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何成為伊斯蘭在世界上最大的敵人？_風聞

文/陳思 絲綢之路商學院創始人

1、三百多年前的大戰

1683年9月11日，歷史上著名的“維也納會戰”開始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大軍在維也納城門前被歐洲聯軍擊敗；自先知默罕默德以來持續了一千多年的伊斯蘭版圖擴張，從這一天開始終於停住了腳步。那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是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而維也納，則是西方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

那時，歐洲剛剛完成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偉大轉變，剛要進入啓蒙運動階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奠定了基督教國家政教分離的現代基礎，人文精神的出現以及對基督教的全新詮釋，也為歐洲社會注入了無窮的活力，為歐洲的迅速發展和空前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接下來的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和美國社會創造力和生產力空前迸發，摧枯拉朽地衝破各種藩籬，迅猛地成為了迄今為止人類發展歷史上最為發達和繁榮的代表。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這一戰之後，便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狀態，帝國的最後幾代哈里發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勉強維持着帝國的疆土和統治，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部隊開進伊斯坦布爾，才正式宣告滅亡。

2001年9月11日，來自原奧斯曼帝國廣袤疆土上的幾個國家的19個青年，經過充分的謀劃和訓練之後，在美國劫持了四架飛機，分別撞進了世貿中心南北雙塔以及五角大樓等地。代表着世界商業力量的兩座直衝雲霄的大樓頓時化為烏有，象徵着全球軍事霸權的五角大樓也被嚴重損毀；死亡人數接近三千，而人才和經濟損失則難以用數字估量。世界格局從這一天開始改變，國際關係和全球安全被重新定義。

歷史的車輪轉到這裏的時候，埃及已經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而美國則是西方世界的領袖，通常被視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代表。

這19個劫機者的頭領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是埃及人，他的背後是一個叫“基地”的組織；被稱為基地組織的“真正大腦”，並且現任“基地”組織全球領袖的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 ahiri）是埃及人；基地組織創立者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精神領袖也是埃及人——他就是賽義德·庫特伯（Sayed Qutb），被稱為現代恐怖主義之父的著名埃及學者和伊斯蘭主義思想家。

這也許僅僅只是巧合。

而且，宗教往往是利益爭奪和政治目的的外衣，因此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合理的現代理論框架來解讀國際社會錯綜複雜的關係，類似的作品也不勝枚舉。

2、現代恐怖主義的傳承

在距離埃及亞歷山大城不遠的一個小鎮上，85歲的馬弗斯·阿薩姆先生（Mahfouz Azzam）坐在他家的寬敞陽台的椅子上，面對着猶如藍寶石一樣湛藍浩瀚地中海，在海風的吹拂中侃侃而談。從馬弗斯這個位置望出去，地中海的對面正是土耳其，左邊是利比亞和突尼斯，右邊則是阿拉伯半島，身後就是埃及。這正是當年全盛時期奧斯曼帝國的疆土覆蓋範圍。

馬弗斯的家族在埃及以及整個阿拉伯世界都非常顯赫，他的父親拉赫曼·阿薩姆（Abdul-Rahman Azzam）在20世紀初即為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復興奔走呼號，後來成為阿拉伯聯盟的創建者和首任秘書長。馬弗斯的另一位長輩，叔父瓦哈·阿薩姆（Abdul-Wahab Azzam）是阿拉伯世界的著名翻譯家，歷任埃及駐沙特阿拉伯、也門和巴基斯坦大使，後來還應沙特政府之邀，到該國籌建沙特國王大學（King Saud university），併成為首任校長。

馬弗斯先生本人是埃及的著名知識分子、律師和媒體人，曾經是一份叫《新旗幟》（Al-Lewaa Al-Jadeed）的雜誌的主編，整個阿拉伯世界，幾乎沒有他沒打過交道的著名學者和知名人士。但即便如此，當馬弗斯先生談起一個人的時候，神情突然變得激動起來，身體開始抖動，手勢也變得非常有力：“賽義德·庫特伯（Sayed Qutb）和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庫特伯（Muhammad Qutb），這兩個人是全世界最才華橫溢的人物，我將永遠因為自己跟他們的親近關係而感到自豪，我和他們的家人至今還保持非常密切的來往。”

Mafoux Azzam在家中接受訪問，他的侄子艾曼·扎瓦西里是基地組織的現任最高領導者

馬弗斯自豪地提及和庫特伯不尋常的關係：庫特伯是他小學三年級時的阿拉伯語老師，他們從那時候就非常親近；馬弗斯成為雜誌主編之後，庫特伯還經常給他的雜誌撰文；庫特伯在美國期間，還時不時給他寫信，描述他所在美國是怎麼回事；在庫特伯出版《路標》一書，被納賽爾政府判處死刑時，馬弗斯還成為他的辯護律師，並且被庫特伯授權處理他死後的一些個人遺產；在庫特伯死後，馬弗斯還協助其生平著作的地下出版和發行工作，為庫特伯激進思想的傳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8月，庫特伯因為鼓吹極端伊斯蘭主義，煽動推翻世俗政府，被納賽爾政府判處絞刑。二十世紀初中期，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始終在伊斯蘭主義和世俗主義之間充滿張力，民族主義的世俗政權始終受到伊斯蘭組織的挑戰和質疑；納賽爾政府處決庫特伯時，納賽爾主義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還處於優勢；然而這種情況維持了還不到一年，1967年6月5日開始的“六日戰爭”，以色列大敗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和約旦聯軍，使得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自信心大受打擊，人們開始質疑當權的民族主義政府，並開始思考其他的出路，激進伊斯蘭組織趁機紛紛鼓吹這是沒有追隨真主、沒有遵照伊斯蘭法（Sharīah）的後果。於是，“庫特伯的書產生了爆炸式的效應，異常熱銷，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一版再版。”馬弗斯激動地説道，“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出版他的書，所有的書店書櫥也都看得到他的書。”從此，庫特伯主義開始在阿拉伯世界埋下了他的種子，他在其代表作《路標》中所呼籲建立的伊斯蘭“先鋒隊”，也迅速得到了熱烈的響應，伊斯蘭各國紛紛建立了各種各樣的以庫特伯主義為引導的激進主義武裝組織，其中的最著名代表，則是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建立的“基地”組織。

已經85歲的馬弗斯老先生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他在聽到賽義德·庫特伯這個名字的時候，身體反應有多麼激動，雙眼有多麼閃亮，這似乎不像是一個這樣年紀的老人應有的熱情，或者甚至可以説是“狂熱”。我們也因此不難想象，庫特伯的思想對他的影響有多麼深遠。從他小學三年級開始，庫特伯就像一個真正的人生導師一樣，指導着他的思想成長和思維方向。而馬弗斯本人，則被他的一個外甥稱為自己的人生啓蒙導師，通過他對庫特伯的崇拜和熱情，這位外甥也從小深受庫特伯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影響，居然從中學開始，便開始創建了旨在最終奪取埃及最高政權，建立伊斯蘭統治的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這位馬弗斯的外甥，名字叫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

艾曼·扎瓦西里在開羅讀大學時，結識了很多庫特伯主義的追隨者，這些人之中，有一位奧馬爾·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的盲人，還有一位叫阿卜杜拉·阿薩姆的巴勒斯坦人，扎瓦西里曾經和他們在埃及討論庫特伯的思想及其實現理想的途徑。這三個人後來都跟另外一個人——奧薩馬·本·拉登有着特殊的關係：阿卜杜勒·阿薩姆後來成為了本·拉登最核心的導師，並親自把這位門生帶到了阿富汗；盲人奧馬爾響應和支持本·拉登的“聖戰”呼籲，成為第一個公開發出宗教決議（Fatwa），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應在任何地方殺死美國人的伊斯蘭宗教領袖；而扎瓦西里本人，更是被稱為“基地”組織的“真正大腦”，並在2011年拉登死後，成為了“基地”組織的全球領袖。

扎瓦西里的祖父，阿哈曼迪·扎瓦西里（Al-Ahmady Al-Zawahiri）於1929年成為埃及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最高教長。這所大學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最古老也是最高等地學府，也是埃及作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文化中心的核心資本之一。

“我們的這個家族，一直都以不安分而著稱；即便是作為最高教長的阿哈曼迪·扎瓦西里，在那個年代，也常常向其他穆斯林國家發出召喚，要求他們反對當政者的壓迫，還為他們偷偷運送武器呢。”馬弗斯老先生非常自豪的説道。

阿哈曼迪·扎瓦西里超前的理想並沒有獲得成功。那時候，世界範圍內的各種社會革命理論層出不窮：共產主義已經贏得了蘇維埃政權，並且在中國點燃了星星之火；納粹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也開始全面獲勝；民族主義更是幾乎所有新興民族國家政權的就手工具。但是整個伊斯蘭世界還處於相對保守的狀態，雖然創建於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會”明確要求建立伊斯蘭政權，創立者哈桑·班納的策略還是屬於改良性質的，認為其社會和政治目的主要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社會伊斯蘭化，通過政治途徑水到渠成地主導國家政權，因此該組織一直在努力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希望得到廣泛的民意支持。即便是兄弟會後來有了“自衞武裝”，也秘不外宣，始終以温和麪目示人。

然而，在哈桑·班納遇刺之後才加入“穆斯林兄弟會”的庫特伯，他主張武裝暴力革命的激進伊斯蘭思想，卻成為了阿哈曼迪的孫輩—艾曼·扎瓦西里及其他“先鋒隊”隊員們的精神武器，鼓舞着他們最終改寫了世界政治與安全格局。艾曼後來在自己的一本自傳式的書——《先知旗幟下的騎士》——中寫道：“雖然庫特伯遭到了納賽爾的殘害，但是這並不能阻礙他的思想影響着埃及的年輕人們……這第一道點燃熊熊大火的閃電，照耀着我們用以對抗內外敵人的伊斯蘭革命，日復一日地譜寫着血染的篇章。”

3、當中世紀遇到現代性

1949年，一位出生於紐約、被師友們稱為天才的青年學者——薩繆爾·亨廷頓來到哈佛大學執教。那時，亨廷頓才23歲，還沒有完成對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要直到1996年才問世；在這本書裏，亨廷頓認為世界範圍的衝突，特別是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的衝突，主要是文明形態之間的衝突。“文明衝突論”在冷戰結束，特別是9/11事件之後，被廣泛關注、研究和爭論，深刻地影響了世人對全球格局的認識。

幾乎是同一年，一位同樣被他的朋友們譽為天才的埃及學者賽義德•庫特卜，在1948年12月底乘船從亞歷山大港出發，抵達紐約，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美國考察，這也是他的第一次海外之旅。 達美國僅僅一年之後，庫特伯在一本美國的學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界是個不孝的孩子！》的隨筆，其大致的意思是：埃及是一位女神，而整個世界是個小孩子。其他的民族還住在森林的時候，埃及就已經是文明社會了。埃及女神在教會了希臘之後，希臘又教會了歐洲。但是，小孩子長大了之後，拋棄了的他的養育者；不但打她，還企圖殺死她。“當我們來到這裏（可能指的是聯合國），我們要求英國人歸還我們的權利，世界幫助英國人與正義為敵。當我們來到這裏，請求制裁猶太人，世界幫助猶太人與正義為敵……多麼不孝的世界！多麼不孝的孩子！”

庫特伯的意思很明白，即文明從埃及到希臘到歐洲，又從歐洲傳到了美國，這是一脈相承的。西方社會不能忘本。

庫特伯也許是有道理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同屬於一神教文明體系，同源同質，因此説是文明的衝突，有點牽強；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同一個文明（一神教）體系中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羣體之間的差別，這包括了對宗教、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不同理解，也包括了出於族羣、社區和利益的衝突。

在庫特伯到達美國的那年，距離奧斯曼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維也納會戰”已經266年了。這266年中，歐洲除了會戰之前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外，又經歷和啓蒙運動、地理大發現、商業革命、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社會、科技和觀念發展浪潮，甚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所有的狂風驟雨般的空前變化，已經把整個歐美世界徹底地換了若干遍，社會風氣和人的觀念也已經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時候，美國正處於戰後發展高峯期，雖然物質生產豐富，而傳統社會價值觀念因為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越來越受質疑和挑戰，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甚囂塵上。庫特伯雖然接受的是西式的學校教育，但是因為埃及社會整體變化緩慢，及他本人的思維定式緣故，其宗教、政治、社會和人際關係方面的思想，總體而言還是非常保守、甚至是古舊的，他在這樣的時間點進入美國，所受到的衝擊，確實是難以想象的。

在庫特伯腦海裏的風暴，與其説這是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文明衝突或者文化震撼，還不如説這是還未成熟穩定的現代社會風氣與傳統保守而穩定的社會觀念之間的衝突。換言之，這是中世紀心態與現代觀念之間的衝突。

獲得了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文學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和賽義德·庫特伯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們是同一個埃及文學圈子裏的熟人，常常在一起討論各種各樣的文學、社會等問題。庫特伯對比自己小5歲的納吉布非常欣賞，認定了他日後必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納吉布對庫特伯卻頗有微詞，和馬弗斯·阿薩姆的高度讚揚截然相反。

納吉布在他的一部半自傳體小説《鏡像》中，描繪了一個叫瓦哈卜·伊斯米爾的角色，一般認為其原型就是賽義德·庫特伯：禮貌而健談，自信而穩健，絕口不談宗教話題，飲食穿着看起來都非常西化，還很喜歡去電影院。然而，這只是表面化的對現代性的擁護而已，在這外表的底下，卻是一個典型的埃及中產階級的紈絝子弟。

正因如此，庫特伯在到達了美國之後，發現這個真正的西方現代社會並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樣。而在埃及時已經是社會精英羣體一份子的庫特伯，面對西方文明和整個現代話語、思潮和觀念時，才突然發現自己是其實完全不在對話的位子上，自己一下子顯得那麼的渺小——他骨子裏的，其實還是中世紀的伊斯蘭觀念。因此有人認為，恐怖主義之父的真正原型，其實來自於一個不知道如何擁抱現代世界的人的窘迫。他切中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受挫感，然後用仇恨的方式指出了一條道路。

庫特伯這樣描述他所居住的美國小鎮格里利（Greely）的一個教堂裏的典型的“墮落”場景：所有的男青年都拉着女青年們的手，他們才剛剛唱完聖頌啊！紅色和藍色的燈光，夾着幾盞白燈，照着舞台。在這個空間裏，腿和腳混在一起，手和臀搭在一起，唇與唇黏在一起，胸脯與胸脯貼在一起。

庫特伯對格里利小鎮的很多墮落風氣的描述，讓今天的很多美國人看起來啞然失笑。他們很多人都還依然認為那是很正常的社會交往，早已見慣不怪。

要是庫特伯在六十年代末到了美國，親歷嬉皮士運動，估計他更是要暈厥了。然而他沒有等到那天，四五十年代美國風氣已經足以讓他判斷這是個墮落腐朽到極點的原始國家，並據此寫出了奠定他學術聲譽的《論伊斯蘭的正義》，以及後來被認為是現代恐怖主義宣言的《路標》。1966年，庫特伯因此《路標》的出版而被判絞刑，1967年，美國嬉皮士運動正式開始。

在經歷了嬉皮士的瘋狂之後，美國人漸漸清醒成熟起來，社會風氣開始趨向穩定理智，有時候甚至有趨於保守的傾向。但是這些社會成長的過程，庫特伯都已經看不到了；他的追隨者所理解的美國，也永遠定格在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那個被庫特伯妖魔化了的形象。

4、從狂熱分子到恐怖分子

從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層面對恐怖主義根源的分析已經浩如煙海了。世界各國的政客們，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都聲稱貧窮是恐怖主義的温牀。然而，我們在採訪中所接觸到的幾乎所有的“武裝分子或者”“恐怖分子”都來自社會的中上階層。一個連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的人，不太可能去考慮什麼伊斯蘭的敵人。2011年7月份的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也有專文質疑這一觀點，認為貧窮不可能是恐怖主義的根源。

埃及著名的艾因·夏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奧卡薩心理學院院長穆罕默德·霍尼姆先生對於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心理分析有着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採訪他的時候，我們提出疑問：為什麼大多數的恐怖分子實際上沒有經歷過任何的經濟困難，而且大多都受過高等教育？霍尼姆院長認為，不能認為一個人的挫敗感僅僅來自於經濟層面。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在埃及的獨裁體制下，是肯定會感到絕望的；一個有宗教願景的人，在埃及的專制體制下，也一定會感到絕望的。一般人會通過社會活動從下而上地達成理想和願景；極端分子則認為，只有在獨裁者被殺掉之後，他們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才是可能的，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從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政策。

因此，恐怖主義分子的人格和心理根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着力點。

在他的半自傳體小説《鏡像》中，納吉布先生甚至表示庫特伯常常讓自己感到困擾和不祥：我從來就不喜歡他的那張臉，或者那雙鼓脹而嚴厲的雙眼……我厭惡他那投機的一面，對他的誠實一直很懷疑。儘管我們友情猶在，心裏對他的厭惡卻揮之不去。

在眾多追隨者的讚譽聲中，賽義德·庫特伯已經成為了類似於切·格瓦納一樣的英雄人物，因此納吉布的細微觀察是尤其可貴。確實，庫特伯是複雜的。他10歲時就能背誦整本《古蘭經》，但是中學上的是一個西式的學校；在他的出生地——上埃及的鄉村非常貧苦，但是成年之後，被認為是個典型的埃及中產階級紈絝弟子；他愛好西方的飲食衣着，甚至是電影，但是對於男女關係態度極端保守，也因此對西方社會的很多社會形態——特別是男女關係持有極為負面的態度。我們至今都沒有看到任何關於庫特伯與女性進行正常的男女交往的記錄，他很早就選擇了獨身，並把性愛視為獲得救贖的大敵。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被尊為當代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之一的諾曼•鐸治教授（Prof. Norman Doidge）認為，在性愛方面的虛偽是宗教狂熱分子的共同點。鐸治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恐怖分子的最後誘惑》（The terrorists and their last-night temptresses）中寫道：歷史上所有狂熱分子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對待性愛的虛偽態度。大多數的狂熱組織都對性的純潔性有一種過度的沉迷，以及對其異常的剋制。他們大多會把世界劃分為聖潔的和污濁的，聖神的和褻瀆的，潔淨的和不淨的，虔敬的男性苦修者和魅惑的女性誘惑者等等。可以説，庫特伯對正常男女關係的排斥甚至敵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對美國和現代社會的理解；穆罕默德·阿塔在他的遺言中寫道，在他的葬禮中，清洗他的遺體的人必須戴上手套，以免他的生殖器受到碰觸。他甚至聲明女性不能參加他的葬禮。

鐸治教授還描述狂熱分子的幾個症狀：對異見的不寬容，相互衝突的教義，認為個人的歷程是受到神的祝福甚至是受到神的直接控制的，使用不斷強化手段去重複發佈同樣地信息（來進行洗腦）。以此標準來通讀並且檢驗這位被稱為現代恐怖主義之父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恐怖主義宣言《路標》，可以發現非常吻合。

埃及最有名的心理學專家奧卡薩教授（Prof. Ahmed Okasa）認為，狂熱分子自己並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奮鬥，甚至為之犧牲。他們聽到恐怖分子這個詞的時候，也不會對號入座。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天生的狂熱分子，他們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角度也將和我們不一樣。因此無論什麼宗教和理論到了他們那裏，都會染上狂熱的色彩。“我們治療過很多宗教狂熱分子，這些人好了之後去信仰共產主義，居然很快又成了共產主義的狂熱分子。”

幾乎所有針對美國發動攻擊的恐怖分子都會提到以巴衝突，並且説明這是美國支持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世界所犯下的罪行，這些是必須償還的血債，以此來説明自己的恐怖襲擊是正義的。對此奧卡薩教授認為：全世界有近千萬猶太人，帶有狂熱主義色彩的猶太復國主義吸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狂熱分子回來；而對於伊斯蘭激進組織發動對猶太人和美國人進行攻擊的號召，真正響應的也只是伊斯蘭世界裏面的更少比例的狂熱分子。但是這個比例雖小，人數卻不少，造成的動靜也不小。

庫特伯在出發前往美國之前，對已經對猶太人充滿仇恨。除了前文所論述的“中世紀心態與現代觀念之間的衝突”之外，庫特伯還完全吻合的作為一個“狂熱分子”的定義。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庫特伯到了美國之後，會對美國社會做出如此的解讀。然而，陳舊的觀念、純粹的狂熱和因此而產生的妖魔化並不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庫特伯所在的年代，各種社會運動理論和政治思潮風起雲湧，熟悉學術界的他不可能不熟悉這些思潮和動態。在他的《路標》裏面，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巧妙地雜糅其中的各種成分：多次引用來自法國的反現代反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A.卡雷爾的理論，支持自己對西方以及所有非伊斯蘭社會的否定；隨處可見的列寧和斯大林主義色彩，用以論證暴力革命和伊斯蘭專政的合法性。熟悉列寧的經典著作《怎麼辦？》的歷史學家路亞·博魯教授（Roya Boroumand）在她的文章《恐怖、伊斯蘭與民主》（Terror, Islam and Democracy）中説：“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庫特伯引用了多少列寧和斯大林的東西，先鋒隊、暴力革命、消除階級對立、剝削……等等，這簡直就是列寧主義披上了伊斯蘭教的外衣而已。”

著名的社會羣眾運動理論家埃裏克·霍弗（Eric Hoffer）在他的社會運動經典《狂熱分子》中這樣描述：“羣眾運動中共有的一些特質，不管是宗教運動、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民族主義運動。這些林林總總的羣眾運動所共有的特質，使得“它們長得像一家人”。正因如此，這些元素之間的互相吸收和借鑑才成為可能。

當時被納賽爾監禁和飽受酷刑的庫特伯，在綜合了以上的所有的元素之後，懷着無比的憤怒，用列寧的《怎麼辦？》幾乎一模一樣的文風和氣勢寫出來的《路標》一書，其理論性和煽動性都達致了巔峯，“熾熱的風格迸發出尊嚴、團契、一致和普世性的宏大激情，高揚讀者對伊斯蘭偉大的認識。透過他的批判，其風格也能催生憤怒和厭惡。”如前文所述，1967年“六·五戰爭”阿拉伯國家的軍事慘敗，成為了穆斯林世界的歷史轉折點和分水嶺，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式微與伊斯蘭主義的崛起，阿拉伯世界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庫特卜主義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納賽爾主義的替代物與矯治方案，確立了中東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話語霸權地位。

“所有羣眾運動都是從同一類人中間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類型的心靈。”霍弗説。 於是，庫特伯的“先鋒隊員”們就這樣從四面八方聚集起來了，他們一起經歷炮火，一起逃避追殺，一起招收“少年先鋒隊員”，一起謀劃自殺式恐怖襲擊。在一起經歷了阿富汗戰爭和海灣戰爭之後，他們根據需要把庫特伯的理論做出了調整， 從針對國內的世俗政權，轉而聯合對抗西方霸權領袖，被認為伊斯蘭在世界上最大的敵人——美國。

（本文2011年7月採寫於埃及開羅和亞歷山大等各地，節選已發表在當年的《GQ》中文版九月刊，原題為“從開羅到紐約：寫在911十週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