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教育要講政治、重實踐 ——在《人民公開課》出版學術研討會上發言_風聞

時間：2018-09-12 14:25•來源： 察網•作者： 張文木

我常想，22世紀的孩子們會讀什麼書?到那個時候，不能讓孩子總説19世紀的事，而一説起21世紀的文化成就，開口就是娛樂“大腕”。如果是這樣，我們這個民族就面臨精神危機了。今天我們應該考慮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學生，為什麼會出現思想大覺醒?因為要亡國了。中國歷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覺的時候，都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的時候。所以，我們要居安思危，在國家順利的時候，就應該想到將來哪一天可能面臨生死危難。正因為毛澤東同志當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準備，我們今天才沒有走蘇聯那條路。而蘇聯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虧。

教育不能脱離實際，要講政治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的形成與他本人的思想成長和轉變經歷有關。

毛澤東同志本人就是學生出身，1963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裏見一行，説：“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並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1]毛澤東從自身思想成長和轉變的經歷，認識到教育不能脱離實際。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説：

【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脱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羣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人家寫的，讓這些沒有經驗的娃娃來讀，淨搞意識形態，人家寫的，讓這些沒有經驗的娃娃來讀，淨搞些意識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2]】

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談話時提出“教育要革命”，他説“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説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3]，用今天的話説，就是辦教育要講政治。毛主席極其重視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問題，認為大學文科不講政治是很危險的。馬克思説：“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4]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更多的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有着鮮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澤東對大學生説：“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5]

教育要講政治，首先要解決的是培養什麼人的問題。有人説人要有信仰，我認為關鍵是要培養唯物主義世界觀。如果是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那就會產生唯心主義信仰，這樣我們就難免出現蘇聯後期那樣的情形。戈爾巴喬夫不能説沒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義信仰，這種“信仰”於國於民只能是災難。“歷史的邏輯就是從反面展開，再反回到正面，再生髮出來。”[6]真理的邏輯也是從反面展開的，沒有對立面的鬥爭，教育就不能完成其應有的任務。因此，唯物論，辯證法，是從學校學不出來的，要到有豐富的對立面鬥爭的實際生活中，從實踐中學習。所以毛澤東強調：教育不能脱離實際，要政治掛帥，要走從工人中培養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之後又回到實踐中去。參加實踐可以有多種做法，重要的是到切實紮根於人民羣眾生活中實踐。學生一旦脱離了這樣的實踐，他腦子中就沒有國家了，因為他不餓肚子，沒有對立面的鬥爭，更沒有生死感。

我們今天講教育，是講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是講治國理政，而不是某個具體學科或某種教條。習近平總書記講，要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培養治國理政的人才，這是當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專業人才培養必須服從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學、小學之分，大學就是培養治國理政人才的，在大學裏講得最多的不是具體知識，而是政治。治國理政就要抓住國家中的政治問題，如果將教育辦成了僅僅傳授知識的機構，那就脱離了政治，而教育脱離政治在歷史上往往是亡國滅族的開始。

中國戰國時秦國和齊國的命運類似於同時段歐洲羅馬與希臘的命運。就在秦國和羅馬的兵團在東方和西方世界鐵血前進時，齊國人則在閉門搞“稷下學宮”，玩不靠譜的“純學術”和“百家爭鳴”，希臘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7]。結果是齊國和希臘這兩個曾經的強國，先後倒在講政治和注重經世致用學問的秦國和羅馬的腳下。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付出血的代價才明白的道理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的形成與我們黨的經歷有關。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每次大失敗，都是唯心論盛行的結果。共產黨早期的幹部像陳獨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堅定，但最大的問題是脱離實際，結果給黨帶來1927年的大災難。開始以為，只要聽蘇聯的就肯定能取得勝利，後來才知道盲從他國經驗，脱離中國實際是要掉腦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學到的黨課是誰上的?是共產黨的對立面蔣介石在1927年給上的。敵人是最好的教師，沙場是最好的課堂。你正兒八經給他講，他聽不進去，一開殺戒，一流血，什麼都學會了。那一次蔣介石逼得共產黨人拋棄了陳獨秀“繪畫繡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槍上了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邏輯就是這樣由他的對立面展開了。

開展武裝鬥爭，剛剛打開一點局面，王明又帶着斯大林的聖旨來了。李德、博古等人聽不進長期堅持實際鬥爭的同志們的意見，將用於歐洲平原的戰法用於中國東南山地，最後把根據地丟了個乾淨。紅軍大轉移開始時，他們還是死守他們那一套辦法，結果出發時是8萬多人，湘江之戰後只剩下3萬多了。李德這個外國軍人，機械地把歐洲軍隊的戰法搬到中國山地，碰得頭破血流。在中國是山地作戰，又是敵強我弱，怎麼能用歐洲平原大部隊決戰的方法?付出了5萬多人的生命的代價，我們黨才明白，為什麼馬列主義的原理要跟中國實際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不斷付出血的代價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誰也不承認自己是錯的。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説：“這是血的著作。”[8]

當時，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燈塔，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大家都是堅定的革命者，自覺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但問題是唯心主義是不能帶領革命走向勝利的。當時的許多在領導崗位的人缺乏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更缺乏歷史自覺和道路自信。為此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鄧小平後來説，這篇文章寫得好。我認為，它好就好在這篇文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打倒了曾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盛行的打着“馬克思主義”幌子的唯心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問題需要聽聽中國同志的意見。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取決於中國革命取得的勝利。制定方針政策必須以中國革命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能機械地服從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這是毛澤東和教條主義者爭論的一個焦點。教條主義本質就是唯心主義。

當時我們黨還沒有自信，自覺更談不上。真正找到自覺和自信的標誌，是我黨找到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填寫了一首詞《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從這詞中可以體會到，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心情並不輕鬆。四渡赤水，過金沙江，過大渡河，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取得了第一步勝利。這時又碰到了張國燾。當時張國燾頭上的光環更大，他是黨的發起人之一，還到蘇聯見過列寧，簡直不容懷疑。但光環並不能保證其路線的正確，還是要看他的主張能不能符合中國實際，能不能帶領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過草地時，一部分部隊跟張國燾走了，開始要南下四川，後來又北出新疆，因張國燾的錯誤路線，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而跟隨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從此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事實證明張國燾是錯的。

延安整風期間，全黨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對於中國革命的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此基礎上，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長征及其路途上經歷的生死考驗，這些共識的形成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説，毛澤東思想來自血的教訓，這不是從書本和課堂裏就能得來的。毛澤東説，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昨天不是從莫斯科掉下來的，今天也不是從白宮掉下來的，它是從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的。不這樣，與長征一樣，還是要流血，要亡黨亡國的。

為什麼毛澤東到延安後要搞整風，要解決學風問題和世界觀問題?整風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學風就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講了這個意思。光從動機考慮是唯心主義，動機和效果要統一，要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服務。所以毛澤東反覆説，要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9]。在今天，這個“大道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強國的道路。

知識分子深入實際，和工農結合，才能避免蘇聯的覆轍

中國人民經過千辛萬苦，獲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就考慮以後怎麼辦?孩子們不會再經歷革命戰爭考驗了，長征路也不會再走。特別是看到蘇聯出了赫魯曉夫之後，毛澤東就開始重視教育革命問題，特別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毛澤東開始考慮反修防修問題，就是要防止共產黨變質，防止中國再出現蘇聯那樣的變質。這個動機和思想是沒錯的。今天看蘇東的情況，他當時的擔心是對的。

為什麼毛澤東講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訴知識分子不要脱離實際。毛澤東找到了一條路，這就是知識分子要到人民當中去，和工農相結合。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時，發表了一篇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著名講話，他説，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廣大工農結合在一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將毛澤東指示提升為黨的教育方針，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0]1964年2月，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時説“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作為幹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説：“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12]而“知識分子脱離了羣眾就沒有什麼用。”[13]

從20世紀60年代初，黨就號召知識青年下鄉。開始有侯雋、邢燕子這些人，再後來就形成上山下鄉的整套方針政策。這個運動非常深入，前後有2000萬青年學生下鄉，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顯現。我是下鄉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鄉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這一代，我們有幸得到深入農村基層並在基層成長的機會。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就是要密切聯繫人民羣眾，瞭解中國社會實際。應該説，我們在下鄉實踐中得到的這份知識是受益終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總抱怨説，我們這些人下鄉多麼艱苦。其實，“甜”這一範疇恰恰是通過它的對立面即“苦”的邏輯演繹出來的。當時我們這一代人吃了一點苦，但避免了中國遭蘇聯那樣的大罪。其實亡黨亡國才是真正的苦難。當年南京陷落，敵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麼著名學者、專家、藝術家，這些頭銜有什麼用?沒出大事時，有些人總以為自己個人是如何重要，國家怎樣與我無關。亡國時才會明白，有國家才有你的身份，沒有國家你什麼都不是。

看了蘇聯的教訓，就能對此有深刻體會。蘇聯解體多少有才華的人流離失所。慘痛的教訓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14]的俄羅斯人，他們最終又將普京推到歷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説，秦不失於制，失在於政[15]。從這個角度看蘇聯解體，蘇聯的解體也不是失於制，不能由此説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在整個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在1978年以前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於美國，1978年之後，蘇聯經濟增速才直線下降。撒切爾曾經坦承，蘇聯這個制度太厲害了。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它有巨大的優越性，但它又怎麼解體了呢?

問題出在治國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還是教育方針出了問題。教育長期靠考試、開表彰大會、發獎狀來培養人才，而不與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目標相結合，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則如無頭蒼蠅，就會完全沒有方向。這樣培養出的只能是精英意識，沒有勞動人民意識，脱離實際使蘇共最後和勞動人民脱離了。蘇聯剛解體的時候，人民是麻木的，他們認為蘇聯這個國家跟他們個人沒什麼大關係，這個就很危險了。值得研究的是，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後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幹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16]，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台中心的戈爾巴喬夫[17]。這些人有的是壞，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家，他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18]，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19]。

歷史表明，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台，要被開除球籍的。蘇聯和蘇共就是在無人能敵時自行靜音解體和解散的。

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首先在幹部隊伍和人才基礎

今天我們處在什麼樣的歷史階段?2017年7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他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20]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今天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要向強國邁進。這是真正的挑戰。

為什麼這樣説呢?我們知道，財富可以繼承，可經驗極難繼承，而傳承財產是需要經驗的。似乎是諷刺：人在繼承財產的時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經驗，而獲得經驗的時候卻又同比地失去財產。這就是人們常説的“富不過三代”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的道理。毛澤東也注意到這一現象，他説：“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説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説自己路線正確，8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21]承平時期説虛話、浮話、大話甚至鬼話所產生的負反饋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幾代人才能應驗，而有多少人會為未來災難而放棄眼前的利益呢?對此，像俾斯麥這樣的鐵血人物也深感無奈，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瞭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22]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今後的任務將更為艱鉅，其中最重要的是培養政治經驗成熟的幹部人才。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的國際視野、國際眼光和參與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驗，我們要具備這些能力。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滿腦子都是唯心論，那麼，我們在新的長征路上，還要犯與王明、博古同樣的錯誤，還要再經受“湘江之戰”的慘痛教訓。別説強國，連富起來的成果都保不住。

成為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熟練運用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能力。這種能力主要來自對立面的推送，因而它不是在學校裏學出來的，更不是考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培養出來的。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説：“幹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幹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23]

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24]

1961年年底，毛澤東教育毛遠新説：“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後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25]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説：“真正的領導人要在鬥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在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26]毛澤東説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治國理政的基本能力，這種能力只能在社會鬥爭中產生。在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這種能力的形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勝利的基本保證。

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倡並認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當代中國開花結果，並使我們中國贏得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歷史。

1949年我們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

20世紀50年代我們和蘇聯結盟，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60年代，蘇聯領導人治國理政能力嚴重下降，其內外政策頻頻出錯，而我們則堅持獨立自主義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是長征路上血寫的經驗，沒有唯“老大哥”是從。

1972年，我們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這使我們再一次獲得更大發展。

20世紀末，美國領導人極度膨脹，其治國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內外政策也頻頻出錯。“9·11”事件後，美國開始全面擴張，我們還是堅持獨立自主路線，也沒有唯美是從，轉而與俄羅斯結好。

2016年6月25日，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簽署《中俄聯合聲明》，雙方決定攜手維護全球戰略穩定。這又使我們獲得更為廣闊的安全環境和更強勁的發展勢頭。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是歷史上少有的幸運的一代，我們有幸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隕落：前有蘇聯解體，後有美國衰落;我們還見證了中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在對手們的唱衰中迄今還保持着強勁發展的勢頭。

我們贏在哪裏呢?我們贏在人才，尤其是戰略性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勝利發展，應該從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思想及其實踐那裏找源頭。如果當時沒有毛澤東為今天所作的深謀遠慮的人才佈局，尤其是治國理政人才的培養和佈局，那我們可能也會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重複蘇聯的後轍。蘇聯當時有強大的軍隊、強大的工業生產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結果讓戈爾巴喬夫那種人執掌國家，嚴重脱離實際，唯心論盛行。毛澤東説：“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27]當時在蘇聯“戈爾巴喬夫”不是個別人的作為而是瀰漫於領導集體的一種思潮。他們真相信美國，相信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有意思的是，當年蘇聯的戰略能力下滑的現象，很快又在美國發酵，今天美國的人才教育也是嚴重脱離實際，“從1901年首設諾貝爾經濟學獎到去年為止，總計有71位美國公民單獨或者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國經濟學家幾乎‘包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8]諾貝爾獎在美國日益堆升的結果卻是美國的衰落。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脱離實際的教育最終是要使國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的。**我們黨通過長征的血的經驗，找到了政治自覺和歷史自覺。由於有一大批經受了革命鬥爭考驗的幹部，他們保持了聯繫實際、聯繫人民羣眾的優良傳統，從而保證了我們在改革開放中經受住了種種風浪的考驗，保證國家始終朝着正確方向前進。

**歷史經驗同樣告訴我們，權力可以交接，可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極難交接，而運用權力是需要經驗的。**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與否與其經驗的積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澤東對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説：“經常改變領導是不利的，不能積累經驗。一條路線的正確，必須要能夠在客觀上見效。列寧説，鐵的紀律是建立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上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慢慢形成的，因為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29]

為此，毛澤東從60年代開始，就着手推行以在實際中培養青年學生的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為核心任務的教育革命，為未來中國做人才佈局。半個世紀過後，當時毛澤東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針培養下的青年同志已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這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立於不敗之地。那麼，往後再走，我們未來30年、50年將會怎麼樣，會不會出現蘇聯和美國那樣國家金玉其外、人才敗絮其中的危險呢?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還要抓人才，還是要從以實際政治經驗而非單純知識傳授為核心任務的教育入手。這是個事關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天大的事業。

有了文化自覺，才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反者道之動。歷史的邏輯和真理的邏輯都是由反面展開的。在中國歷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覺及其代表人物總是在民族大危機的時候出現。這是思想進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其偉大之處在於他的思想首先針對時代最迫切問題。孔子當時身處春秋末期，眼看國家要解體，社會要大亂，他想維護統一，所以特別反感學界的空論，魯國大夫少正卯有些類似今天的只知處士橫議的“公知”，孔子上任魯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開刀。後從政不成，孔子便致力於教育並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來，孔子維護周王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統一，這是孔子思想所針對的時代問題，其錯誤在於他用拉歷史倒車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後由秦王嬴政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差別不在目標而在手段。從這個意義上，孔子思想的意義在於它的戰鬥性。毛澤東説：“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30]

東漢末期中國歷史出現大的衰落，這些衰落因素經過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復活：文人不拿槍，武人假唸書，都不練真把式，唐時知識分子那種“論功還須請長纓”[31]的氣慨已蕩然無存。東漢自縛於名學，致使國家三分。至兩晉又走向另一極端，從名學滑向玄學，從教條主義跳到虛無主義，這種文化的極端不自信為佛教在中國大江南北廣泛而迅速的傳播提供了意識形態空間。

當時中國大江南北大有一種“全盤佛化”的勢頭[32]。大詩人謝靈運(公元385～433年)畢生談佛，梁武帝蕭衍更是棄道歸佛，以護法人自居，以至中國歷史學家翦伯贊慶幸：“佛教沒有取得國教的地位，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具有深遠意義的。”[33]唐時韓愈發動的“古文運動”是中國文化自信的復興，與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現。北宋偏執於天理，整個社會唯心論盛行。毛澤東明確指出：“宋明理學是從唐代的禪宗來的，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34]蘇軾“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詩讀起來很優美，實際上並不着調，充滿禪意，有些像今天的《霧裏看花》，沒有任何一個可以確定的東西。這種詩實際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讓人不能擔當。寫這首詩的人死後大概26年，北宋就亡國了。

北宋末年，司馬光編撰了《資治通鑑》。毛澤東喜歡讀《資治通鑑》，因為書裏一個故事就是一灘血，沒有空話。司馬光所以寫這樣的書，是因為當時社會上空論成風，問題還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個教育制度，讀上碩士本科就可以當官，當了官還是脱離實際，其政策不接地氣。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遷後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識分子關心的主題，也是當時的“時代主題”。為了解決這個“時代的問題”，朱熹將“四書”列入大學課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將北宋的飄浮在天上的理學拉到大地上。“四書”的特點是不講天邊的事，專講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現實，不知生焉知死，不談怪力亂神。不空談，重實踐。朱熹後來官也不當了，就是寫書、搞“教育革命”，當時朱熹辦的那些學院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學問必須經世，人才必須致用。為什麼要這樣呢?亡國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使命與擔當。脱離“亡國”這個時代背景，我們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戰鬥意義，就會錯誤地將朱熹描繪為搞所謂“純學問”的學者。

元蒙入主中原對中國漢族知識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後期，中國漢族政權又面臨邊疆動盪的威脅。面對日益嚴重的國家危機，王陽明將朱熹教育改革繼續推進，將進一步“正心”作為學問形成的核心範疇，正心不是“禪心”，相反它是反禪的。

明代的王陽明強調“正心”。他不是要求學生只會讀經典，而是要叫你知道自己是誰即自己的社會屬性，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心不正，國則歪。與孔子、朱熹一樣，王陽明也是直面“時代問題”的思想家，他們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他們是戰士。現在有人把王陽明説成是一個禪學大師，根本就不是。禪學興，國則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識界上下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峯”，沒有擔當，沒有立場，結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敗了。明朝也是臨到大危機才出現王陽明這樣的大思想家。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正蓬勃向上的時候，毛主席就考慮到教育這個百年大計，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35]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提醒我們汲取明亡教訓，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場問題，是宋明知識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須直面解決的“時代問題”。有立場就有了對立面，有了對立面，就有了鬥爭的方向，有了鬥爭方向，學問才有力量。先解決立場，其次再談學問；也就是今天説的“立場、觀點、方法論”。孔子、朱熹、王陽明等思想的偉大之處就在這裏。今天我們在宣傳古典文化中抽掉了這些戰鬥性和革命性的內容，把我們孩子培養得只知埋頭唸經，搞復古儀式，這些形式主義的浮淺表現，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

王陽明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大變化，他們一邊讀書一邊打仗。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書都寫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張之洞、曾國藩，還有蔣介石等都懂得抓槍桿子。毛澤東更是投身於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其文韜武略，更是無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覺醒至延安整風達到高峯。這個高峯又可溯源於朱熹以來中國教育革命。其結果又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這樣才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那一代堅持“實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類表述)認識路線、帶領中國人民向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前進而又政治成熟的領袖集體。

推進偉大事業，必須早做人才佈局

我們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文化自覺，有了這種文化自覺才有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誕生的思想基礎，是紮根於中國大地的先進思想。這個先進的思想，來源於延安整風及中國傳統文化中“事實求是”的認識路線。建國以後毛澤東汲取蘇聯領導人治國能力不足的教訓，高瞻遠矚搞教育革命，意在為未來造成能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治國理政人才。今天看來，毛澤東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實現。

現在我們又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今後我們要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隨着“一帶一路”的推進，我們不僅需要提升治國理政的能力，還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資本主義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們共產黨人要給我們、給世界一個證明，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事業是能夠站得住並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這個鬥爭是非常偉大、艱鉅和光榮的，任重而道遠。

在這個偉大的征程中，我們親眼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解體和衰落，也見證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進程。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未來中國會不會出現蘇聯式的失敗?

我們這一代人繼承了共產黨經過長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繼承了毛澤東思想。如果我們從今天開始，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像毛澤東那樣為未來二三十年的人才佈局早做謀劃，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行穩致遠，實現我黨“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題，我説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識教育，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服務並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我認為它是保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征途中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迴避的“時代問題”。

註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3]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牀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並加編者按。編者按中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7月12日“大學還是要辦的”一段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172頁。

[4]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6] 米鶴都編撰：《難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傳媒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0頁。

[7]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9] 1959年7 月29日，毛澤東在一篇內參上批示：“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 124 頁。

[10]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14]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15]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唐]柳宗元：《封建論》，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3頁。

[16] 1989年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佈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17] 戈爾巴喬夫1950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5年先後任斯塔夫羅波爾團市委第一書記、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邊疆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邊疆區團委第二、第一書記。1962年3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區域農莊一農場生產管理局邊疆區黨的組織員(負責人)，同年12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邊疆區黨機關局局長。2006年2月28日，有着慘痛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説“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台，他説“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裏，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戈爾巴喬夫稱‘民主化’是慘痛失誤》，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7790。

[18] 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19] [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20]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鬥--新聞報道-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728/c64094-29433645.html

[21] 馬杜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頁。

[22]  [德]奧托·馮·俾斯麥著：《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第3卷，楊德友、同鴻印等譯，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27頁。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24]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頁。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頁。

[28] 《美國人再次拿走諾貝爾經濟學獎》，《環球時報》2012年10月16日第4版。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頁。

[30]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31] “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唐)祖詠：《望薊門》。

[32] 《魏書》稱“自遷都已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魏書》(第四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9頁。)《南史》記載：“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畜養女，皆不貫人(民)籍，天下户口幾亡其半。”(《南史》卷七十，轉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頁。)

[33]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2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張文木，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本文首發於《經濟導刊》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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