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走進歷史的軍隊文工團，遞出的接力棒誰來接？_風聞

【觀察者網風聞社區原創】

9月7日和9月11日，空政文工團和海政文工團被裁撤的官方消息相繼傳出，在公眾和媒體界再次掀起了有關軍隊“精簡機關和非戰鬥機構人員”討論的陣陣漣漪。

之所以説是漣漪而非波浪，主要是自2013年以來，軍隊文職序列的改革方向已經為因為這兩大文工團機構的消失做了足夠的鋪墊。

比如2015年年初南京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已經被撤編，只不過因為該文工團是隸屬於各大軍區的第三級別的單位，在社會各界引起的關注度有限，而這次的空政和海政，則是僅次於總政的第二級別的軍隊文工團，所以這一次的動作有着更深層次的調整優化軍隊結構的意味。

也許我們在多年之後，回看軍隊體系內對文職編制和待遇的大面積的深化改革，就會發現，空政和海政文工團的裁撤只會是全軍健全完善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重塑軍事力量體系等一系列斷腕改革之舉的一環，或者説是一個副點而非休止符。

具體到剛剛裁撤的空政文工團，若要追溯它的歷史沿革，它比高一級的總政文工團還要大一歲（前者成立於1950年，後者是1951年），而且在六七十年代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國內的文藝戰線和國際文化交流方面，它的存在感都要壓總政一頭。

究其原因，就在於空政文工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空軍一把手劉亞樓將軍直接統管，劉亞樓有一句話，被研究文工團歷史的學者們引用的頻率很高：“空軍有兩支部隊，一支是幾十萬人的作戰部隊，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團。”他特別看重文藝工作者對軍隊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的積極作用，親手抓出了像話劇《年輕的鷹》和歌劇《江姐》這樣劃時代的紅色經典。

1964年10月13日，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看《江姐》後，親切接見空政文工團劇組演員

50年多年來，相比同級別的海政、武警等文工團，平心而論，空政文工團的原創能力，以及作品的數量和質量等也都要高出一籌，這和那個年代積蓄的歷史積澱和人才儲備不無關係。

如果拓寬研究視角，把文工團的整體面貌做歷史性的追根溯源，就能發現有幾處褃節兒尚需辨析一下。

始於國軍卻超越國軍

不少軍史學者已經指出，軍隊文工團最早的前身就是工農紅軍宣傳隊，原隸屬於後勤保障系統，他們在對外界宣傳我軍的治軍精神、軍隊的原則和宗旨，建設革命的統一戰線立下了赫赫功勳，而且在戰時還有着前線將士鼓舞士氣，砥礪全軍的精神風貌的職責。

筆者讀紅軍戰史之有關宣傳隊的記載，印象最深的某過於方誌敏和紅軍宣傳隊英勇犧牲的故事。

1934年底方誌敏同志為了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掩護紅軍大部隊長征，率領紅十軍團，突圍贛東北。這批北上抗日先遣隊帶有一定程度的敢死隊性質，把槍支彈藥等都優先供給給了長征的主力紅軍，而且這隻軍隊大半數都是由非戰鬥性質的士兵組成，其中很多都是宣傳隊的隊員，最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下，在贛東的玉山縣懷玉山區幾乎全軍覆沒，方誌敏將軍在被捕後英勇就義，譜寫了一曲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和革命氣節的英雄讚歌。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軍隊序列的宣傳隊後來逐步發展為了文工團，而且組織架構和軍銜序列大量借鑑了蘇聯模式，但**我國軍隊文工團的原創者並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早在人民軍隊誕生之前的黃埔軍校時期，國民黨就發明了創制了軍隊革命文藝演出系統，並且有了軍隊文化戰線的理論雛形。有趣的是，主導國民黨軍隊文藝戰線的首批理論家和實踐者都是當時兼有兩黨身份的政治部的周恩來、陳賡等人。

所以，國民黨在1927年背叛革命，宣佈清黨之後，這個黨一下子流失了幾乎全部的軍隊文藝理論和實踐資源，雖然國共兩黨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都獨自發展出了較為成熟的文工團系統，但“軍事大戰場，文藝小戰場”，腐化墮落的國民黨文工團不但沒能起到最基本的給前線國軍擂鼓助威的作用，反而成了掏空國軍精神糧倉的蛀蟲。

作家鄧友梅編劇的電視劇《那五》，馮鞏主演。片中的主角那五就當過國民黨文工團京劇教官

再者，文工團這個概念由於長期和軍隊頻頻掛鈎，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文工團是軍隊特有的單位組織模式，其實並非如此。最典型的莫過於煤礦文工團和鐵路文工團的存在。文工團和軍隊其實完全可以是獨立的兩個意象。

生於軍隊卻不止於軍隊

土地革命時期，軍隊利用一些能歌善舞的士兵走鄉串户，用文藝表演的方式宣傳中央方針，在當時農村文化生活極度貧乏的情況下，這種工作方式很受農民喜歡，畢竟在中國的基層文盲率很高，在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革命的大環境下，如何發動羣眾，教育羣眾和動員羣眾，筆桿子的威力就顯示了出來。所以説，戰爭年代軍隊的文藝工作者的宣傳職能之重要自不待言，限於篇幅不再展開繼續講。

電影《小兵張嘎》中的快板劉，其實就是一個超微型的軍隊文工團

但如果我們稍微考察一下軍隊文工團序列之外的鐵路文工團和煤礦文工團，他山之石，或許能拓寬我們理解對和平年代的某些時間段仍長期需要軍隊文工團的研究視角。

中國煤礦文工團，是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直屬正局級事業單位，其誕生於1947年東北礦區，是國家級藝術院團中歷史最長的。1947年，在東北解放區雞西20多位青年礦工聚合在一起，成立了“東北工人學校文工團”。1954年進京與“華北煤礦文工團”合併，成立了中國煤礦文工團。

而中國鐵路文工團成立於1950年10月，是中國鐵路總公司直屬企業單位，和煤礦文工團一樣都是國家級演出單位。

鐵路文工團和煤礦文工團在成立之後很快發展壯大，無論從編制和待遇上都可以和軍隊序列的文工團不分軒輊，究其深層次原因，在於這兩個團踐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小單位辦大社會”的理念。

現在的年輕一代很多都無法理解“單位”在上世紀50-90年代這幾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有着何種不可估量的存在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依託於企事業單位建立起來的“單位共同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組織和制度，它是一個綜合了生產與生活的超大工業社區，單位共同體可以從現實的物理空間和抽象的心理空間加以表達，單位人的綜合性社會福利保障的需求，都需要從這個單位共同體中加以汲取，比如工資發放、級別升遷、黨政關係，獎懲制度（包括分房，就業包分配）等等一系列都離不開原子個人所依附的這個單位。

那麼，鐵路文工團和煤礦文工團，就是鐵路職工和煤礦職工文化娛樂消遣等精神文明需求模塊的合理嵌入。在建國後的工人階級從業領域中，鐵路和礦產資源的調配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指引下的作用尤為重要。鐵路和煤礦，也是新中國工業制原始積累階段中條件最為艱苦，工人犧牲率最高的兩個行業。

依靠企業辦社會，全國的鐵路、煤礦工人一盤棋，在東北的白山黑水到西南的蒼山洱海，到處活躍着煤礦和鐵路文工團的演員下基層慰問演出的身影，為共和國的重工業建設者們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直到今天，這兩個團的演員每年都要頻頻下到各地的礦井和深山中開展“心連心”送藝術活動。

2014年5月5日-5月9日，中國煤礦文工團在海孜煤礦和朱仙莊煤礦慰問演出

理解了這一點，並且理解了鐵路和煤礦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列為“戰備”物資，我們才可以理解，軍隊文工團的存在，除了軍隊文藝工作對戰鬥人員的必要輔助功能之外，也存在着深厚的“軍隊辦社會”的理論背景。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是講述了“軍隊大院”的孩子們的童年。

《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軍隊大院的孩子們

軍隊大院散發出來的這種非軍事的社會屬性，和單位家屬院的組織結構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因為軍隊和大大小小的單位共同體存在很多共性，比如單個人活動空間的封閉性，社會組織資源的排他性，“戰備、生產與生活高度合一”的行政化管理體系等等。所以，某種意義上説軍隊文工團和軍隊體系下的體工大隊都是“小單位、大社會”之那個年代的管理哲學下結出的果實。

絕對空前的文工團改革力度

   2015年以來，按照部隊系統的文工團以歸屬單位劃分的三級文工團陸續變更名稱直至裁撤，顯示出了這次的軍改力度之大，絕對超過以往任何一次裁軍背景下的優化軍隊結構改革。

電影《芳華》講述了文革中北京某文工團舞蹈隊的故事，文革中文工團這個名稱一度被改製為宣傳隊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就三次大的裁軍改革，分別是1985年的百萬大裁軍，1997年的50萬大裁軍和2005年的20萬大裁軍。

裁軍是軍隊現代化根據時代的發展需要進行的必要調整，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裁軍改革的政策出來之後，文工團都要被推到風口浪尖上。而且每次國內時政類媒體報道裁軍改革的目標時，都會特別點出文工團的縮編和解放軍文職制度的完善是軍改的重要目標。

但不得不説，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軍隊文工團出現了給人一種愈縮愈漲，愈壓愈彈的強烈印象。以20萬大裁軍為例，全軍文藝團體在2004年之後進行了規模頗大的整編，軍區以下的所有表演團體均被取消，解放軍藝術學院，這個專門培養軍隊文藝人才的軍事院校也深化了編制改革，比如畢業生不再包分配，如果找不到部隊文工團接收那就只能自主擇業，不再按照現役軍人標準做轉業處理等等。

2016年8月，解放軍文藝學院的學生在向某集團軍文藝骨幹講解攝影技能

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藝術局原局長汪守德在2015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説軍隊文工團的編制已經縮到不能再縮了。

但文工團演出團隊的總人數在過去三十年來，很多時候呈現一種上漲的趨勢，其中一個因素是軍隊文工團無法完全迴避其自身屬性帶來的商業化市場對接，出現了類似於考公務員系統的一種社招文藝兵的選拔體制。

在改革開放初期，軍隊曾有意逐漸壓縮文工團，並且在文工團設立了文職編制避免其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但受限於軍費開支，在80年代中後期軍隊將多餘資源向社會開放提供有償服務的大背景下，軍隊的三級文工團不可避免地要向市場和資本傾斜，商業演出的市場對接，引發的明星效應，讓文職編制出現了擴招且有了注水提幹的情況。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01年年初，經中央軍委批准，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聯合發出《關於解決部分高級專家有關待遇的通知》，這個通知，實際上把軍隊文職人員的待遇和級別相分離加以制度化了，而且強化了文職級別與非文職級別的待遇掛靠。比如總政歌舞團的歌唱家李雙江是專業技術一級，雖然沒有正軍級中將軍銜，但享受的待遇是一樣的，八一籃球隊的隊長劉玉棟享受副師級待遇，被隊友們成為“劉師長”。

同樣地，閻維文、郭達享受同等少將待遇，原二炮文工團副團長陳思思同等大校待遇等等。

另一個因素，是各大軍區也有“文藝軍備競賽”。和各軍區都有軍事大比武一樣，其下屬的文工團也有文藝大比武，再加上隨着社會公眾的消費升級，演出市場的越來越大，需要有市場號召力的文藝骨幹充實軍隊文化建設的呼籲聲音也曾一度反彈。

雖然上述《通知》收緊了編制規模，卻沒能堵住特招這一別樣的入編通道。空政在2009年特招歌手韓紅入伍出任空政文工團副團長；和韓紅前後腳，鳳凰傳奇也被二炮文工團特招入伍，某種程度上反映的就是此類現象。

不少公眾和媒體認為這會挫傷軍隊先天的那種崇尚來自戰爭或軍事行動的榮譽感。對此，2013年，總政宣傳部藝術局和總政幹部部聯合起草下發《關於規範大型文藝演出、加強文藝隊伍教育管理的規定》的軍令，對軍隊文藝單位人員私自商演走穴、軍紀散漫、醜聞炒作纏身等現象，作了12條之多的限制，要求軍隊文藝兵令行禁止。深度和廣度都前所未有的一場軍隊文工團改革，也正是在這一年徐徐拉開了序幕。

餘論

質疑軍隊文工團在和平年代的職能配置合理性的各種評論，從十年前的涓涓細流匯逐漸匯成瞭如今的小河小江，這次的軍改的確也是對這種質疑做出的一種積極正面的回應。

無論如何，部隊文工團在思想政治工作戰線上做出過卓越的，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毛澤東時代，他們無愧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時代使命。在改革開放時代，他們又承擔起軍民合一的非物質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誕生了數不清的經典歌曲、電影和電視劇和舞台作品；而且在和平年代的某種準戰爭樣態，即大型自然災害要求的軍隊救災動員體系下，他們同樣身先士卒，拼殺在搶險救災的第一線。

1998年8月，二炮文工團演員在長江中游的抗洪前線

如今，各大文工團掀起裁撤潮，也出現了另一種擔憂的聲音。

未來軍隊的文藝戰線的需求很可能以向社會購買的方式實現，即不再有常設的專業演出隊，代之以有償邀請制，那麼，又有哪些民間藝術團體有足夠的能力填充因文工團消失而留下的文藝創作真空（比如，十多年來，每年春晚各大軍區排演的節目能佔到春晚總節目量的10-15%）？

空政文工團一手打造了經典古裝電視喜劇《武林外傳》

以市場化方式解決軍隊的文化消費需求，目前是很多西方國家軍隊文化建設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國，沒有了軍隊文工團，那些條件極為艱苦的地方守衞邊疆的戰士，老少邊窮的一線建設工程的工人羣體，和基層山區貧困帶的老百姓們，還能親眼看到高質量的文藝演出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和解決，也是文工團裁撤之後的軍改理念的必然延伸。

無奈論如何，寬泛意義上講，軍隊文工團確實已經基本履行完歷史賦予其自身的使命，而且，他們也曾是近百年來我黨領導下的波瀾壯闊的革命與建設年代歷史的重要書寫者和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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