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六歲時就成了共產主義者！？_風聞

薩米爾·阿明台灣行

鍾秀梅 

台灣之行

阿明與林深靖先生

2008年8月，著名的左翼理論家與實踐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經香港劉健芝教授的推薦，欣然答應浩然基金會的邀請，在台灣進行近二個星期的拜訪與講座。阿明時年七十七歲，剛動完心臟手術能到台灣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台灣受惠於冷戰期間的地緣政治，透過土改的進行與其他改革方案因而發展資本主義。他在台灣密集的拜會與觀察，對話多於提出建言，雖然幾場演講場合，台灣聽眾總是焦慮的提問阿明關於對台灣前景的看法，他並沒有對台灣多下判斷，但總是希望台灣與大陸聯合起來對抗美國。

阿明與法國妻子伊沙貝爾風塵僕僕的抵達下榻飯店，已是疲憊不堪，又因調整時差徹夜失眠，直到第二天晚才稍稍恢復，有了進食的慾望。到了第三天，透過陽明山温泉與食物的調理，阿明夫妻漸漸恢復體力。第四天，阿明開始接見一些學界與運動界的朋友，伊沙貝爾的興趣則是參觀美術館、畫廊。他們喜愛吃各種食物，而且都不忌口，阿明甚至開玩笑的説：“給我一個煮熟的肥英國人，我也敢吃！”毛派的阿明特別喜歡吃中國菜，喜吃辣的他覺得四川菜最好，上海菜很難吃，我們問他上海菜是否有太重的資產階級情調，他説：“對！”而且他對日本料理也很有意見，他覺得壽司長的都一樣，而且刀法沒有創意，並説日本菜欠缺變化，就只有炸的與蒸的兩種煮法。他與妻子參訪台灣山區時，吃各種山產，也吃蟲子、動物內臟、種種奇怪料理，顯然阿明對食物的品味同階級立場有關之外，非洲經驗對他影響甚深。

阿明夫妻優雅、幽默與和善，他們都是法國共產黨黨員，黨齡超過五十年。年輕的時候，因為各自所屬的黨支部人數太少合併，從此兩人一同展開漫長的革命與愛情，經歷許多的波折與親情的生離死別，一生為國際社會主義盡心盡力。當阿明專心和大家談論問題時，不太希望伊沙貝爾插話，不懂英文的她只好安靜的在旁畫畫，有時阿明會靠過來看着她的畫。伊沙貝爾老的好美，她來台前，同法國朋友探聽台灣，她的法國朋友説：“台灣是美國的殖民地，就像夏威夷。”沒想到到達台灣後，她覺得幸好不是，她有着法國人的好奇，看許多東西都很盡興。伊沙貝爾到了黃昏之後，視力變得模糊，需要牽着阿明的手，特別是台灣的路面高高低低、坑坑洞洞的讓老人沒有安全感，阿明説：“這是中國人設計要消滅老人家的。”有一次晚餐過後，伊沙貝爾憂心的提及，想到跨國公司的全球化，造成貧困人口急增，她就想拿着衝鋒槍出去掃射那些寡頭食利者，同阿明年紀相仿的伊沙貝爾革命熱情依在，但纖小的她，如何拿得動武器？

阿明夫妻拜訪嘉義山區茶農的時候，被美麗的茶園吸引住，他們很驚訝為何這麼高的山區還有經濟作物。阿明對於檳榔經濟也很有興趣，問了許多關於檳榔產業的許多細節。當阿明夫妻經過一個村子時，剛好有一户人家在辦喪事，他們好奇為何喪家在燒紙房、紙車和紙衣服等儀式，陪同人員解釋喪家希望死者進入另一個世界可以享用這些物質生活。阿明評論這個儀式説明兩件事，一是另一個世界還是資本主義世界，二是中國人很實際，不會把真正的奔馳車拿去燒。第二天早上，當車經過村子時，阿明説昨晚有經過這個村子，隨同人員開玩笑説阿明很適合打游擊戰，走過的地方都記得，伊沙貝爾隨即回答：“不可能，阿明每天晚上都需要一張舒服温馨的大牀。”

埃及童年

薩米爾·阿明的一生非常精彩，本文將透過他的《向前看的生命：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回憶錄》（A Life Looking Forward：Memoir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和他在台灣期間經過幾天日夜的相處與交談，我覺得有必要將阿明的一生介紹，因此本文將整理阿明生命的幾個重要部分，分別是阿明埃及的幼年生活、法國的學生時代與黨的活動、非洲發展的經驗、第三世界主義和二千年後的一些重要的思辯，希望對阿明的一生的幾個實踐與思考的轉折點有所探討，並且也對他的一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奮鬥禮敬。

阿明的出身同一些出身資產階級後來反叛自身階級的社會運動活動者類似，其父系家族是埃及的科普提克系（the

Coptic）貴族，科普提克貴族在十九世紀中葉形成，因擁有地產而建立其社會地位，後代也受較好的現代教育，大多從事教職、記者、工程師或出版業等，他的祖先曾在1860年代加入埃及的共和運動。阿明的曾祖父是個傑出的工程師，本來可以當上部長，但是在英國殖民地時期，英國人儘可能不讓阿拉伯人進入國家權力核心，本地精英向上爬升的機會被扼殺。阿明的祖父擔任教職，是社會主義者、反殖民主義者與反法西斯主義者，也是阿明的政治啓蒙者，阿明回憶兒時幾乎離不開他的身影，他説小時幾乎是祖父的跟屁蟲，祖父讓他吃辣椒，要他回去不能向祖母説，從此他對辣的食物着迷了。阿明的政治生命很早就萌芽了，他小時最喜歡跟着祖父到咖啡館，聽祖父輩談論政治。

阿明的父親是醫生，留學法國，一九二十年代和優秀的激進雅各布賓主義者結婚，阿明私下説他媽媽在當時不得了，因為沒有幾個法國女性進得了醫學院。阿明的父親懂英、法語，可是和阿明在生活上卻説阿拉伯語。阿明認為他父親是反殖的民族主義者和民主共和派，後來的政治態度傾向帶領建立埃及共和國的領導人那賽爾（Nasser）。阿明長大後經常與父親交換政治心得，他在埃及的青少年時期，在他的家鄉扎伊爾德港（Port Said）參加了“親共產黨”的青年組織，阿明的父親很慶幸兒子沒參加“親民族主義黨”，因為當時由阿門得.湖珊（Ahmad Hussein）帶領的民族主義黨有強烈的納粹色彩。

阿明母系的祖先是法國大革命激進黨員的後代，他的舅公曾移居俄羅斯，舅婆知道阿明小時立志當共產黨，主動教阿明俄文。阿明父母親一直灌輸阿明人不應分等級而有階級歧視的觀念。有一次，都是醫生的父母用私家車戴着六歲的阿明到扎伊爾德港的鬧區，看到有個小孩撿食地上的食物吃，阿明問他父母為何會這樣子，母親説因為社會造成他這樣，阿明回答説：“那麼，我將改變這社會！”他的母親説：“太好了！”阿明的好友也是世界理論大師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阿明快五十歲時問起阿明高齡的母親，到底阿明何時成為共產主義者？阿明媽媽毫不猶豫説：“六歲”。

青年巴黎年代

阿明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7年到了巴黎受教育，時年十六歲。時刻重視政治情勢的阿明，認為從1947年到1957年的法國十年光陰，是他知識和政治形成期，也是關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理論演化重要的階段。那段期間法國正處第四共和時期，1948年四月，戴高樂政府接受了由美國主導的馬歇爾計劃，註定法國往後的十年，導向同美國合謀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計劃中。阿明認為當時法國政治有三分之一的共產黨支持者，致力於人民民主，另外三分之一的戴高樂擁護者，關心戰後的恢復與議會政治。法共的勢力雖不可忽視，戴高樂政府時代也有几席閣員，但是對於法國的殖民主義與冷戰時代的資本主義重整，法國共產黨似乎並沒有起關鍵阻止的角色。

阿明青年巴黎的這十年，戴高樂政府在法國殖民地的作為尾大不掉，有阿爾及利亞的謝提乎（Setif）大屠殺、大馬士革的爆炸、越南的戰事和馬達加斯加島的鎮壓。這一連串的殖民者暴力，並沒有平息這些被殖民地人民的反抗，1954年，兩造之間的對立關係達到高峯，戴高樂政府發動越南戰爭、阿爾及利亞戰爭、摩洛哥和突尼西亞衝突，最後的骨牌效應是蘇伊士運河問題與非洲問題的情勢緊繃。另外，阿明認為法共對於歐洲軍事聯盟的形成、煤鋼共同體和羅馬條約的制訂，因其政治勢力不足以阻擋這些資產階級的戰略部署，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態度曖昧，對越南人民反抗法國殖民問題也是觀看態度，最後失去羣眾支持。雖然如此，阿明在巴黎加入的青年共產黨組織和部分在大戰期間從事反抗德國納粹的老左翼仍進行着社會前線的運動，他們分別建立了“反殖民前線”（the anti-colonial front）與“反冷戰的大西洋前線”抗爭（the anti-Atlanticist front of the Cold War），突破了法國共產黨領導中心的政治弱點。

阿明在1950年代成為毛派和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的實踐者，與當時反對法共黨中央的現實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有關。法國共產黨在1950年到1953年韓戰期間，對於衝破冷戰的突圍立下功勞，他們在1952年5月28日組織了大示威反對賴爵威（Ridgeway）將軍參與韓戰，可是當天的行動以逮捕法共領導人Jacques

Duclos收場，法共組織因而內挫。不只如此，阿明認為當時蘇聯政策是機會主義者，對於冷戰立場不清楚，甚至鎮壓1953年東柏林工人反叛，並反撲1956年夏天的匈牙利起義。阿明認為縱使中共對蘇共提出批評，但是共產國際對情勢的錯誤分析，導致只能找出和平運動為最大公約數，無法粉碎美國帝國主義，結果也裂解了西方左翼的第一波反冷戰組織。

阿明認為他的政治選擇和“創造的烏托邦”（creative

utopian）的人文社會主義思考有關，他覺得多種另類是可能的，這些另類的創造是由那些想改變世界的能動性所選擇的另類，而不是隻是接受被動的空洞計劃而已。阿明舉法國大革命拒絕布爾喬亞民主、蘇聯人民的努力與中國革命的例子，説明了這些創造的另類烏托邦，即是拒絕由資本主義所製造的線性現代觀。另一方面，阿明對於蘇共中央的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對我黨就是背叛”的一元論感到反感。阿明自認在許多年後，他用“資本主義不需資本家”（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的理論對蘇維埃的真正本質做出理解時，反思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多元論，無非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化約決定論，其實合理化了蘇維埃當權者的理論部署。

聰明的阿明有數學與物理天賦，他的法國老師鼓勵他作科學家，但黨性堅強的阿明選擇法律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他拿到了政治科學文憑。政治早熟、活動力強的阿明在青年時代參與“國際民主青年聯盟”（the 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結識許多來自東歐共產國家的朋友，對於東歐共產世界的發展，有真實的掌握。他常説他並沒有太多時間在學校聽課，自今記得的就是Jean Baby和 Michel Debeauvais 的馬克思主義課程。他幾乎每個星期都去參加法共青年小組討論，這樣的聚會創造冗長的討論與激辯，看似花時間，但也創造許多想法組織各種反戰、反殖民與反帝國主義聲援活動，當時有許多成員來自亞洲與非洲地區，阿明的共產小組有意識的組織他（她）們，鼓勵他（她）們走出自發的民族主義框框。

重回埃及

阿明的非洲關係除了民族認同的一線牽外，還有如何改造非洲的命運課題。他同許多非洲青年一樣，是戰後第一代到歐洲深造的非洲知識分子，這批人到了法國組織非洲青年。他們歷經反殖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思考的鍛鍊，到了1960年代後期，這些成員紛紛回去非洲，在非洲獨立運動中擔任要角。解殖之後，他們成為非洲重要政治領導人，這些領導人除了馬達加斯加和柯麥隆外，多少有社會主義的基本常識，阿明與有些非洲重要領導階層是巴黎青年時期的舊識。

阿明認為賽內加爾獨立後第一位詩人總統桑果的“黑色態度” (negritude)，大致上代表了非洲解放運動的領導人的具體主張。他認為曾留學法國的桑果的主張：“西方是理性，黑人是直覺。”（Reason is Greek, intuition is black.）只是權宜的戰術思考，到底獨立後的非洲往哪裏走？是透過宗主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對於帶有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採合作還是反抗？阿明認為像是肯亞、法國在非洲殖民地等地區獨立得太快，對於上述問題都無能處理，旋即面對百廢待舉的國內事務。

1953年，阿明回到埃及，當時情勢緊張，英帝國加緊控制正在強大的以那賽爾為主的民族主義運動。阿明覺得獨立在望的埃及因為有埃及共產黨的力量，使得那賽爾不會全面向美國靠攏，特別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和周恩來、尼赫魯、蘇哈托所討論的對帝國主義的全球策略，讓蘇伊士運河國有化。阿明覺得那賽爾太埃及沙文主義，急於和蘇丹聯合，不理會埃及共產黨所提出的“聯合兄弟國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策略。

阿明在埃及家鄉扎伊爾德港的時光，常到附近的納迪瓦福地（Nadi

Wafdi）俱樂部討論政治，哪裏有政客、黨派活動份子、工會份子等，也常有不同政治力量的包打聽，社會營造着關切那賽爾的政治走向氛圍。阿明同支持那賽爾的父親對政治持不同立場，阿明覺得那賽爾周邊圍繞的是回教兄弟、阿門得·湖珊支持者與皇室殘餘，不可能有激進的改革，但他尊重父親肯定那賽爾推翻皇權與進行土地改革和國有化的努力。

阿明後來返回巴黎完成博論，和伊沙貝爾結婚後於1957年十月又回到開羅。當時他受邀在那賽爾政府旗下的馬克思經濟學家Ismail Abdallah工作。 Ismail Abdallah設立了類似公司的經濟機構 Mwasasa，這個機構不受政府部門間的拉扯與監督，可以獨力完成各種經濟計劃與公共部門的計劃。阿明主要負責現代埃及的經濟分析，包含棉花、紡織、食物工業、建築物質、化學、鋼鐵和工程等，並找出對策。這個工作讓他看到新的獨立國家的“新階級”（new class，吉拉斯語）如何形成，新的國家產生新的特定利益階級擁有太多決策權，一般民眾和工人階級的權力卻逐步邊緣化。

薩米爾·阿明

Mwasasa機構、建設部、財政部和工業銀行是當時埃及政府四個決策中心，雖然Mwasasa是以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計劃為主，但是，其他三個部會的“成長模式”（growth

model）的技術官僚思考，把經濟建設優位於社會與政治建設之前，致使財政部和工業銀行不買Mwasasa公有計劃的帳，當然建設部、財政部和工業銀行漸漸形成共利結構，存在無能與貪腐問題。後來因為那賽爾政府越來越不能忍受埃及共產黨的批判，於1959年一月大逮捕一千多名埃共，年輕的阿明逃過一劫，但是他的頭頭Ismail Abdallah被抓進牢裏，幾年後，阿明化名Hassan Riad，於1963年出版《埃及經濟現實》一書。

非洲生涯

阿明透過父親的協助，順利偷渡離開埃及，但是從此再也見不到他，阿明父親幾年後過世。阿明1960年回到巴黎，在法國財政部底下的SEEF機構工作一年，

這個工作似乎又讓阿明經歷了在埃及Mwasasa機構一樣的情境；左派專業者要在體制內改革的侷限。阿明和一些相近的同僚，想為法國設計一套“脱勾”（delinking）於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相對價格體系，以讓法國的社會政策更為有效與活絡，但是由於世界銀行干預，SEEF所設想的社會公平方案失敗。

透過Mwasasa

和SEEF的經驗，讓阿明一方面有了珍貴的實務經驗，一方面也瞭解到受制於莫斯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限制的那賽爾主義，與擁抱資本主義市場的戴高樂主義的侷限。1960年的中蘇論戰，給了阿明適當的體悟，他從此超越了同儕或上一輩的“莫斯科鄉愁”或“那賽爾鄉愁”。正好，前法國殖民非洲蘇丹共和國與部分賽內加爾成立馬利共和國，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把“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當作是國家信仰”，急需要一名像阿明這樣的經濟學家，阿明欣然前往。

阿明夫妻在馬利首都八馬科有許多美好的回憶。伊沙貝爾記得蘇聯派駐馬利第一任的大使是從西伯利亞來的，這名大使從攝氏零下五十度來到攝氏五十度的八馬科，一下飛機便馬上被送進醫院，身體一下子無法承受一百度的温差。馬利豐富的動植物，讓他們開了眼界，偌大的蜘蛛會織成幾公尺方圓的網，飢餓的猴子會攻擊人，吃午餐時，會有老虎趨近他們等等。阿明夫妻和少數歐洲的左派份子，來到此地實踐他（她）們的夢想，當時馬利共和國的內政部長馬得拉（Madeira）心血來潮也不説明什麼事，用電話把他們叫到他家然後對他們説：“我把酒鬼們都招來了！”阿明疑惑的説：“我不把自己視為嗜好杯中物者！”馬得拉回説：“我當然知道，我被完整地訓練成警察，但是，當你置身醉漢裏，也許可以把他們罵一頓。”

薩米爾·阿明

阿明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類似的奇遇，當他駕着車行經紅綠燈口時把車緩了下來，一名警察喝住他：“你在紅綠燈口乾什麼！”阿明惡意的回答：“我把車開慢，看看兩邊，若沒有東西我才開過去。”但是那名警察堅持的説：“不！你停了下來。”阿明只好説：“好吧，我錯了。”這時這名黑人警察便開口大笑，他之前從來沒聽過一名歐洲人對他説：“我錯了！”至小受西方教育的歐洲專家，來到超現實與魔幻寫實的非洲大陸，西方的理性被挑戰與顛覆了。

阿明曾在一九六十年代，和革命者切格瓦拉交換關於非洲剛果革命的想法，阿明覺得切格瓦拉近似清教徒的獻身精神在非洲行不通，因為非洲大部分人口是部落小農，他（她）們的唯靈論信仰來自狂野的大地，多數農民把非洲反殖民主義戰士當作領導，而不是部落酋長、零售商或是都市活動份子，因此，有白皮膚的切格瓦拉想要成為非洲革命領導中心恐有困難。阿明很得意的説：“後來，切格瓦拉離開非洲，就證明了我的推斷是正確的。”

阿明在馬利的工作很具體，內容包括幫忙建設高等學校、設立村裏健康中心、改善交通系統、提高農業生產、抑制工業化的膨脹、改革公共財政、推行公平有效力的税制、降低官僚化與社會生活的民主化等工作。阿明覺得這段期間最美好的工作經驗，是和一羣謙卑但分屬不同領域非洲專家一起工作，他們是醫生、農藝家、獸醫和來自中國的專家。有一次，阿明和一羣從中國來的農業專家到尼日的磨特三角洲考察，阿明問他們可不可以將這些新生地開發給三萬名新農民移居，其中一箇中國人自信的回答説：“三百萬人都沒問題，而且用不了多少錢。”阿明常用這個例子來反駁一些坐頭等艙、住豪華飯店的到非洲考察的法國非洲專家，擅自做出非洲不宜發展的結論。

阿明於1963年到1967年服務於位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聯合國研究機構IDEP，這個研究機構還擔任教學的功能。原先IDEP的領導是雙頭馬車，一位是德國人Dahomey，另一位是英國人John

Mars，他們都沒有第三世界經驗，也拒絕雙語和當地人溝通，但是他們會用他們個別熟悉的語言，宣稱自己本人才是執行長。負責教學的五位教師來自埃及、非洲獅子國、西非等地，阿明曾當過IDEP執行長，他讓學生組織研究小組，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將這個機構定位於批判反思與非洲發展的實踐與理論基地。後來因為聯合國希望IDEP執行長由非洲本地人擔任，因此塞內加爾人Toure出線，他把阿明在馬利、科特迪瓦、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所做研究調查封鎖，阿明一氣之下離開了這個工作。後來阿明在達卡大學教書，同時間，因為法國六八學運的關係，法國大學需要有新的視野，邀請阿明回法任教，他便往返於法國與非洲之間。

阿明在法國Poitiers大學教經濟理論，他的原則是讓學生如何通過閲讀發展反思與批判的能力，比如説第一年他讓大一學生讀美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Paul Samuelson 和蘇維埃學者Popov的著作，然後分成幾組討論，把好的問題分成一列，然後有問題的部分，再回到原文作解釋。第二學期用不同的經濟學理來回答學生的問題，學生的分數是和學生一起打的。後來，阿明到了巴黎八大萬聖納（Vincennes），這所學校是六八學運的產物，以跨學科和社會理論批判為名，德里達、福科、德勒茲均出於此。阿明在此可以自由發展他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學生論辯什麼是資本主義？為什麼蘇維埃與毛主義要超越資本主義模式？阿明覺得這些提問與討論有助於當時學運學生的思考，不必只只耽溺於理論的思辯而已。

第三世界主義

1955年萬隆會議（Bandung）的不結盟運動成形後，帶出兩個問題，一是第三世界真正發展了資本主義，還是有其限制？二是社會主義可否走出上述發展的困境？阿明肯定毛主義路線領導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有別於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的策略，特別是萬隆會議之後，一連串反帝戰爭的勝利，有阿爾及利亞戰爭、越戰、柬普寨戰爭等。毛主義路線激發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勝利，可是阿明認為當革命高潮退去後，隨之而來的是內部衝突的出現。比如那賽爾主義在1967年最高峯之後，埃及社會容許傳統伊斯蘭的論述、鎮壓共產黨和貪腐等。而印度的發展就更為明顯，尼赫魯在位後期和其繼任者，夥同國家技術官僚與北方大地主或工業家勾肩搭背，並未解決大規模貧窮的問題。1980年代東亞的社會主義勢力大倒退，借用資本主義經濟改革的模式走向保守化，呈現其內在矛盾。

但是也有例外，古巴革命、智利阿連得社會主義政權的短暫浮現和尼加拉瓜革命，創造了另一個“創造的烏托邦”，對於全球資本主義在1975年之後的擴張與第三世界民族資產階級的買辦化的趨勢説不。雖然如此，阿明覺得二次大戰之後第三世界的轉變有四種類型：一、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開放，表面是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骨子裏是反民主的國家干預，清楚的發展資本主義，像是台灣、南韓。二、蘇聯支持的社會主義實驗地，這些國家有民粹主義傾向，同全球市場又不清不楚，沒有民主可言。三是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像是中國、古巴、北韓等。四是新殖民主義的模式，經濟長期停滯，或是要依靠外來刺激。

阿明認為現在的第三世界包括拉丁美洲富裕地區、東亞、前蘇聯等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邊陲地帶，非洲和阿拉伯地區則成為第四世界，不管這些地方如何分類，他覺得資本主義吸收不了那麼多的勞動力與勞動後備軍，這些地區應該走出資本主義的限制。由於阿明在1970年到1980年又回到聯合國IDEP復職，在這麼長的時間裏，認識了許多優秀的第三世界思想家與活動份子，這些人成為他後來設立的“第三世界論壇”（Third World Forum）的核心成員。

“第三世界論壇”成員的組合為跨學科的（經濟、政治、社會人文、歷史等）學院份子，不願意走聯合國發展模式，他（她）們不是來自第三世界，就是有第三世界連帶背景，這些批判的有機知識分子要走出“歐洲中心主義”。阿明評估“第三世界論壇”為聯合國 “發展的年代”指出一條另類的發展方向，併為1990年代中期的返全球化運動提供理論與實踐的基礎。

幾個重要辯論

 薩米爾·阿明認為戰後時期（1945－1990年），新興民族國家拋棄自主型國家生產體系，進行結構重組，融入世界生產體系。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新表現，導致世界體系的三重失敗：（1）世界體系生產無法整合成超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組織，來協調因為資本主義中心國的技術壟斷、控制全球金融市場的運作、對自然資源的壟斷、媒體與通訊的壟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等所造成的“全球紊亂”。特別是冷戰後兩極格局壽終正寢，美國成為這一領域唯一的壟斷者。（2）全球化體系並沒有發展出一種相對等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提升具工業競爭力的亞洲和拉美的戰略位置，共同實現全球增長。（3）世界體系將無法加入工業化競爭的邊緣區域如非洲被排除體系之外，造成世界各地，表現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危機，1989年之後的東歐、半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和新近邊緣化的第四世界產生動亂的真正原因也是如此。

大致上，薩米爾·阿明認為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可以成為集體的權威來干預既定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國際競賽中創造不平等的經濟關係。阿明的這套思考策略影響了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其面對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由“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the central Triad，即美國（加上加拿大）、歐盟與日本）所主導的農業自由化的策略，提出了聯合第三世界國家杯葛WTO農業自由化議程，最終要保衞第三世界各國農業與小農的生存。阿明再次強調，由私有財產制宰制的全球交換市場，主要是“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所領導的全球化，為帝國主義加上跨國企業的全球化所創造新形勢的貧困化。另一方面，阿明認為由美國所主導的第三波民主，以改善第三世界的“民主”、“人權”、“人道主義”為名，其實是為了取得這些區域的資源而干預它國。

阿明的主張，在二千年時曾引起《帝國》（Empire）的作者麥可·哈特和安東尼·尼葛利（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的反對。他們認為阿明對第三世界民族國家作為革命的主體的看法有誤，他們勸告左翼不要“停泊於任何民族國家權力的鄉愁或慶賀任何國家復活的政治。”他們宣稱“現代主權”（modern

sovereignty）統管赤裸裸的生活，生命力量的權力宰制着個人，新的帝國的主權讓多重的危機包圍，反映了多重的矛盾。哈特和尼葛利認為：“現代化危機清楚的定義是向帝國世界所有危機告別，權力既無處容身也到處可見，帝國是烏托邦或真的是非場域（non-place）。”

阿明後來在《自由主義病毒》一書反駁麥可·哈特和安東尼·尼葛利的想法。阿明覺得他們的“沒有帝國主義的帝國”是時髦的空話。也就是説，庸俗的北美大學政治學教授把美國模擬於羅馬帝國、奧匈帝國或英法殖民帝國，完全不考慮世界體系矛盾的中心的不同與全球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相互權力關係的轉變。阿明所謂的新的“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敵人表現於對技術、自然資源開發、媒體、交通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壟斷與受益。阿明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全球的擴張，集體帝國主義中心除了政治干預外圍社會，也要靠軍事補充，還有靠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機構管理。

2003年後，薩米爾‧阿明和麥可‧哈特參與巴西愉港“世界社會論壇”之後，同時接受Camilla A Lundberg和Magnus Wennerhag的訪談，他們針對民族國家角色、民族主義與運動策略有精彩的交鋒。麥可·哈特認為美國作為民族國家沒有那麼厲害到可以控制別人，美國的帝國策略只不過透過華盛頓的武器（五角大廈）、紐約的金錢（華爾街股市）和洛杉磯的乙醚（好萊塢電影）概念疑惑世人，事實上美國並沒有那麼強大。阿明覺得沒有政治就沒有經濟，資本主義的操作沒有民族國家的力量根本是屁話。也就是説，對於第三世界的階級鬥爭與政治意識的覺醒，民族的舞台仍是重要的，民族國家也可以是階級力量的集合體。國際主義者阿明認為放棄民族國家易被壟斷資本與發達國家工具化，其結果是弱化了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力量，比削弱民族主義更嚴重。

結語

阿明有一天結束台南演講，我們戴他們去關子嶺温泉泡温泉與吃飯，他非常高興，吃完飯後，他説：“我現在可以游泳到舊金山了！”當時乍聽之下以為是開笑話，但是他2008年八月底離開台灣到十二月底，在四個國家組織了不同的會議，其中九月在越南組織的“南南人民團結會議”和十一月在委內瑞拉的“另類的世界論壇”，他擔任着重要的角色。

他離開台灣後，一直注意他在委內瑞拉的“另類的世界論壇”對現今金融危機的響應，他還是一貫提出“脱鈎”（delinking）運動策略，除了前述觀點外，他主張各個民族國家要控制本國的貨幣與金融市場，掌握科技主動權與資源的使用權，並發展自主的農業等想法。

與阿明短暫的相處，從他身上學到許多的啓示。他非常平易近人沒有任何架勢，台上的風采可稱是一代大師風範。他的一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但又不教條，具有深刻反省力，又能穿透人類歷史發展經驗的每個階段的限制。他不潔癖，左右勢力都能相處，並隨時轉化為革命的動力，他説有一天卡斯特羅同他談了六小時，卡斯特羅身邊的人提醒卡斯特羅話講得太多了，阿明説：“卡斯特羅先向那些人道歉，並跟我説他當過老師，所以話比較多。”阿明也是查維茲的座上賓，他為委內瑞拉的左翼政權提供了他過去在歐洲與非洲寶貴的“治國”經驗，讓國際左翼力量更堅實。薩米爾．阿明帶給台灣的珍貴禮物，即是他的勇往向前的人生與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