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歲月中的三重黑色諷刺_風聞

如果要説明抗戰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有哪些，你會如何回答？南京大屠殺？731部隊？還是三光政策？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在她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台北：時報文化，2015年）中給出了相當不同的答案。相對於一般人關注的具體災難性事件，拉里揭示出的是抗戰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結構性衝擊。在她看來，直到抗戰時，中國的“舊制度”才真正的土崩瓦解，然而，卻沒有新的替代物被樹立起來。

日本人的入侵帶來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不過“貧賤不能移”，能夠離開的往往是可以支撐自己在逃亡路上消費的人羣，而這一的人很大部分就是過去在地的精英階層。拉里全書的核心觀點便是精英階層的離開導致了其在地權力被連根拔起，而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為後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埋下了伏筆。

顯然，撤退到大西南的國府再也不是填補權力真空的候選人，日本人也成果寥寥，因為日本人根本沒有辦法拉攏到有足夠數量的，能夠組織各地傀儡政權的領袖人物[1]，合作者幾乎都是能力低下的投機分子，根本也得不到日本人的信任[2]。合作分子甚至都管不住自己的子女，北平的偽政權子女是抵抗活動的中堅分子[3]。這種家庭在政治上的分離伴隨着也是空間上的分離，戰事的僵局“帶來了民族主義和個人關係之間的拉鋸戰”[4]，也導致了維繫傳統家族的儀式的缺席。葬禮和婚禮都無法正常的進行：子女不僅家族就自己結婚，或長輩在死後無人送終。這對傳統中國家族紐帶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解體了的社會要如何重建？儒家傳統已經被拋棄，但是對於進一步的社會改革，國府的態度模稜兩可[5]。在戰爭的衝擊下，軍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當然一般士兵的生活還是慘不忍睹），婦女也抓住機會自我解放。但是這些看起來比較正面的影響的另一端，便是物質生活的徹底崩潰。戰爭帶來的遷移使原本被重視的不動產和長期投資血本無歸。人們開始傾向於短期獲利的投機倒把，而不是謹慎投資實業以獲得的長遠利益。有的人發了國難財，而其他人則心生怨恨。作者提出了所謂“倖存者心態”，也就是在戰爭中，因為物質的極度貧乏而導致只求自己生存的心態變得根深蒂固，競爭中的輸家會倒向任何一股承諾帶來穩定和可靠掌握力的勢力[6]，因此，在戰爭的尾聲，中國社會瀰漫着不信任的氛圍，凝聚傳統社會個人與羣體之間的那種自然的信任感，現在已經消失不見，被這場戰爭破壞，侵蝕，從根基裏消失蹤影，並以各式各樣的力量遭到背叛[7]。作者認為，正是這樣的社會環境導致共產主義最後席捲中國，國家權力直接凌駕於每一個頭上而不再借由在地精英作為緩衝。所以，抗戰實際上掃除了所有抵制建立現代國家的阻力。真是諷刺！因為這與日本當初的目標簡直背道而馳。

拉里的洞察無疑是具有啓發性的，我開始反思一個問題：中國在抗戰中的持久戰策略，至少對於國府而言，到底是不是一個成功的戰略？事實上到今天，持久戰本身也成為一種神話，被各種人爭奪着概念的發明權。但是在我看來，國府即便真的奉行了持久戰的策略，也很難説會比日本人堅持的更久。就拉里的分析而言，我認為如果單純是中日之間的對決，國府或許會因為內部的解體而先垮掉。當然，美國的參戰讓一切假設都失效了。國府也因此放棄了任何改革，或是抗戰建國的努力。所以，美國參戰一方面保證了抗戰的勝利，一方面又使國府喝下了自殺的鴆酒，抗戰的第二重諷刺在此顯露。

那麼新中國呢？我也就舉一個例子好了，《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人，1968年因為遭受批鬥而悲慘的死去。我不知道那些把國歌當作“護身符”的人們怎麼看待這件事。至此，抗戰神話對於參與的國、共日三方而言，完全變成了三種不同的黑色諷刺劇。

所以，學了歷史還不cynical（憤世嫉俗、犬儒）的，得是有多堅定的信仰啊！

[1]戴安娜·拉里：《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台北：時報文化，2015年，第94頁。

[2]拉里：《流離歲月》，第126-128頁；參見 卜正民：《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3]拉里：《流離歲月》，第108頁。

[4]拉里：《流離歲月》，第179頁。

[5]拉里：《流離歲月》，第165頁。

[6]拉里：《流離歲月》，第233頁。

[7]拉里：《流離歲月》，第3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