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對本國和歷史負責而非對西方活動家短視私利負責_風聞

自從中央民族大學前教員伊力哈木因分裂主義言行而被司法機關依法逮捕以來，某些國家某些勢力圍繞此事的鼓譟就未曾消停，這回跳上前台表演的是一班在西方國家活動的不甘寂寞的所謂“作家”，他們借道英國《衞報》發聲，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伊力哈木。然而，中國自有中國法度，任何人的民族成分、職業都不能成為逍遙法外的理由。

東突分裂主義分子製造的恐怖案件數量之多、行為之滅絕人性、受害者之眾，世人有目共睹，即使在昆明屠殺之後企圖對其性質含糊其辭、矇混過關的美國政府，最終也不得不明確承認那就是赤裸裸的恐怖屠殺，不得不派遣其外交官在“頭七”之日到屠殺現場獻上花圈，長期公然灌輸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思想、挑唆煽動分裂主義行為的伊力哈木之流對此有着不可抵賴的責任，無論怎樣天花亂墜的辯白都是徒勞。

塔里木油田

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政府決策者及其強力部門要對什麼負責？要對中國國土完整、國民生命財產安全負責，要對歷史負責，而不是對西方几個鼠目寸光、信口雌黃的政客作家之流短期私利負責。堂堂泱泱大國，豈能聽任幾個外國無知無識無膽無略又好出風頭之輩擺佈！

2015年和田，經過反三股勢力鬥爭，她們才得到穿漂亮衣服和唱歌跳舞的權利

具體就新疆事務而言，新疆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新疆，不是伊力哈木之輩的新疆。“他族逼處，故土新歸”，故曰“新疆”；須知早在維吾爾民族前身回紇部族形成和遷入新疆之前將近千年，中國中原王朝就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長期穩固的民政管理，大批漢族居民在這裏生息、勞作千百年，即使南北朝時期天翻地覆的戰亂也未能打斷，玄奘法師西行求法時在今日新疆和中亞就途經多處漢族城鎮，居民都是漢晉移民後裔。

于闐王國李氏王室王統至少可以上溯到漢朝時的土著，其姓名、服裝、政制、文字等等也在千百年的耳濡目染中全面漢化，即使在安史之亂後與中原王朝中央政權地域隔離，中原板蕩，仍然奉中原朝廷正朔數百年而不改，聽聞宋王朝重新一統中原時為之歡欣雀躍，直至最終在殘酷的“聖戰”攻擊下覆亡。今天，在這塊土地上的户籍居民中，漢族與維吾爾族人口比例大體相當，都是40%出頭，還有百分之十幾為其他民族。此外，新疆還有大量常住人口來自內地，沒有新疆本地户籍。

伊力哈木和其它東突分子將新疆視為維吾爾一個民族的禁臠，在日常生活中也絲毫不掩飾企圖凌駕於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頭上的觀念，不僅沒有依據，更違背起碼的現代文明準則。

霹靂手段，菩薩心腸；毫不留情地鎮壓暴力恐怖分子及其思想導師，同樣是對維吾爾民族負責，這一點不因東突暴力恐怖分子及其思想導師們打着維吾爾民族的旗號而改變。

須知，無論中央政府如何要求不把暴力恐怖行為與特定民族掛鈎，無論某些人如何辯護，接連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已經不可避免地嚴重損害了維吾爾族的形象，損害了維吾爾族同新疆、同全中國其它所有民族的關係，這對於維吾爾族自身的生存發展是福是禍，無需贅言。

在不少國家，某些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處境的惡化與民族宗教衝突之間已經形成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部分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將自身的某些不如意歸咎於大民族、大宗教，訴諸民族宗教衝突暴力手段以求改變現狀，甚至單純泄憤，且這些極端做法往往打着“維權”之類旗號，令某些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實施極端行為時倍感“理直氣壯”。

如果領頭這麼幹的人能夠藉此贏得民族、宗教“領袖”地位而名利雙收，那麼，民族宗教衝突將更頻繁，更暴烈。但這種訴諸民族宗教衝突的暴力手段反而從兩個方面損害了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自身：一方面，主流社會、大民族因此滋長了對這些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民間投資和就業機會對其避而遠之，對政府也頗多怨言；另一方面，這些衝突又驅使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備感不安全，遷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區，結果使得自己更加孤立，減少了族際交流的機會和就業機會，損害自己發展的前景。

這樣一來，這些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也就不能不更加依賴那些領頭鬧事“維權”的所謂民族、宗教“領袖”，他們那源於貧困和其它不如意的內心不平憤懣也積累更多。如此反覆，某些民族、宗教“領袖”地位的上升與其所在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整體狀況的惡化相互促進。

維吾爾族是否會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呢？伊力哈木、熱比婭之輩不遺餘力的煽動組織，就是把維吾爾族拉向這個深淵。我們已經目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走上邪路而幾乎自取毀滅，我們正在目睹極右勢力努力將日本重新拖入邪路，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維吾爾族就沒有被某些勢力拖上歧途而永久沉淪的風險，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阻止形成這種某些自封維吾爾民族、宗教“領袖”名氣地位上升與維吾爾族整體狀況相對惡化相互促進的循環。

佔中國人口1/130的維吾爾族倘若被某些勢力“成功”拖上自我倒退的歧途，這對於整個國家的影響和對於維吾爾族族羣的影響，程度絕無可能等量齊觀。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夫之諤諤；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無論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羣體，都是如此。

從更長時間跨度、更大背景上考察，自從清王朝平定新疆、近代維吾爾各社區部族納入統一中國以來，維吾爾民族取得了在昔日孤立封閉狀態下不可能取得的長足進步：

政教分離；昔日在伊斯蘭教法下被視為個人與家庭光榮行為的同態復仇之類行為受到有效禁絕，權貴不再能夠殺害平民而不受懲罰；[1]文化教育普及；經濟進步；……

這一切進步意義之重大，看看穆斯林移民增多的今日美歐社會如何困擾於日益增多的“榮譽謀殺”問題，正常人就不難理解。

作為統一的中國國民，維吾爾族得以從昔日聚居的南疆一隅擴散居住到北疆乃至內地，人口從乾隆時期的20萬人增長到了今天的1000萬；[2]南疆綠洲上一個個各有其名的分離部族、社區，直到民國時期的1930年代才開始具有“維吾爾”這樣一個比較統一的民族名稱，[3]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又把塔蘭奇人、刀郎人、羅布人等以前認定的單獨族羣也劃入目前所稱的維吾爾族範疇。[4]脱離這樣一個母體，固然可以滿足一小撮野心家個人的名利慾望，但對維吾爾民族自身難道真有好處？烏克蘭、波黑……，許多分立出來的國家已經給世人提供了足夠的反面教訓。

讀史可以明智。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之前，南疆地區維吾爾社會實行了具有較高自治權利的伯克制，但恰恰是這種自治程度較高的制度在維吾爾社會內部製造了嚴重的階級對立。由於伯克利用自己的權利壓榨維吾爾民眾，奪人妻女、獨佔農地用水、肆意增加“燕齊”（專屬佃户）的現象不時發生，導致清政府旨在減輕回疆民眾負擔的大幅度減税等德政無法落實到基層普通維吾爾民眾，維吾爾普通民眾的財政負擔反而加重，“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頭目”。[5]

儘管清政府駐在大臣存在不法行為，但他們的不法行為大多要通過維吾爾族伯克之手方能得逞，比起這些異民族異教徒統治者的壓榨，維吾爾族伯克對民眾的壓榨實際上更加苛酷。

參加伊斯蘭國的英國恐怖分子、前歌手薩莉·瓊斯

三位一體的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是人類社會公敵，也是國際性的威脅。西方某些國家已經開始嚐到這些勢力滋長的苦果：主張分裂美國國土建立獨立黑人伊斯蘭國家的勢力日益膨脹；倫敦東區被某些勢力稱作“倫敦斯坦”，而且公然要在大街上推行伊斯蘭教法；皈依極端宗教勢力的英國軍人之女、號稱“白寡婦”的薩曼塔·盧思韋特發動2013年肯尼亞內羅畢西門購物中心恐怖襲擊案；2013年巴黎、倫敦鬧市區接連發生極端恐怖分子殘殺襲擊軍人案件；

至少1200多名擁有歐洲國家國籍的青年前往敍利亞參加聖戰，許多人已經迴流歐洲，成為可能在歐洲發起恐怖襲擊的隱患；[6]極端宗教勢力滲透英國伯明翰等城市中小學教育體系，灌輸“聖戰”等極端思想，以至於英國反恐部門接手調查處理；[7]……

美國民眾抗議911遺址建清真寺計劃

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它就在那裏，日益膨脹；面對日益清晰的“三股勢力”共同威脅，西方國家是為了某些政客和活動家短視私利而犧牲自己的長期根本利益，還是幡然醒悟，改弦易轍，與中國、俄羅斯等國合力應對，悉聽尊便。即使沒有西方國家配合，即使西方國家干擾掣肘，中國自己也有決心、有能力把鎮壓“三股勢力”的鬥爭進行到底；未知西方社會所謂“精英”之輩，面對自己國家的前途命運，有此遠見膽略否？

[1]清朝時無論是來自境外伊斯蘭社會的旅行者，還是窺伺虛實、伺機侵佔的沙俄和英國軍官間諜，對南疆社會法制的這一變化都印象深刻。

[2]歷史上維吾爾族人口數據，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稱1770年代為200277人，1840年代為282619人。——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第104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轉引自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7、24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3]這是日本學者新免康考證的。——引自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1、23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4]清代南疆居民沒有共同族稱，他們分別用所在綠洲的名稱來稱呼。在喀什噶爾的本地人自稱喀什噶爾人，在吐魯番生活者自稱吐魯番人。在清朝和民國時期，從政府確定政治活動代表名額，到民眾社會意識，以及外國探險家的觀察，塔蘭奇人、刀郎人、羅布人都是與維吾爾族並列的族羣。特別是羅布泊地區的羅布人和阿瓦提、巴楚、麥蓋提等縣的刀郎人，不僅中國主流社會認為“此等回人，以遷徙為常，性與各城有異”，為“回子中別一種”（椿園《西域風土記》），19世紀以來的外國探險家也都發現這兩個族羣語言、風俗與維吾爾人不同，宗教意識比維吾爾人淡漠許多，其族源與回紇-維吾爾族相差甚遠。新中國成立後將刀郎人、塔蘭奇人、羅布人均劃入維吾爾族，但學術界和社會上至今對此仍有較大爭議。

[5]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15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6]英國軍情五處負責人安德魯·帕克警告，敍利亞內戰已經成為渴望參加“聖戰”的英國國籍者的“吸鐵石”；歐盟委員會內政事務委員馬爾姆斯特倫2014年1月在布魯塞爾演講，呼籲各成員國“預先處理”存在的極端主義，稱已有1200多名擁有歐洲國籍的人前往戰亂地區參加恐怖主義活動，“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泰晤士報》稱赴敍利亞參戰的英國穆斯林已達700人，其中250人迴流倫敦；……——《敍利亞戰事殃及歐洲穩定》，《人民日報》，2014年4月26日，第11版。

[7]英國《每日電訊報》2014年4月以來對此有連續較詳細報道。鏈接：

http://www.telegraph.co.uk/education/educationnews/10767195/July-7-anti-terror-chief-to-oversee-Muslim-schools-infiltration-claim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