笙等人的辨偽，按照正常研究程序，第一步工作就是證明王戎笙等人辨錯了，陳明遠提供的抄件是真的，然後在此基礎上立論。如果不經過這樣的論證，只是在“我傾向於相信”這樣的聲明之後，就大量將偽信作信史引用，那麼這些研究者所論及的“郭沫若”就跟真實的郭沫若沒什麼關係了。

《郭沫若書信集》書影

但這些研究者為什麼罔顧事實，而“傾向於相信這是郭沫若的心裏話”？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產生了這樣的“傾向”？這不能不令人深思。陳寅恪認為：“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説明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7] 也就是説，《列子》雖然相對於列禦寇為偽史料，但因其作於魏晉時代，卻可以據此研究魏晉時代的思想。所以，我們應該在王戎笙等人辨偽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陳明遠偽造信件的動機和其依託的時代思潮。

陳明遠偽造信件的動機，首先當然是出自他的功名心，所以他將郭沫若信中批評呵責他的語句多數刪除，而增加很多獎掖讚賞他的語言。但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獲得一些學者的認同和曲為辯解，還跟其內容切合了傷痕史學的需要有關。而傷痕史學者又在這批偽信的基礎上塑造出他們筆下的“晚年郭沫若”形象，並對郭沫若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

【二】

自文革結束後，傷痕記憶者對新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共識。這種共識充斥在他們的回憶錄和傷痕文學、傷痕史學中。本文所關注的陳明遠即在發表於1986年的一篇回憶中説：“對於這個一切被顛倒了的惡濁世界我已無可留戀。批鬥、毒打、遊街、示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我多年來從事的科研成果被沒收，嘔心瀝血的詩歌作品被付之一炬；一些知心朋友們，自殺的自殺、監禁的監禁，被逼死、被逼瘋、被毒性拷打致殘……莊嚴的憲法成為一紙空文，大字報、‘紅海洋’、鋪天蓋地，鬼畫符一樣令人噁心；‘語錄歌’、‘樣板戲’整天在耳邊嚎叫……我的耳目五官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只希望這場噩夢早一點兒結束。”[8] 陳明遠的朋友們在吹噓陳明遠的文章中説：“有毛一代，就是一個無美的時代，‘美學’始終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批判的對象。所以，經過‘思想改造’的所謂文藝工作者基本上沒有審美情懷和審美自覺，自然，從他們的作品中想看到美。也就難了。”[9] 

面對如此不堪的歷史，傷痕記憶者總是在回憶錄中將自己打扮成“慷慨赴義”的英雄。陳明遠就回憶説：“我下定決心要在這國無寧日、民不聊生的昏暗時代，樹立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形象，步先烈們的後塵，從容就義，以死來表示對法西斯暴行的最強硬的抗議！”[10]**他們由此產生出一種新的英雄/奸佞的二元對立思維。和他們有着相似境遇的新中國歷史上的受難者和邊緣人物躍身一變而為文化英雄，而對那個時代大唱讚歌的郭沫若自然就屬於非我族類的奸佞了。**如陳明遠的朋友丁東就如實説道：“本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運動中度過的。除‘文革’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而外，郭沫若一直充當革命動力。一方面，他率先對諸如胡適派、胡風集團、右派分子等革命對象聲討、批判；一方面，他對毛澤東歌功頌德，那些白紙黑字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有些明顯過頭的話甚至成為笑柄。”[11] “郭老在‘科學的春天’開始不久就去世了，當時官方評價極高，有與魯迅並肩的美譽。但我和周圍的朋友私下議論時，總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對郭老的感受與官方的評價有較大的差距。”[12]

《郭沫若書信書法辯偽》書影

但問題在於，郭沫若在《女神》時代的超人才華，在歷史考古研究中的傑出成就，在北伐和抗戰中正義凜然的表現，這都是傷痕記憶者難以否定的。為何同一個人，在新中國成立前是知識分子的真正代表，而在共和國曆史上卻“成為笑柄”？傷痕記憶者難以自圓其説。於是，他們想到的合理解釋是：天縱聰明的郭沫若在新中國只是“逢場作戲”，他內心對新中國和自己的表現不以為然。但這需要證據。丁東就説：“我無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顯赫，實際上並無尊嚴。否則，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我只是想找到一個通向他內心世界的窗口。”[13] 郭沫若發表的大量詩歌和文章都十分坦率地表露了他對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真誠讚美，這難道還不能反映郭沫若的內心世界麼？可見丁東所謂的能夠“通向”郭沫若“內心世界的窗口”，顯然是有特定指向的、跟郭沫若公開發表的詩文完全不同質的文字。

而陳明遠也面臨着他自己的特殊困難，他在已經公佈的抄件、發表的回憶文章和出版的詩集中屢次表明，郭沫若是他的詩歌教師，“《新潮》是在郭老師指導下進行的”[14]。但陳明遠和他的朋友們又公開否定新中國，否定郭沫若為新中國所唱的讚歌。那樣一位擅長於寫作不光彩讚歌的郭沫若，卻指導出陳明遠創作出追求“真美”、“開一代詩風”[15] 的好詩來，這難道不是明顯的矛盾麼？陳明遠畢竟聰明，他終於找到了一條解決辦法：在郭沫若公開發表的詩作和他私下對詩歌的品評中劃一條界限，“郭老後期的詩學觀點和他的詩作實踐，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16] “郭老後期在內心深處的詩學觀點、理想與追求，跟他對外應酬的某些‘大白話詩’及表面文章，兩者之間一直存在很顯著的矛盾。對於這樣充滿矛盾的混合體的一分為二，乃可發掘出郭老的真面目。”[17] 而“內心深處的詩學觀點”只靠陳明遠的回憶還不具備説服力，必須由“郭沫若”現身説法。

一方面是陳明遠的朋友們對“通向”郭沫若“內心世界的窗口”的尋覓和召喚，另一方面是陳明遠自圓其説的需要，80年代後期，託名“郭沫若”的第三、四批抄件被陳明遠偽造出來了。在這兩批抄件中，“郭沫若”引人矚目地對新中國歷史進行了猛烈抨擊，對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新詩創作進行了嚴厲批評。

“郭沫若”猛烈批評他的時代。“現在哪裏談得上開誠佈公。兩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賣友求榮者，大有人在。”[18] “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衞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空話、套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19]

《女神》書影

“郭沫若”十分喪氣地承認《新華頌》與《百花齊放》以及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後創作的新詩都不是“新詩”。“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20] “確實如你所指摘的：《新華頌》裏沒有多少‘新意’。我自己還要加上一句：甚至沒有一首可以稱得上是‘新詩’！所有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調，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來的講演辭。”“近二十多年來我所發表的許多所謂的‘詩’，根本就算不上是什麼文藝作品！這都是我的真心話。”“我的《百花齊放》是一場大失敗！儘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為憾的。”“儘管《百花齊放》發表後博得一片溢美之譽，但我還沒有糊塗到喪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樣單調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連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確實削足適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穩的花盆架子，裝在植物園裏，勉強地插上規格統一的標籤。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現在我自己重讀一遍也赧然汗顏，悔不該當初硬着頭皮趕這個時髦。”[21]

“郭沫若”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中倍感疲倦，對環境十分厭惡。“自從建國以來擔負了國家行政工作，事務繁忙；文藝女神離開我愈來愈遠了。不是她拋棄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遠了她。有時候內心深處感到難言的隱衷。”“現在我國的新詩那裏稱得上有什麼‘壇’來？別看一些自詡為‘新詩人’者架子十足，也不過是寫走江湖的天橋把式而已。”“建國以後，行政事務纏身，大小會議、送往迎來，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近年來總是覺得疲倦。”“上次談話時，我説過早已厭於應酬、只求清淨的話，指的是不樂意與那幫無聊之輩交往。”[22]

偽造出了第三、四批抄件，陳明遠十分得意：“好在晚年郭沫若還是多少留下了一些發自內心的文字和話語，雖説一鱗半爪，也隱約能夠窺見真身。人們從他那‘愴惱的面孔’底下，似乎還能依稀辨認出深深壓抑的‘內心的懺悔’，和一聲聲無可奈何的呻吟。”[23] “郭沫若”在這些偽信中批評《百花齊放》，但陳明遠忘了，他在回憶錄中卻又讓“郭沫若”説：“我對於新詩的發展、詩歌新形式的探討問題，一直在關心着、思索着。《百花齊放》就是嘗試發展新體詩的一種格律”[24]。同時，陳明遠還冒了一個大險，史學研究中講究孤證不足為憑，郭沫若在留下的文字中從來沒有表現出對新中國和他的新詩創作如此惡意的批評，倒是和這些文字完全相反的表述在郭沫若的詩文中處處可見，嚴肅的歷史學者對這些孤證不得不打一個大問號。所有這些矛盾、突兀，不僅處處表明這些抄件為偽，也印證了我在上文中提出的陳明遠偽造信件的時間和動機。

以傷痕記憶者的語氣説話的“郭沫若”當然符合丁東們的需要。丁東興奮地説，他等待的“窗口出現了，這就是90年代發現的一批他寫給陳明遠的信。”他彷彿發現了通往新中國歷史的新航線，就連那位大紅大紫的郭沫若，對新中國歷史和文化也跟他們抱着相似的看法。有了這位大人物做“知已”，丁東當然欣喜若狂。他翻遍《郭沫若書信集》，“感到只有寫給陳明遠的信最為特殊，堪稱摘下面具，口吐真言。”[25] 當王戎笙等人質疑這些抄件的真實性時，丁東撰文為陳明遠辯解，倒不是因為他有手跡去證明這些抄件的真實性，而是因為：“郭沫若晚年的著作很多，通信的對象也很多，但很少在文字中吐露心跡。而在與陳明遠的通信中，卻多處吐露心跡。”[26]

            《百花齊放》書影《新華頌》書影

**丁東的話代表了一種普遍的渴求，他們太需要第三、四批抄件了。**李輝回顧自己閲讀郭沫若作品的感受時説：“如果把郭沫若的作品，按照編年史的方式選編出來，一定會給人們一個非常強烈的刺激。一方面，讀者能夠從郭沫若每年創作的代表作品，看到這位才華橫溢的文人，如何出色地在諸多領域取得矚目成就；另一方面，還能夠感嘆一個人的一生，前後居然有着那麼大的反差，人的個性居然會以一種難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徹底改變。郭沫若用作品也用他的一生，為後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思索空間。”李輝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這“難以想象”的“徹底改變”，終於從第四批抄件中找到了答案：“如果不是讀到《文匯報》（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上發表的《新發現的郭沫若書簡》（致陳明遠），我的思路也許不會那麼快地從周揚走到這裏，更不會把當年的費解重新拾起，讓這樣一個棘手的、難以理解透徹闡述透徹的題目，走上我的筆端。”[27] 謝泳深感郭沫若研究“很少深入到他的內心世界”，而第三、四批抄件的出現，“就隱隱約約透露出了郭沫若內心世界的另一面。”“讀後讓人感到歷史人物是多麼的複雜。這些書信雖然帶着那個時代的歷史痕跡，但從中也透露出不少郭沫若的無奈。”他希望“通過大量的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儘可能地接近他的內心世界，讓更多的人瞭解一個知識分子是在怎樣的歷史鉅變中喪失了自己的個性，或者説壓抑了自己的天性而去盲從，雖然對自己的所為有認識，但連自嘲的機會都沒有，這是很痛苦的。”[28] 這充分説明，第三、四批抄件大大滿足了某些研究者的需要，他們甚至希望有更多類似的材料出現。

當我們明白了第三、四批抄件是在陳明遠為了自圓其説及丁東們千呼萬喚之下產生的時，我們也許就會理解，為什麼在郭平英、王戎笙等人已經事實確鑿地證明這批抄件為偽的情況下，陳明遠、丁東們還沒有事實根據的反覆詭辯，甚至將他們的一面之詞收入《反思郭沫若》一書，後來又藉助互聯網反覆炒作，流播甚廣，導致很多人只知道有這批抄件，而不知道這批抄件為偽。

《反思郭沫若》內頁

丁東等人在第三、四批抄件之上，塑造出符合他們需要的“晚年郭沫若”形象：表裏不一、“逢場作戲”、諂媚、內心痛苦的悲劇“兩面人”。“逢場作戲”最初出現在陳明遠杜撰的郭沫若與他的談話中。這被丁東大加發揮。丁東在大量引用第四批抄件後感嘆説：“知道自己逢場作戲，又不得不逢場作戲；知道逢場作戲會遭到後人的嘲笑，又無法不讓自己被後人嘲笑。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放棄自我，迎合時尚。郭老內心的這種苦味，極為耐人深思。”[29] “郭老的悲劇在於，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他內心世界其實是極為痛苦。而他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又加劇着這種痛苦。”[30] 陳明遠，這位昔日深受郭沫若器重，並以“郭沫若學生”暴得大名的人，在偽造郭沫若信件的基礎上議論説：“按我多年的觀察，郭沫若在心理學分類上屬於一種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慾旺盛、豪放不羈；另一方面，內藏、陰鬱煩悶、城府頗深。一方面熱忱仗義，另一方面趨炎附勢。”他還借宗白華的嘴議論郭沫若1966年的“焚書”説：“哪裏是什麼鳳凰再生？全是逢場作戲、支支吾吾矇混過關。歸根結底，無論是郭沫若還是巴金還是什麼別的人，恐怕大半都是為了保全自己，屈膝求饒。這不是什麼真懺悔，而是假懺悔和愚懺悔兩結合。”[31] 鄢烈山在閲讀第四批抄件後認為：“郭老在這批秘不示人的信稿中，流露的情緒是厭惡、厭倦、憤慨、自責、悔恨、擔憂”，從中可以看出郭沫若“不加抑制的悲涼”、“苦衷”[32]。餘傑認為郭沫若是“戲子的頭兒”，“除了捍衞自己的利益之外，沒有捍衞過別的什麼”，“住了人家的房子骨頭軟”，“骨子裏依然是奴隸”[33]。黎煥頤則認為晚年郭沫若“當馴服的奴僕喪失自我的道路”，“完全政治化”，“信仰人格神”[34]。這些看法其實本來就是他們在文革之後的時代思潮下已經形成了的，只是他們缺少過硬的證據，所以一直引而未發。現在，陳明遠為他們提供證據了，於是他們紛紛撰文，對晚年郭沫若的鞭撻理直氣壯。

【三】

第三、四批抄件不僅被陳明遠和他的朋友們所炒作，還被嚴肅的學者們所看重，並逐漸成為“晚年郭沫若”研究最重要的材料，陳明遠、丁東等人有關“晚年郭沫若”的看法甚至成為一些學術著作和相關論文的核心觀點。

**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能被學術界認可，是因為“郭沫若”對《新華頌》、《百花齊放》等的批評，正符合80年代後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等思潮的影響下所形成的有關文學的認識裝置。**處於這種新的認識裝置中的學者對詩歌等文學作品逐漸有了新的共識，這種共識就是以“審美”、“人性”等觀念而非社會功能或“為工農兵服務”作為價值高低的評判標準。當他們以這種共識去閲讀郭沫若的《新華頌》《百放齊放》時，他們難以理解，感到困惑。錢穀融在郭沫若一百年誕辰紀念會上就坦率地表達了他“有時不免感到”的“一些困惑”：郭沫若晚年為什麼寫不出《女神》那樣的詩篇？為什麼要燒書？為什麼寫《李白與杜甫》那樣偏頗的著作？第三、四批抄件能夠解答他的困惑：“我們從他寫給陳明遠同志的某些信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其實仍舊是清醒的、明智的，他之所以有時不得不説一些違心的話，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35]

於是，在“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有學者即便知道第三、四批抄件有爭議，但仍然捨不得不用，而且在使用第三、四批抄件時，在有關文學的新的認識裝置的作用下，丁東等人對這些抄件的闡釋居然成為了高被引。有學者在利用第三、四批抄件研讀了郭沫若的《百花齊放》等詩歌后認為：“自由和真誠是詩歌的靈魂。失去了自由和真誠，詩歌是不可能具有感染力與生命力的。如果詩歌淪為權力的奴僕，即使作者再有才華，也難免落下笑柄。郭沫若在大躍進年代的詩歌活動，為後人留下了一筆教訓。那個時代，不幸處於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被改造、精神被閹割的嚴酷環境中，郭沫若雖然有着靈魂的掙扎與困惑，但他的主導面，不是疏離這種嚴酷的環境，而是順應和強化着這種嚴酷的環境。從總體上講，他已成為知識界依附權勢的標兵和表率。這就是他身前身後引起了許多負面評價的基本原因。”[36] 又有學者在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後認為：“如果上述文字屬實，不是訛傳，也不是偽造，那麼可以斷言，這是50、60年代郭沫若用整個靈魂吐訴出來的絕叫，沒有沉痛經驗的人，是寫不出這樣沾着血淚的獨白的！”“以上的書信，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他思想上發生的變化，而這一感受與他對歷史經驗的瞭解結合起來，呈現的恰恰是過去研究中一直忽略的郭沫若相對完整的世界。”顯然，作者並不認為第三、四批抄件是偽造的，並在此基礎上認為：“他外露、淺顯的詩人氣質使他從文化革命轉向了政治革命，但後者只是把他看作隨用隨扔的‘喇叭’”[37] 還有學者在第三、四批抄件和丁東等人言論的基礎上得出如下結論：“郭沫若建國後的詩歌創作由真摯的政治抒情詩滑向大量虛假的政治打油詩，這些詩作毫無個人的真情實感，完全是對時代政治的圖解，成為其政治活動的工具。郭沫若對這種詩體的運用達到隨心所欲的地步，完全違背詩歌創作的基本規律，毫無詩意之美。”[38]像這樣的觀點在“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比比皆是。

《李白與杜甫》書影

新世紀以來，“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有三本著作出版，這是目前為止專以“晚年郭沫若”為研究對象的僅有的著作。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陳明遠提供的第三、四批抄件成為這三本著作“多次援引的重要文獻”[39]。

其實不僅是文獻的引用，陳明遠、丁東等人的看法竟然成為馮錫剛《“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郭沫若的晚年歲月》兩部書的核心觀點。客觀來講，馮錫剛這兩部著作發掘了很多材料，在敍述上也多有可取之處，但十分遺憾的是，這兩部著作主要是在學術/政治、文學/政治，獨立自由/依附領袖的二元對立下，指責郭沫若沒有堅持獨立的學者或文學家立場，而是在趨附和諂媚中喪失了自我。其具體觀點顯然不是在材料的基礎上獨立思考所得，而是來自於陳明遠、丁東等人。因此，該書觀點先行，其結論跟其使用的材料基本沒什麼關係。作者認為：“有人稱郭沫若是太陽下的蠟燭。這篇紀念文章庶幾為一分寫照。”可見他的材料不過為李輝的觀點下一註腳。作者又認為：“平心而論，《新華頌》確實是作者建國以來第一本也是最糟糕的一本詩集。”這是為第四批抄件中“郭沫若”的自我批評提供證明。最令人奇怪的是，馮錫剛居然認為《武訓傳》批判後，“郭沫若的學術生命，在這次‘瞠然自失’的檢討之後，基本上已告結束。”[40] 如果不是像陳明遠、丁東等人一樣對新中國學術文化成就的全盤否定，怎麼會無視《管子集校》、《再生緣》研究、蘭亭論辯、《李白與杜甫》而得出這樣的結論來？而且在這兩本書的前言後記中，馮錫剛還不斷批評郭沫若的“庸人氣味”、“難以與魯迅比肩”[41]，其詩作“根本就不能算是詩”、“言行不一致”[42]等，這些簡單武斷的觀點，都跟《反思郭沫若》如出一轍。

賈振勇的《郭沫若的最後29年》無論是在思考的深度，還是在可讀性上，都遠勝過馮錫剛的兩部著作。更難能可貴的是，《郭沫若的最後29年》基本上擺脱了《反思郭沫若》的不良影響，對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和人生經歷都有作者自己的感悟和判斷。比如，對於郭沫若批判胡適和胡風，丁東馮錫剛等人都大加貶責，認為他喪失了學者的獨立性，屈從於權力。但《郭沫若的最後29年》卻注意到了郭沫若在批判胡適時“與政治主流不盡相同的聲音”；而對於胡風，作者更是注意到了郭沫若在1952年就曾給過忠告與建議，“這顯示郭沫若具有政治遠見的同時，是否也顯示出與人為善的一面呢？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大多數文藝界人士將胡風視為異端時，郭沫若認為‘這是理論問題，一時搞不清楚’，是否顯示出他在胡風問題上的寬容與平和的態度呢？”尤其是對郭沫若最被丁東等人奚落的與毛澤東的詩詞唱和問題，作者並不將其看成是對權力的諂媚，而是看到：“對毛澤東本人的敬佩，與毛澤東漸漸密切的私人關係，對毛澤東歷史觀念、政治理念和價值目標的共鳴等等包括前者在內的諸種複雜因素，共同促成了此後郭沫若與毛澤東的友誼的升温。”這都顯示出作者對歷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不過遺憾的是，儘管作者也清楚陳明遠提供的抄件尤其是第三、四批抄件的真偽問題存在“爭論”，但卻被強大的“共識”所裹挾，人云亦云地表示：“值得慶幸的是，宏大、整齊的歷史敍事，畢竟會拐彎抹角地留下許多裂縫。在這些歷史裂縫中，郭沫若可以找到一條吐露些許心聲的渠道，我們也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郭沫若內心世界潛藏很深的另一種滋味。郭沫若和陳明遠的通信，現在可以稱得上是浮出歷史水面的一條隱約縫隙。”**基於這個判斷，作者大量引用這些偽信，甚至不惜放棄自己的真實閲讀體驗而屈從於偽信的內容。**這就使得這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瑕疵。作者認為，《新華頌》“這種以政治敍事、政治抒情、政治感懷為主要內容的詩歌，在一個政治可以移情為審美的泛政治文化語境中，是可以被人們當作詩歌來接受，並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作者雖然引用了第四批抄件中貶斥《新華頌》的文字，卻又説：“郭沫若時常好用偏激、誇張之語，如果都不當成詩歌來看待，郭沫若內心深處，可能也未必完全贊同。”其實，假如沒有這些偽信的干擾，作者完全可以對《新華頌》做出相對深入的解讀。作者對於郭沫若的《國慶頌——一九五八》有着較高評價：“詩歌融現實和想象於一體，思緒從天上到地下、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中間幾經迴旋、幾經轉合，敍事、抒情、言志、載道諸如此類的文學手法和功能，一起展現在詩中。如果仔細閲讀，詩人的思路有條不紊，敍事分門別類，結構井井有條，抒情恰如其分，説理張弛有度。”但作者又很快引用第四批抄件中對《百花齊放》的否定，説明“郭沫若對自己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好壞得失，對詩歌自身價值的優劣，有着清醒而理智的認識和判斷。”[43]跟對《新華頌》的研究一樣，此處作者再次用偽信否定自己的真實判斷，讓人感到十分可惜。

《郭沫若的最後29年》書影

**陳明遠、丁東等人基於偽信對“晚年郭沫若”形象的塑造，還影響了學界對《蔡文姬》、蘭亭論辯、《李白與杜甫》這些課題的研究。**多數研究者在着手開展研究時，總是從“逢場作戲”、諂媚等先入之見出發，於是所謂的成果也不過只是用更細緻的材料去證明丁東等人的觀點，遮蔽了更為複雜的歷史，從而成為“晚年郭沫若”研究質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四】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晚年郭沫若”研究中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在未仔細研究“晚年郭沫若”之前，由於部分研究者對新中國歷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傷痕記憶，而郭沫若對那個讓他們受到傷害的時代又大唱讚歌，於是他們有了對“晚年郭沫若”帶着厭惡情緒的本能反應，為了證明他們這種反應的合理性，他們偽造了郭沫若書信，偽造了相關回憶文字。也就是説，建立在陳明遠提供的偽史料基礎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本是傷痕史學自娛自樂的把戲，和郭沫若無關，但他們卻拉來郭沫若做道具，偽造材料得出“晚年郭沫若”“表裏不一”、“逢場作戲”、諂媚領導卻內心痛苦的悲劇形象，這一形象當然是虛假的，但他們卻大肆渲染，並通過互聯網等渠道廣為流傳，誤導公眾。

陳明遠和他的朋友們之所以能夠通過偽造書信對學界產生影響，是因為他們和多數學者對新中國歷史和文學的看法是一致的。**80年代後史學研究中的“現代化範式”、文學史研究中的“重寫文學史”思潮、學術史研究中對“為學術而學術”的崇拜，“主要源自知識界對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質疑。**這種質疑是對革命的厭倦，是對社會主義道路極端不自信的表現。他們急於拋棄共產中國和左翼知識界的歷史，擁抱‘歷史的終結’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44] 陳明遠、丁東等人通過偽造材料並大肆渲染，以“郭沫若”來質疑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這就有力迎合並鞏固了文史研究領域中的“非郭沫若”認識裝置。

“晚年郭沫若”研究是複雜而艱鉅的課題，相關史料有待進一步發掘整理，相關思考需要擺脱情緒化的主觀偏見。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因偽史料的滲入而變成亂麻一團的已有研究展開清理，在鑑別史料和獲得更多真實材料的基礎上，在自覺拆解“非郭沫若”認識裝置後，對晚年郭沫若開展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研究，以展現其本來面目。

注  釋

[1]宗白華：《中國哲學史提綱》，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2]李斌：《新時期以來郭沫若作品整理的成就與問題》，《郭沫若研究》2017年第1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

[3]王戎笙：《郭沫若書信書法辨偽》，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參考王戎笙《郭沫若書信書法辨偽》、郭平英《陳明遠與郭沫若往來書信質疑》（《文藝報》1996年5月10月）、陳明遠《劫後詩存》（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等。

[5]王麗麗、程光煒：《郭沫若後期的文化心態》，《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

[6]邢小羣：《郭沫若的30個細節》，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頁。

[7]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里仁書局1981版，第248頁。

[8]陳明遠：《詩歌——我生命的翅膀》，《劫後詩存》，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58頁。

[9]畢唐書：《“偽造”毛澤東詩詞的陳明遠》，共識網。

[10]陳明遠：《詩歌——我生命的翅膀》，《劫後詩存》，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58頁。

[11]丁東：《從五本書看一代學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

[12]丁東：《編後記》，《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頁。

[13]丁東：《從五本書看一代學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

[14]陳明遠：《新詩與真美的追求》，《新潮》，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頁。

[15]郭沫若（陳明遠偽造）：《

[16]陳明遠：《詩歌——我生命的翅膀》，《忘年交——我與郭沫若、田漢的交往》，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出版的《劫後詩存》在收錄這篇文章時，並沒有這段文字。這是否陳明遠出於自圓其説的需要新添加的？有待考察。

[17]陳明遠：《新詩與真美的追求》，《新潮》，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1頁。

[18]《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劫後詩存》，第335頁。

[19]黃淳浩《郭沫若致陳明遠——新發現的郭老書信二十九封》，《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2期。

[20]《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劫後詩存》，第328頁。

[21]黃淳浩《郭沫若致陳明遠——新發現的郭老書信二十九封》，《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2期。

[22]黃淳浩《郭沫若致陳明遠——新發現的郭老書信二十九封》，《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2期。

[23]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頁。

[24]陳明遠：《新詩與真美的追求》，《新潮》，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6頁。

[25]丁東：《從五本書看一代學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34頁。

[26]丁東：《郭沫若書信案又有新説法》，《南方週末》1996年12月27日第4版。

[27]李輝：《太陽下的蠟燭》，《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222頁。

[28]謝泳：《郭沫若內心有話》，《書城》1996年第3期。

[29]丁東：《逢場作戲的悲哀》，《書屋》1996年第4期。

[30]丁東：《從五本書看一代學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頁。

[31]陳明遠：《湖畔散步談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7頁。

[32]鄢烈山：《學術與良心》，《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78頁。

[33]餘傑：《王府花園裏的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3頁。

[34]黎煥頤：《一道畸形的文化風景線》，《隨筆》1998年第2期。

[35]錢穀融：《一點啓示》，《郭沫若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96-97頁。

[36]邢小羣：《試析郭沫若在大躍進年代的詩歌活動——從

[37]王麗麗、程光煒：《郭沫若後期的文化心態》，《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

[38]劉海洲：《國家話語中的“時代頌歌”——論郭老建國後的詩歌創作》，《郭沫若學刊》2013年第4期。

[39]税海模：《關於郭沫若研究文獻的思考》，《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4期。

[40]馮錫剛：《“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3、97、63頁。

[41]馮錫剛：《後記》，《郭沫若的晚年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42]馮錫剛：《前言》，《“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84頁。

[43]賈振勇：《郭沫若的最後29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8、155、93、48、51、110-111、112頁。

[44]李斌：《對“非郭沫若”認識裝置的反思》，《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