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三）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一，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21．除魏忠賢易，去李自成難。實現前者崇禎只需霹靂手段，而完成後者僅靠崇禎式的菩薩心腸就不夠了，它需要像毛澤東那樣細心建設適合本國國情的公有制度。1960年1月5日，在閲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註：“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1]有了可靠的保險，人也就不必像李自成那樣冒險拼搏生計了。毛澤東還説：“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2]

22．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擴充的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而且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30～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係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柳宗元總結得好：“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3]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於始皇嬴政——這與將蘇聯解體不歸因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而歸因於斯大林一樣——是沒有道理的。

23．麥卡錫主義[4]是造成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國家災難的意識形態根源。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驚呼：“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由於大陸封鎖、麥卡錫主義和杜勒斯-饒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匱乏和代溝。”[5]

麥卡錫主義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雖然此後麥卡錫主義衰落，但它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寧“右”勿“左”的另類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影響着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國的戰略設計走向。[6]而美國繼朝鮮戰爭失敗後再次飛蛾撲火式奔赴越南戰場，並遭遇比朝鮮戰爭更大的災難。這既是美國形而上學戰略設計的惡果，也是麥卡錫主義推波助瀾的結果。基辛格對此總結道：

美國思路褊狹的部分原因在於，在20世紀50年代追究是誰“失去了”中國時，很多中國問題專家骨幹紛紛離開了國務院。因此，一羣蘇聯問題的傑出人才（包括喬治·凱南、查爾斯·波倫、盧埃林·湯普森、福伊·科勒）在國務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7]

24．“團團夥夥”們的特點是沒有歷史擔當，其觀念意識少土缺血，摻和其中的多是香水和油滑，這樣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其政治選擇就很容易滑向機會主義和逃跑主義。

25．2014年4月25日，奧巴馬在韓國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如果普京總統溺水，我當然會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羅斯民眾的“直播連線”中被問及如果他溺水的話，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否會救他。普京回答説：“奧巴馬是一個相當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會這樣做。”[8]如果將此對白理解為雙方在表達地緣政治依存相關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認奧巴馬總統已有了羅斯福聯袂斯大林共建壓垮歐洲的“雅爾塔體制”的智慧。果如此，奧巴馬缺的只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馬歇爾式”的參謀班子和擁有與羅斯福同樣有力即獨立於華爾街壟斷資本的權力[9]；果如此，等待奧巴馬總統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澤東説尼克松下台是因為“他得罪了東部大財團”[10]——式的命運旋轉。用基辛格評價里根時期那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的話來評價奧巴馬自相矛盾的對俄政策，這就是“美國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許他做到這一步”[11]。

26．“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12]在孔子的世界觀中，人事高於神事，事人高於事鬼，現世高於來世。從相當意義上説，儒學從其創始起就是以現世主義為基礎的。

27．中國的“神”不僅遠沒有獲得西方“天主”那種對世俗世界的絕對先驗的主宰地位，而且還時常受到“仙”的制衡，以防止“神”脱離現實社會並形成高於世俗國家的絕對統治。在中國文化中，如果真的出現“神”的專橫，那它就會遭到“張果老”“孫悟空”“濟公”之類的人物戲弄；即使是孔子也是“子不語怪、力、亂、神”[13]。在孔子眼中，神與怪、力、亂等是同一類“無益於教化”且“所不忍言”[14]的事物。這種對神大敬又大不敬的態度在西方宗教中是不允許的，而在中國卻常常受到民眾的歡迎。

28．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治家只能淪為小丑。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後已失去了法國人民的支持。在敗退的路上，率領第二騎兵隊的繆勒説：“已經不能再説大帝是天才了。”[15]這個評價用在蔣介石身上也是貼切的。自從蔣介石背叛工農，他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北伐時那種揮灑自如的戰略能力。

29. 法國大革命後期流行一句箴言：“當家裏有難的時候，就把它轉送給你的鄰居。”[16]這句話——與許多大部頭著作相比——簡潔明瞭地道出了資本主義國家擺脱危機的秘密。

30. 人從誕生之日起就是歷史和集體的存在——由此產生了自然法，而所謂“我就是我”或“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認識，只能是小資式的矯情。在母親面前，你是母親的“產品”，你已經不是你，而是母親的兒子；在狼——不管它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面前，你也不是你，只能是狼嘴裏的一塊肉。只有在集體中，你才是同志或朋友，這時的你一定是代表或被代表的存在。所以，馬克思説：“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17]

資本的本性必然是要通過碎片化的方法使勞動者失去階級力量。馬克思説金融資本存在的前提就是將買者和賣者分離開來，這樣有利於資本介入和操縱各方。但人是生產關係中的人，脱離特定的生產關係，人與人就是互無聯繫的沙粒，而將人民變為沙粒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形式。

脱離集體的個體不能單獨應付這個世界，因而他只能被集體代表——儘管他們極不情願，個體人一旦成為自己的主人，他也就異化為自己的同時也是整個自然界的奴隸。因此，代表制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類社會主義文明的基本特徵。

不成文的代表制存在於原始共產主義時期，這時的單個人是通過部落代表的；成文的區域代表制誕生於古羅馬時期，它出於抵禦外敵的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政治選舉方式便是區域代表制。資本出現後，資本需要將人的集體存在轉化為碎片化的存在，以便為資本提供無限量的僱傭勞動力。這樣便產生了符合資本主義需要的個人至上的意識形式，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便是一人一票選舉制。一人一票製成為主流選舉方式後，其極端表現就是金融資本迅速坐大和民族工業資本迅速萎縮——目前的美國就是這種惡果的典型。在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裏的社會主義時期，資本成為人民手中的工具，這時按區推選人大代表的制度便應運而生。選區推舉人民代表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經驗，馬克思對此做出充分肯定。他寫道：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

巴黎公社自然應當作為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榜樣。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個次要的中心確立起來，舊的中央集權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機關。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説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在農村地區也應該由服役期限極短的國民軍來代替。設在專區首府裏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專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而這些專區的代表會議則應派代表參加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mandat　impératif（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

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礎。[18]

因此，完善區域代表制應是未來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民族民主國家改革的方向。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對代表們的階級成分或階層比例等的控制來駕馭資本並由此增大人民利益。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頁。

[3]［唐］柳宗元：《封建論》，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3頁。

[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野的共和黨利用所謂“共產黨人滲入政府”問題攻擊民主黨政府。1950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Maikaxi）在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市發表演説，無中生有地宣稱有205名共產黨人滲入到國務院，此後，麥卡錫利用參議員的特權，操縱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捏造事實，製造謠言，大肆指控和調查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滲透”，進行非法審訊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麥卡錫主義誣陷誹謗的範圍，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紅隊被迫一度改名。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和費正清、進步作家斯諾、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僱員被解僱，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受到嚴重摧殘。

[5]《湯普森致邦迪備忘錄》（1966年2月4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頁。

[6]可參閲張紅路著：《麥卡錫主義》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7]［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頁。

[8] 《奧巴馬稱願救“溺水”普京》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陸時間：2014年4月27日。

[9]關於華爾街財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可參見張文木《美國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載《國際關係研究》2013年第3期。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11]［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頁。

[12] 《論語•述而》，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218頁。

[13]《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頁。

[14]［南北朝］皇侃：《論語疏義》，［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79頁。

[15]轉引自［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頁。

[16]轉引自［英］埃裏克·杜爾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呂洪豔譯：《天氣改變歷史》，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17]［德］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頁

[18]［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