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哏、相貌嘲諷、舊生活:相聲真的有新人嗎?_風聞
界面文化-界面文化官方账号-2018-09-12 17:18
綜藝節目《相聲有新人》正在電視台播出。在比賽中,相聲新人自願接受相聲演員郭德綱和影視演員張國立的單獨考核。與張國立相比,郭德綱在考核中明顯表現出對於傳統相聲基礎的重視,他經常用“活好”“瓷實”等技藝層面的評價新人,還使用了“磨蔓兒”,傳統相聲中的墊話兒,作為題目以決定兩組選手的最終去留。
在較早的一期節目中,因為不滿以基本功為主的考核標準,參選的選手之一交大博士就與郭德綱發生了一場有火藥味的爭論,事後,他也為這場爭論辯解,他在微博中寫道,“他(郭德綱)的標準是相聲基本功……而邊緣形式,包括口技、脱口秀、雙簧、音樂相聲、女生相聲、小孩相聲等,無論多好笑,一概被淘汰。”比起關於相聲基本功的爭論,更有趣的是,這個節目裏多次出現對於相聲疆域的堅決捍衞,“導師”和選手一面肯定着一些節目是相聲,一面將一些新奇的表演稱為“脱口秀”,並淘汰出局。
一組與郭德綱進行爭論的選手
相聲是一門成熟於清末的曲藝表演藝術,自然有其門檻、傳統和師承。只是,這門藝術真的是“活好”“瓷實”和傳統為上嗎?如果重新發掘相聲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相聲在建國前後就已經因為格調“低俗”“拿父母倫理抓哏”遭遇到了重重危機,正因為侯寶林等人對相聲的文明改造,才催生了50年代一批以新社會現實、例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公費醫療等為素材的新相聲,也才使得相聲這門藝術保留住了諷刺的鋒芒,從清末對貪官污吏的譏笑轉向對新社會的“開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批評。這股紮根現實、具有鋒芒的新相聲風潮直接影響到了80年代初,這時仍然湧現出了一批結合現實,比如反映工人分房問題、特殊待遇與“關係學”的作品。然而在之後的90年代至2000年初,新相聲明顯進入了低潮期,有的新相聲甚至只淪為了耍耍嘴皮子的空洞之物。這時,依託豐富傳統相聲資源的郭德綱以及德雲社的相聲使人耳目一新迅速走紅,直到今天。
這似乎是一個輪迴,相聲從清末的“託妻獻子”出發,好不容易走到了以“分房難”和“男女平等”問題,現在又重新回到了“託妻獻子”。在節目裏,新相聲的美學與歷史已經幾乎沒有了,年輕的相聲演員穿着大卦兒,熟練抖露着老包袱兒,以侯寶林和老舍反對的“倫理哏”和“葷話兒”取笑。這會是一種退步嗎?相聲果真只要滑稽可笑,不要面對現實嗎?當相聲“僵”在了清末的形式和套路中,這門藝術還能走多遠?
1新相聲的新現實:開會迷、公費醫療、合作社裏找笑料
在建國初期,相聲遇到了危機。一對相聲演員在表演《反正話》墊話兒時,因為謾罵“楚霸王、王八杵;孫猴子、猴孫子”,被觀眾轟下台去。同年,華北文委會與北京市文委會舉辦的針對戲曲曲藝人的講習班上,相聲也被公開批評為“降級、低俗、拿父母抓哏”。
迫於生計,許多相聲演員都面臨着轉行,老藝人準備去茶館賣零食,年輕藝人則尋找去蹬三輪、做小工的機會。為了使相聲走出困境,1950年初,相聲演員侯寶林、孫玉奎、羅榮壽等十一人成立了北京市相聲改進小組,小組整理舊段子,停演了一類拿父母、夫妻開玩笑的作品,也取消了一些“趣味低下”的黃色的和嘲笑殘疾人的段落,此外還創作出了一批貼合新時期風向的“新相聲”。
上世紀50年代,熟悉民間曲藝的作家老舍在《大眾文藝》編輯的回信中明確支持相聲改革,認為現在的相聲創作必須摒棄過去老相聲的糟粕,老舍説, “不錯,老的相聲裏,的確有完全瞎扯亂鬧的;可是,那種段子即在老年間也不是相聲中的上乘,到今天已完全被淘汰了。因此,今天我們寫相聲,消極的是要不學那些瞎搗亂的老套子,積極地要創作以人情味出發點的,笑而不淫的,有文藝性的新段子。”
在改造老段子,創造新相聲的風氣下,50年代中後期,湧現出了一批結合新生活的相聲,比如方卡創作侯寶林改編,也由侯寶林和郭啓儒演出的《服務態度》,提出了合作社裏營業員員態度差的問題,還揭示出了營業員不求上進是思想上有毛病,覺得當營業員“沒有出息”。侯寶林把營業員的心理摹擬得十分俏皮,“(在哪個單位)哪怕做個行政工作,將來也能噹噹領導幹部呢,這玩意兒在合作社裏當個營業員能領導誰呢?領導香蕉蘋果膠皮鞋?沒出息啊。”
侯寶林與搭檔郭啓儒
由何遲創作、馬三立演出的《開會迷》對於官僚主義嚴重、迷戀開會作報告的風氣進行了諷刺。相聲講述了一個一天到晚開會的廠子,而會議討論的與正經業務無關的荒誕主題,不是“工人夜校是否學習接生問題”就是“工人下班以後是個別回家還是排隊回家的問題”。因為會議太多,青年員工談對象得要用電話聯繫小半年才能見面,結果好不容易約上見次面,還是被“研究評劇團要不要買化妝臉盆問題”的“緊急會議”給岔開了。與這個相聲同時期、同主題的還有段繼棠創作的《改日再説》,講的也是發明創造要一次次地開會、討論,不同的部門碰頭,最後落了個“改日再説”的結果。
新社會出現的新現象還有公費醫療,在馮不異和孫秀汶所寫的相聲段子《住醫院》裏就對機關工作人員浪費公費醫療資源,把去看病當成是佔便宜的現象進行了諷刺,相聲的開頭,一人就説,“公費醫療是福利,有病是甭花錢了,可要是老沒災沒病的,這可就不上算了。”
新相聲觸及到了新現實裏的新問題,而這一點其實正傳承了傳統相聲取材社會生活,矛頭直指貪官污吏,反映社會相的特點——被稱為相聲祖師爺“窮不怕”朱紹文的《字象》就用字謎的方式諷刺了官吏的腐朽和貪婪,張壽臣的《哏政部》也譏諷了當時政府冗官冗員的官僚做派。不光如此,這些新相聲還吸收運用了新生活裏的主流語言和思考邏輯,並對這種語言和邏輯同樣保留着諷刺的鋒芒,比如何遲所寫的馬三立表演過的《買猴兒》裏講一個採購員拿着錯誤的採購單跑到東北找獵户買猴兒,當地村長組織了一場會議,邀請採購員來向獵户傳達買猴的意義和重要性,這位採購員的發言,就像是對某次毫無意義的會議開場白的戲仿。
“這個剛才,隊長讓我把這個買猴兒的意義和當前國家需要這個重要性,給大傢伙講一講。” “我呢,對這個重要意義呢,理解的也不夠深刻,知道的不多。” “哎,在這個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啊,這個當前,咱們國家正在大規模生產建設時期。這個猴呢,當然是沒有什麼用處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聰明的。啊!咱們這人不就是他們變的嗎?”
買猴,是拿錯採購單出現的誤會,在這麼無中生有的會議裏,他竟然也説出了一大段車軲轆話。再比如侯寶林的《離婚前奏曲》裏,“我”人到中年升為科長,開始不耐煩自己的老婆,他將自己與妻子的關係形容為“一種對抗性的矛盾”,並希望最好能擺脱她,他的理由是,“不要以消極的眼光看問題”,“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將辯證法的觀點應用到自己的婚姻上,為自己的變心找辯護,倒是非常“新穎”了。
與50年代相聲諷刺精神相接續的,是80年代湧現出的一批切中時弊的新相聲,比如趙振鐸趙世忠的《媳婦往哪娶》,表面的題目是大齡男青年娶媳婦難,實際批評的是單位普通員工分房子難,領導作為“公僕”有房子,而工人作為“主人”卻沒房子的問題;《漫談關係學》也是從日常買豆腐都有鑽後門的講到領導幹部的特殊待遇。李伯祥杜國芝的《出生前後》諷刺的則是重男輕女——光想生兒子,不想生女兒的社會現狀。
2新相聲的“近人情”:在規矩的對比下,探討人性和愛情
以上所説的關照新現實的相聲,顯現出對於個人生存尊嚴、公平待遇的關切之情,雖然有時對於這些個人問題的討論,需要在宣傳國家政策的旗幟下進行,比如《出生前後》講到最後,説父母在生產時應當覺得生男生女都一樣,因為國家政策“計劃生育”説了,“優生優育”“只剩一個好”,但通過這些段子,我們確實可以看見在單位、在合作社以及在家庭中的個人的喜怒哀樂,就像上文中引用老舍所説的對相聲的要求,“近人情”。
老舍所説的“近人情”,與傳統相聲裏的温情並不相同,傳統相聲裏張壽臣也有對於情感的細膩描摹,但那情感是落於家庭倫理關係之上的,比如兄弟、婆媳、母子之間,而老舍的“近人情”和“笑而不淫”更與“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以來 “文學是人學”的要求相近。不光是這段《破除迷信》,上文所説的《開會迷》,也將具體青年人的愛情生活置於官僚開會流程中,讓人情與習以為常的僵化規矩形成衝突,並以衝突在規矩的鐵桶裏撕開一個口子。
有的相聲的“人情”還脱離了傳統曲藝的才子佳人的情感模式,體現出對於親密關係、浪漫愛情的細緻辨析。比如上文討論過的侯寶林的《離婚前奏曲》就是一段諷刺陷入媚俗的浪漫愛情套路的傑作,它從一個男人想要“自殺”開始,講到他想要在婚外尋找新的愛情,卻鬧出笑話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講,在“我”的理想妻子應當有技巧地向丈夫表達關心,比如在大雪天給丈夫送上圍巾,也應該用甜言蜜語、甚至扭捏作態製造驚喜:
甲:……我披上大衣要去上班去可是我的圍巾忘了,她拿着我的圍巾追到院兒裏,説的那個話能把你鼻子氣歪了。聽着啊:“哎圍巾,又忘了,凍着怎麼辦?圍上!”
乙:你看,這對你多麼關心哪!
甲:你知道嗎,生活要有藝術性,凡是懂得一點兒愛情的人就會做到這一點兒。
乙:哪一點兒呢?
甲:應該把圍巾往背後一藏,往這兒一站:“站住!你想一想忘記了什麼東西沒有?”
乙 :……
甲:那雪花兒直往脖子裏跑,我當然就想起來了:“噢,圍巾,給我吧。”“不給”
乙:那還追出你幹什麼來呀?
甲:哎,你不懂啊,要的是這個勁兒嘛。她不給,我當然就搶,她在前邊兒跑,我在後邊追——起碼應該在我們院子兒裏頭圍着那個影壁牆跑仨圈兒。
欲擒故縱、欲言又止,還要繞着牆壁你追我趕跑三圈,這都是“我”對浪漫伎倆的想象,顯示出對那種盲目追求浪漫,不會好好過日子行為的諷刺,但也指出了“我”在婚姻內也需要愛情和浪漫調劑,需要確認愛人愛“我”的事實,所以比起侯寶林寫的《婚姻與迷信》講的婚姻要自主選擇、男女結合必須要有愛情的問題更進一步,它默認婚姻是自主選擇的,所以這段相聲就可看做在自由結合之後,對“愛情”相處模式的探索。
老舍提出了“近人情”,也是因“近人情”,他又説到,相聲最好要貼近生活,避免書寫重大嚴肅的題材。老舍反對用相聲表現“中蘇友好”,“和平簽字”,因為他認為相聲應該是取材生活,順口搭音的,處理重大嚴肅的題材容易取得反效果。老舍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在接下來的年份裏,重大嚴肅題材在相聲中層出不窮,比如196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羣眾演唱小叢書 瘟神逃命記》在前言就表明收錄的相聲“內容針對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艾森豪威爾最近在遠東一系列的罪惡活動”。比起離婚結婚、商店購物,這樣富有政治色彩的相聲講的是 “敵我不兩立”, 語言也不再是你我普通人日常閒話,而跳躍在抽象的、政治化的概念性詞彙諸如“亞洲人民”“帝國主義”之間。
3郭德綱改編的老段子:託妻獻子、“黃色笑話兒”
經歷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短暫復興,相聲在90年代末2000年初進入了低潮期。在晚會上,相聲的地位逐漸被小品取代,以相聲演員馮鞏為例,2001年開始,他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正式參演小品,與相聲作別。
相聲似乎風潮已過,直至郭德綱和德雲社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2006年在安徽演出的相聲《論相聲50年之現狀》,可視為郭德綱相聲的宣言,在這段宣言中,郭德綱強調相聲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笑”,而不是教育或者諷刺,“相聲是為了教育誰麼?是為了諷刺誰麼?首先是樂。”如果相聲首先就是為了觀眾“笑”,使人發“笑”。
除了“笑”以外,郭德綱還對“俗”作出辯護,在《你要高雅》裏,他發表了一段“雅俗之論”,諷刺的矛頭直指裝高雅的行為,“聽交響樂高雅,聽相聲低俗,聽明星假唱高雅,看網絡原創低俗,看人體藝術高雅,兩口子講黃色笑話低俗,喝咖啡高雅,吃大蒜低俗”,緊接着,郭德綱要求還給相聲“俗”的權利。“藝術並沒有高低之分,話劇和A片都是給人帶來快樂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你無權剝奪我審美的權利,讓我和人民羣眾保持一份俗的權利。”
郭德綱和搭檔于謙劇照
“好笑”和“俗氣”都是郭德綱與“主流相聲界”反其道而行的旗幟。需要了解的是,他所反對的 “主流相聲”,正是經過改造的“新相聲”一脈。而郭德綱對主流相聲所批評的“講品味”“教育人”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些相聲確實會習慣以宏大的敍事框架為背景,並在相聲中教育觀眾,比如上文所説的《出生前後》末尾,就有一大段對於計劃生育國策的普及之辭,在之後這樣的現象也不少見。值得一提的是,郭德綱説的“主流相聲不好笑”其實不光與説教色彩增強有關,還與這個時期相聲的諷刺力度也大大削弱有關,像是笑星姜昆在1987年演出的名篇《虎口脱險》,選取了一個非常荒唐的情境,講一個人掉進虎山怎麼脱險的故事,與何遲的《買猴兒》的荒誕性層層深入、富有現實基礎相比,這個故事似乎就只是為了耍嘴皮子看熱鬧。
就在相聲逐漸沒落之時,傳統相聲段落,也就是老舍、侯寶林參與改造的“不夠文明”的舊相聲,成為了郭德綱與“主流相聲界”拉開距離的新資源。郭德綱將一些傳統段落《夢中婚》《西征夢》和《託妻獻子》進行了現代改編,與當時人們習慣聽到的“主流相聲”相比,這些以社會底層小人物為主角、不強調教育意義的段落確實使人耳目一新。《夢中婚》講一個窮人(“我”)夢中暴富,想象自己“一手一個驢肉火燒”“愛擱香菜就擱香菜”,晚上包下一個“三層樓的摩天大廈”。《西征夢》改編自《南征夢》,郭德綱把小兵夢裏出征打太平天國的故事,改編成 “我”夢中乘着直升飛機幫美國反恐。在這兩段相聲裏,小人物的夢想雖然一樣 “俗氣”,頭一樣就是希望自己發了大財,但卻沒有一味漫談,反而在白日夢裏流露出世情冷暖,《西征夢》裏有一個包袱是這麼説的,“我”幻想發了財以後,“弄一個很大的桌子,當老闆,天天僱10個帶紅箍的站我跟前,我挨個罵他們,我就不罵那掃廁所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媳婦是掃廁所的。”這正符合了侯寶林所讚賞的,”包袱兒細節的構成,需要以生活的真實為基礎”。所以比起主流相聲裏的掉進虎山之類的荒唐奇遇,這反而更有現實感。
郭德綱對於傳統段子的復興和改編,讓人們重新認識到傳統相聲來自生活俗氣熱烈的魅力,然而也同時保留了傳統相聲的一些有“時代特色”的笑料。以名段《託妻獻子》為例,在郭德綱之前,張壽臣就講過。這段相聲講的是一對男子交情甚篤,甚至可以將家中妻子託付對方的故事——“一貴一賤交情乃現,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穿房過屋妻子不避,得有託妻獻子的交情”,而將妻子託付於對方必然引起了淫人妻的笑話。
將張壽臣版本和郭德綱版本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相聲主段中, “我”都是幫出門謀生的朋友照顧新過門的妻子,結果照顧出了個兒子叫自己爸爸。值得注意的是,兩個版本略有不同,不同之處一是在於時代背景,張本的朋友是隨總督大人去外地赴任,郭本的朋友是要去新加坡演出;二是張本的妻子沒有名姓,“我”只叫她“嫂子”,郭本將朋友妻子喚作“嫂子” 將她的工作安排為下崗的“香港小姐”,後面才揭示她叫“小潘”、“金蓮”,合起來是“潘金蓮”,似乎藉此在向觀眾提示她的個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段相聲的發生背景被改編挪移到了現在,“我”的朋友從給總督幹活變成了給南洋富商演出,但是沒有變的是對夫婦和朋友倫常失禮的哂笑。因為相聲表面上似乎在諷刺男子之間的虛假義氣,其實卻是在嘲笑人妻的假正經和荒淫,笑點更是爆發在 “佔便宜”、“綠帽子”、“幫人生兒子”這樣的通姦段落。如果對比侯寶林的《離婚前奏曲》就可以發現,兩段相聲的主題都是婚外戀,侯本嘲笑的主要對象是所謂“浪漫是什麼”和“懂不懂愛情”,而基底是對於個人情感的尊重,而郭本詳盡表現的是不守婦道還有婚外生子,比起個人情感,對於笑料更重要的是人物所處於的倫常關係——在這段相聲裏體現為“我”對於“朋友妻子”“嫂子”的稱呼。
如此説來,改編後的《託妻獻子》與其説與現實有勾連,不如説擷取了一些時髦元素 “香港小姐”“南洋富商”等等,主要的戲劇衝突還是在早年間的的倫理哏裏原地踏步。不僅如此,相聲段落的其他細節,比如郭本“我”穿的衣裳“上邊一個塑料的皮大衣,就袖口這有一兩棉花”(可能是脱胎自傳統相聲段子《夢中婚》“我”的衣裳,“前面是夾袍,後邊是大褂兒,就是袖口上有二兩棉花”),還有“朋友妻子”住的地方,“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左邊是坑右邊是井,前邊是墳”,都在烘托着一個較為遙遠的時代,而段子裏最關鍵的一句話,“一貴一賤交情乃現,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穿房過屋妻子不避”,反映的也確實不是現在的友情,而是張壽臣時的清末風俗。
4相貌嘲諷、倫理哏:相聲到底有新人嗎?
前文已經提到,1949年前後相聲所面臨着危機——《反正話》作為墊話兒已經被觀眾轟下台去,在1985年出版的《中國的相聲》裏,曲藝專家薛寶琨已經對1949年之前的傳統相聲的“佔便宜”、“黃色下流”和“倫理哏”等進行了反思:“以謾罵為能事、以佔便宜為光榮,在傳統作品裏並不是個別的。此外,黃色下流也幾乎成為許多作品的通病。而以生理缺陷和倫理關係抓哏取笑。至於以父母、夫妻、姐妹等倫理關係取笑的內容,尤其不能忍。”而這些被當時人貶為“自輕自賤”的“笑點”,甚至已經遠去的清末風俗,在郭德綱《你要高雅》裏的“俗”為正道的方法論指導和廕庇下得到了復甦,因為聽相聲,以他的話來説,就是“不要較真”和“一説一樂的事兒”。光説倫理哏,就以不同的版本在各個場合裏靈活運用,“我是你爸爸”“我是你丈夫”可以演變為“我當皇上,讓你當太子”,“我是皇上,你是皇后”,2018年的《相聲有新人》也是如此,節目開場時,張國立説于謙管他叫叔,郭德綱説,我管您叫嬸兒,無不引起觀眾鬨堂大笑。
以此來觀察《相聲有新人》的許多作品,可以發現,許多作品可以符合”不要較真”“一説一樂”的特點,有的作品笑點停留在人們熟悉的生理挖苦層面上,比如説,很多段子經常出現對於郭德綱本人身高、膚色的嘲諷,“怕踩着他”。一個男女搭檔的節目中,女相聲演員説自己是大長腿,以挖苦男對手的大肚子,利用美女丑男的性別和外貌反差製造笑點。還有一類相貌嘲諷,連製造反差的效用都沒有,淪為純粹的謾罵,在一段對口相聲中,捧哏將逗哏貶損成“這麼難看一位”“腰粗腿短、大屁股圓臉,整個一頭豬站起來了” 。如前文所説,這種外貌挖苦也並不是相聲新人的發明,而是傳統相聲段落裏常見的手段,也可以説“一頭豬站起來了”“大長腿”VS“大肚子”與郭德綱所説的《李菁的妹妹》裏的“醜女找人強姦”一脈相承。
相聲有新人的一對搭檔
還有一些相聲,明顯地繼承了倫理哏的特點。比如孟鶴堂周九良的《兒時玩伴》,講的是兒子哭錯了孝的笑話,即使是周培巖的《路怒症》有着鮮明的時代感,也運用了倫理哏來開場,“你爸爸是誰,那是你媽媽永遠的秘密。”與倫理哏相關的是,而相聲中所透露出來的細節,比如“媽媽給爸爸縫褲子”,“家裏沒紅紙用白紙糊了燈籠掛在門上”,也像郭德綱説的《託妻獻子》的皮大衣“袖口有一兩棉花”一樣,可能屬於清末。
只有少數相聲中體現出對於新生活的觀察,周培巖的單口相聲《路怒症》,裏面説聽完劉歡的《好漢歌》就想往車裏放兩把板斧,“誰擋我路,我就劈了那廝”,可以看做是對堵車“路怒”的誇張表現。張宇識的單口相聲將自己的學霸人生變成了段子,“我七週歲都會解偏微分方程了,你才讓我上小學。” 也算有現實基礎的笑話。而對照50年代或者80年代對社會公共問題的關注,諸如醫療、分房子、重男輕女題材的社會現實諷刺相聲,這兩位新人相聲的現實仍顯得單薄。
一方面,郭德綱所運用的“舊相聲”已經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中心,而舊相聲因為充滿倫理哏、過去式,逐漸與現實脱節,比如説“磨蔓兒”裏的姓氏笑話,“立早x,還是弓長x”可能更適合在人們識字不多的情況下演出效果更好;另一方面,節目本身卻要推出講相聲的“新人”,讓年輕人憑藉“紮實”的基本功,靠“不變”的相聲套路,重新賦予這門藝術新意,使現在的觀眾發笑。而侯寶林、老舍改造相聲時的“近人情”和切近現實已經被忘記——不難理解節目為什麼會將相聲發展艱難、青年演員“做相聲賠了好多錢”作為重點宣傳。
參考文獻:
《侯寶林談相聲》侯寶林口述,劉祖法執筆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國的相聲》薛寶琨著 人民出版社1985年
《相聲表演漫談》羅榮壽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
《相聲史雜談》金名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