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四）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一，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31. “一人一票選舉”是普選制的基本手段。它分一人一票地選出代表代議制度和直接選出政府的制度。古羅馬選擇前者，結果是實用不好看；古希臘採用後者，結果是好看不實用。後一種選舉在實踐中易將人民的整體利益碎片化、甚至對立化。古希臘實行的“貝殼放逐法”就是最純粹的無代議的一人一票制。結果是提議這一選舉形式的民主派領袖遭到“貝殼逐放法”[1]的放逐。蘇格拉底就稱希臘的“民主政治”為暴民政治，認為它極其荒唐可笑，投票者完全憑感覺投票，説這樣必定會毀了雅典。他主張由哲學家來治理國家。[2]

32. 認識今天美國的公式是：華爾街﹦美國≠華爾街；認識今天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公式是：Ｇ-Ｗ-Ｇ´，其中，G還是代表資本，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只是它已集中於商業資本；Ｗ不再代表德文中的“商品”（Ware），而是代表英文中的“戰爭”（War）。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説：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有統治地位，表明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比其餘一切國家都突出。[3]

33. 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只有被壓迫者才最渴望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因而只有他們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

34. 氣候變化對中國北方遊牧部落的生存條件的影響是有規律可循的，學者程洪認為：

歷史上北方農牧交錯帶是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區，對氣候變化極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國各地氣候相當於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減少100mm，中國北方農區將向東南退縮100km，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km。[4]

這就是説，“氣候變暖變濕，意味着中國農區向北擴張，宜農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區變得不宜農作物的生長，農區向南退縮，宜農土地減少。”[5]氣温變化與糧食產量的變化也有一定規律可循。學者張家誠研究認為：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年平均温度變化1℃或降水量變化100mm，中國糧食畝產將分別有10%的變化。[6]

天氣決定收成，收成好壞決定國祚的長短，這是中國中世紀國運興衰的基本線索。因此馬克思説：

我們在亞洲各國經常可以看到，農業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復興起來。收成的好壞在那裏決定於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決定於天氣的好壞一樣。[7]

35. 人類的食物選擇面的擴大和尋找食物的方式從狩獵轉為農業勞動，幫助人類從動物中分離出來併成為自然界的強者；工業技術使人類賴以生存所需資源的範圍擴大，工業活動使人類創造生存資源的活動從耕地中解放出來並由此導致人類活動空間的擴大，這些極大地改變了人對自然的依賴關係。與遙遠的古代相比，工業在近現代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動性和自覺性。

36.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明代西南治邊的重要教訓

明朝的時候緬甸北方有一個麓川國[8]。1384年，麓川國派使團出使明朝，並將元朝所賜印信交於明朝，明朝冊封麓川國王思倫法為“平緬軍民宣慰使司，並賜倫發朝服、冠帶及織金文綺、鈔錠”；不久改“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9]，麓川遂成為明王朝的屬國。15世紀40年代，麓川國對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氣之下反覆出兵重創麓川勢力[10]。在打敗麓川的戰役中，明廷得到位於麓川南面的緬甸、木邦兩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載：“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亦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為浮樑濟師，併為攻破其柵寨，得積穀40萬石。軍飽，鋭氣倍增。”[11]明廷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率大軍北上迎擊瓦剌卻被瓦剌俘虜的明英宗——為了得到緬人的支持，還許諾事後以麓川地補償緬人：

正統六年，給緬甸信符、金牌。時麓川思任發叛，將討之，命緬甸調兵等。七年任發兵敗，過金沙江，走孟廣，緬人攻之。帝諭能擒賊首者，予以麓川地。[12]

事後，為了酬謝緬人蔘戰麓川戰役的“貢獻”，明廷於正統十二年（1447年）“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13]，景泰二年（1451年）“加賞錦幣，降敕褒獎”[14]。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明廷對麓川國下手太重的結果是打破了緬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而沒有平衡則無制衡。北南失衡導致南面的緬人東籲政權迅速崛起並乘虛北進，於1604年消滅麓川國並由此大體奠定了緬甸今天的版圖。

1918年11月，西奧多·羅斯福在信中説：“我贊同這樣一個聯盟，只要我們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願扮演連伊索寓言都視為笑柄的角色。寓言講的是羊狼談判同意解除戒備，而羊羣為表現誠意，請牧羊犬離去，結果它們卻成了狼羣的晚餐[15]。在這則故事中，明廷不是驅逐而是打殘了保護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國。但這還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還告訴狼：牧羊犬消滅後，牧羊犬的地盤交給狼管理。這給後代留下巨大的邊境壓力，以至清朝乾隆時期就不得不與緬甸有了解更大的衝突，多次西南用兵，牲犧非常大，但版圖不進反退[16]，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認徵緬之舉“未為深思遠計，不得不引為己過者”[17]。乾隆晚年總結説：

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徵緬之事，以其地卑濕癉癘，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謝罪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18]

可以看出，乾隆對徵緬的結果是極不滿意的：這這場戰爭支出太大而收穫甚微，僅是邊境的表面穩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為也，乃前朝治邊失策也。西南緬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中國西南邊地治理難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寫經驗告訴我們，對於我國的周邊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於我的形格勢禁的形勢，不能意氣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區域力量平衡。這是老英國的經驗。英國人將政治看作一種機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敵人越來越少，朋友越來越多；如果不出這個機制或格局，那對朋友尤其對盟友就不要要求過高，不然就會落個或者“水至清則無魚”，或者與昔日盟友反目為仇的結果。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19]，治理周邊要深思。

乾隆像

37. 1917年剛剛過去，2017年正在到來。1917年後的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已從列寧的經驗和自己的改革實踐中初步學會了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的本領；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及建立其上的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要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不管哪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結局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38.毛澤東説：“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20]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説：“常無慾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即矛盾的辯證存在和發展；徼，則是規定矛盾的邊界。矛盾是無限存在和發展，但具體矛盾則是有邊界規定和不斷轉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僅知道主要矛盾還是不夠的，還得知道矛盾存在的範圍和相互轉化的邊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決和轉化矛盾，轉化而不是消滅矛盾才是解決矛盾的要義，也是戰略哲學的要義。

39.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時説：“哪裏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説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21]毛澤東這句話很有哲理，辦事之難難在事後之事。出兵容易，但要鞏固和消化戰果，就需要幾乎是翻倍的資源，而不能消化的戰果多了就會透支我們的資源並拖垮我們的國力，弄不好還要與當地人民結怨，而怨意積累多了就會化為怨恨，今後再來化解這些歷史怨恨又需要更多的資源。沙俄帝國在中東鐵路上犯過這樣的錯誤，蘇聯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戰略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到處出兵，“輸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為了化解這些怨忿又要到處支出並持續透支資源，結果將蘇聯生生拖垮。懂點軍事辯證法的人都會知道，對軍事據點控制的關鍵在於對其半徑的控制。十個控制點需要的就是控制十個半徑面的資源。較遠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沒有控制南北緯30˚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腳，而中國遠沒有這樣多的資源。禮花因虛而明，禮炮因空而響，虛實矛盾是可以轉換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對斯諾説“放點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的哲學深義。

40. 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説：“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説，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22]昨天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及戈爾巴喬夫等通過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達到閹割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目的，今天在中國屏蔽列寧主義、特別是屏蔽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説，也就抽掉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寧主義靈魂的“毛澤東思想”、繼而用抽掉“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理論”去麻痹勞動階級，其結果對中國乃至中華民族而言，則是大災難的開始。

​參考文獻：

[1]“貝殼逐放法”（Ostracism，也被翻譯為“陶片放逐制”），是古希臘雅典等城邦實施的一項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於公元前510年左右創立。該法規定，雅典公民可以在貝殼上寫上那些不受歡迎以及極具社會威望、廣受歡迎，卻最可能成為僭主的人的名字，並通過投票表決將企圖威脅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雅典民主政治後期，黨派鬥爭頻繁尖鋭，該法弊病更加嚴重地顯露出來。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為號召，鼓動民眾把“貝殼放逐法”作為攻擊政敵的武器。該法越來越失去了維護民主秩序的作用，加劇了無政府主義的泛濫。

[2]參閲［英］A.E.泰勒、［奧］Th.龔珀茨著，趙繼銓、李真譯：《蘇格拉底傳》，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8～149頁。

[3]［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頁。

[4] 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5]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6] 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頁。另可參見何凡能、李柯、劉浩龍：《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中國古代農業影響研究的若干進展》，載《地理研究》2010年第12期。

[7]［德］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頁。

[8] “麓川”是漢文對傣族聯盟國家“勐卯龍”的譯寫。 “勐卯龍”直譯為漢語是“大卯國”，因元朝曾在“勐卯龍”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設立過“麓川路”，故將“勐卯龍”（大卯國）譯寫為“麓川國”。 麓川國（勐卯龍）是傣族先民在雲貴高原西南部、緬甸中北部於1312年建立的政權，曾多次擊潰入侵的元朝軍隊。與明朝軍事對峙了近十年之久，實力嚴重削減，1382年，明軍佔領雲南，麓川國王思倫法為與明朝交好，派使團出使明朝，並將元朝所賜印信交於明朝。1384年，明朝冊封思倫法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世襲宣慰使，麓川成為明王朝的屬國。1413年，思行法讓位於其弟思任法，經過多年的養精蓄鋭，於1428年開始向周邊擴張，欲恢復祖地。1440年多次擊敗明軍的進攻，佔領幹崖、南甸、騰越（騰衝）、潞江、永昌（保山）等地，遭明軍重創。隨後麓川國衰落並於1604年被東籲國（緬族）所滅。

[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頁。

[10]史稱“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對雲南麓川宣慰司叛亂出兵征討的戰役，分別發生在1439年（正統四年）、1441年（正統六年）、1442年（正統七年）、1448年（正統十三年），明朝經過連年征戰，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束；期間連續發動數十萬人的進攻，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面蒙古瓦剌的防禦空虛。

[11]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頁。

[12]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頁。

[13]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4]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15]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16] 1762年冬緬甸入侵中國雲南普洱地區，清軍自衞反擊，1769年11月16日雙方簽訂停戰合約。歷時7年，清朝雖然取得了緬甸名義上的臣服，但是並未能獲得戰爭的真正勝利且損失慘重。

[17]雲南省歷史研究所編：《〈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頁。

[18]張本政主編：《〈清實錄〉台灣史料專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頁。

[19] 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對諸葛亮提出婉轉的批評：“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頁。

[21] 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頁。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