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鄉村振興，需為進城務工的農民留條退路_風聞

專題講座八：鄉村振興與中國城市化

演講人 | 賀雪峯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賀雪峯教授從“鄉村振興”、“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以及“作為退路的農村”這三個方面入手，對“鄉村振興與中國城市化”這一主題進行了系統論述。賀雪峯教授強調，應當克服當下農村研究中普遍出現的瑣碎化傾向，通過“文化自覺”的整體性與綜合性視野，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建立自身的主體性。

（一）鄉村振興

 賀雪峯教授首先指出，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與印度總理莫迪的對談中強調，中國的城市化不能出現貧民窟現象。貧民窟現象的出現，是因為進城工作的農民無法在城市安家、體面生活，也無法回到農村。與貧民窟相伴隨的是社會治安的劣化與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在這個意義上，**對於進城務工的農民來説，留有退路非常重要。**因此，賀雪峯教授認為，農民作為社會中的弱勢羣體，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退路。鄉村振興政策的推行需要把握好節奏，欲速則不達。因此，在促進農村發展的同時，也要充分保障農民的基本權益。

（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賀雪峯教授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有統計表明，20世紀以來，由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例子很少，只在一些小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實現了，且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迅速發展與冷戰背景密切相關。比較一下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且不論城市化率高低，這些國家普遍面臨着城市化質量差、居民生活缺乏保障、社會救助體系不發達、弱勢羣體缺乏未來預期與希望等弊端。

而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並不遜色於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社會治安、社會秩序等方面更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時，城市與鄉村居民普遍懷有對未來的預期與希望，並因此積極工作，更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之所以中國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與三項制度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分不開：（1）土改清除了舊制度在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利益關係，為國家建設提供了良好基礎；（2）小農經濟制度一方面保障了糧食生產，另一方面為農業人口提供了就業；（3）城鄉二元結構下，集體化體制將農民大量的勞動力集中起來，降低了工業發展的成本，使得中國能夠通過內向型積累實現工業化，同時，城鄉二元結構在今天則為農民進城提供了一種保護性屏障。

（三）作為退路的農村

在當前階段，限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國家還無法為農民提供全面保障。而在農村，由於農民擁有農地與宅基地、物價水平較低等因素，農民仍然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與文化歸屬感，過上一種相對體面的生活（當然，相比於城市體面生活，這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但**問題在於，今天的政策缺乏總體性的通盤考慮，同時有激進化傾向，使得農村有可能不再能夠成為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和保底選項。**農民、農村與農業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激進化的政策極容易激化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內外矛盾。

 最後，賀雪峯教授強調，用西方的理論來套中國的經驗，已被證明是一種不可取的研究方式。我們的社會科學要能夠理解並解釋我們的經驗與實踐。也即，中國社會科學應當走向田野，“從經驗中來，到經驗中去”。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科學需要通過“文化自覺”來建立自身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