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寶男”污名化背後: 一場不徹底的反叛？_風聞

［導讀］近年來，“媽寶男”可能是公共話語中最被唾棄的稱呼之一。我們不難看到很多女孩在相親、戀愛中明確提及，無法接受自己的男友是“媽寶男”。這一稱呼也時不時地出沒在微博熱搜、朋友圈刷屏的文章裏，圍繞着“媽寶男”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網絡輿論戰。何以如此？這一稱呼背後，隱含着一場兩代女性爭奪家庭話語權的“戰爭”，其表面原因是新型婚戀觀的崛起，實則由於社會福利體系的不足、經濟壓力的增大仍然無法擺脱威權家庭關係的控制，看似獨立的背後還是侷限於對家本位話語權的爭奪。這“反叛”本身，也因而充滿了種種侷限性。本文首發於“新京報書評週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誰是“媽寶男”？

“媽寶男”或“巨嬰男”，一個廣為人知的出處是心理學專欄作者武志紅的《巨嬰國》。但“媽寶男”一詞早在2011年前後就已經在婚姻家庭類媒體上出現。與之相伴隨的關鍵詞包括“控制慾”、“婆媳關係”、“中國式婚姻”。一些專欄作者會將“乖乖女”、“爹寶女”、“媽寶女”與“媽寶男”放在一起討論，但顯然傳播影響力遠遠不如“媽寶男”。按照親子關係來排列組合，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四個稱謂，為什麼只有“媽寶男”一詞以污名化的方式流行起來？

圍繞女性的網絡污名有“綠茶婊”、“女權婊”，但“乖乖女”、“爹寶女”並未出現在網民對女性的集體討伐與污名話語中。“乖乖女”仍被視作對女性的誇讚，中國社會對沒有主見、順從的女孩是包容和認可的。“女兒是父親一輩子的小情人”這樣的論述不僅沒有被視作有問題的，反而被媒體當做歌頌父愛、隨手拈來的金句。

如果説圍繞“綠茶婊”的網絡討伐，為都市底層青年男性提供了質詢權貴階層男性所代表的霸權男性氣質，那麼對“媽寶男”的攻擊與唾棄，則反映了青年白領女性積極使用文化話語權對抗威權型家長，拒絕認同於聖母式的、絕對付出的、自我犧牲的家庭婦女角色。這是兩代女性、兩種類型女性價值觀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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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五四時期進步女青年反抗的是“封建家族”對個人自由的禁錮，今日的白領女性反對的是“原生家庭”的控制。

“原生家庭”這個概念近年經由出版界對西方心理學的翻譯，引入中國。“原生家庭”是指個人未成年之前與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家庭，常常被心理學家作為解釋直系親屬教養方式和童年家庭氛圍對個體身心發展的影響的一種視角。如柯晗在《一切原生家庭決定論都是耍流氓》中所言，這一概念在都市心理學暢銷書籍和大眾媒體的話語建構中被過度強調和濫用，似乎任何個人問題都可以被歸為原生家庭的罪。

“媽寶男”一詞正是以男性與母親的關係作為人格畫像和社會分類的標準被創造出來。在這個概念裏，男人的軟弱、幼稚、沒有主見，都是因為他和母親的過分親密造成的結果：

“不管年齡多大，不管做什麼，都會事無鉅細地問媽媽的意見，聽媽媽的話。表面上看是不忤逆媽媽，尊敬孝順，但同時也是沒有自己的主意，沒有自己的原則，拒絕長大……成熟度較低，在戀愛和婚姻中很難承擔男友或丈夫的角色”（檢察風雲，2014年）

“什麼都聽媽媽的，什麼都以媽媽是對的，什麼都以媽媽為中心的男人”已婚男人凡事以媽媽為中心，必然影響夫妻關係。（健康報，2016年）

換句話説，“媽寶男”的傳播者和批評者的訴求是，將丈夫/男友母親的控制權從核心家庭/親密關係中驅逐出去。這是兩代女性之間的家庭權力爭奪。而完全聽從於母親，沒有與妻子/女友統一戰線的男性，打碎了她們對於核心家庭和婚戀關係不受制於伴侶原生家庭的期望。

******▍******為什麼“賢妻良母”被唾棄？

傳統的理想母親形象，往往是全心全意為家庭和子女付出、極端壓縮自我需求的女性。“賢妻良母”既是古代農業主導的男耕女織社會，也是現代資本主義中產階級家庭的理想女性角色模式（父親工作賺錢養家，母親全職照料家庭）——但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階層急劇變動的中國，要維持在城市的體面生活和養育兒女，核心家庭的夫妻雙方都得參與到社會生產中，共同承擔房貸、生活和育兒的成本。靠丈夫一人賺錢養家的經濟風險極高（參見深圳中興高管跳樓事件），很多白領女性也不願意捨棄自己高薪工作和職業晉升，完全投身於家庭的無償密集型勞動。美國社會學家Sharon Hays在《母職的文化衝突》一書中指出，密集型母職與資本主義自我利益驅動的個人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相互矛盾和衝突的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時期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消失，讓育兒和養老的責任完全由家庭內部自我消化。對於藍領女性而言，她們少有職業上升通道，一部分人會在權衡家庭責任和就業市場位置之後，選擇辭職回家，或進入非正式職場靈活就業。另一部分人則會選擇轉移育兒勞動給父母，自己繼續工作賺錢。對於白領女性而言，她們和男性在職場上能力相當、前景光明，很多人不願意因家庭放棄事業發展，傳統的母職規範對於她們而言是個人職業發展的意識形態困境，她們需要發展出新型價值觀與之抗衡。不願意家庭事業二選一的她們，往往會選擇丁克、將家庭勞動轉移給父母或者市場（僱保潔或保姆）。

在此語境下，“賢妻良母”論自然會激起很多都市女性的反感與憎惡。與其説，常見的、過度付出的傳統母親形象代表了中國式典型母親，不如説，她們被樹立成了一個落後守舊的靶子，是年輕職業女性婚戀關係和育兒觀念的對立面。傳統的家庭觀念和性別關係中，成年女性（妻子或母親）承擔着高度利他的無酬家務勞動和照料家人的角色。在這點上，中西社會並無根本分歧。而現實的經濟條件又要求女性承擔家庭經濟負擔，既要做女強人又要做好主婦的雙重標準對於女性而言無疑是要求的太多、保障的太少，難以實現。

社會學家Mary

Blair-Loy(2003)在《競爭的奉獻：女性管理者的職業和家庭》通過對兩類女性（金融業的女性管理者和放棄全職工作的母親）的訪談發現，以家庭為導向的母親會譴責全職工作母親自私的職業主義；而以職業為導向的母親則會譴責婦女呆在家裏會培養孩子對她們不健康的依賴。

年輕一代的母親擁有更多的物質資源和新型意識形態，主動改變家庭奉獻的文化圖式來適應她們的工作。這在對“媽寶男”的口誅筆伐中也可見一斑，“媽寶男”及其母親們是沒有網絡話語權的，他們的“不當言論”只會被自媒體和網民拿來引用，作為被批判和否定的對象，而無法自證其合理性。

******▍******新型婚戀觀的崛起？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婚戀觀並非現代中國的主流婚戀觀。

經歷20世紀的洗禮，與中國革命相伴隨的婦女解放運動主張讓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生產，城市職業婦女往往有單位的公共育兒系統（託兒所、幼兒園）、食堂提供製度支持，減輕自身的家庭勞動。我的同齡人們都有的相似經驗是，如果母親曾是國有單位女職工，她們在兒女眼中則往往並非模範的家庭主婦，“飯做得太難吃了”、“對家裏衞生要求比較低”、“不太懂得照顧子女”。

70年代宣傳畫中的女性形象

傳統婚戀觀的回潮，實則是伴隨社會主義公共福利體系的瓦解出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婚姻家庭越來越成為個體抵禦經濟風險的基本單位。

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釋越來越鼓勵經濟利益以個人為結算單位——例如，由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名下，應歸夫妻單方所有，而非共同財產。很多年輕夫妻所購房屋往往有單方或雙方父母多年積蓄的投入。儒家家本位的意識形態，成為老一輩父母基於經濟理性對子女婚姻進行干涉和控制可供援引的一套文化話語資源：父母與子女有着血緣上不可切割的關係，父母對子女提供經濟和情感的支持，往往是無限度的物質、時間、精力和情感的付出，與此同時子女也揹負着絕對服從的孝道義務，所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父母千方百計試圖控制子女婚姻的同時，子女當然也會有一千種方式與之對抗、斡旋或妥協。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受儒家文化影響，中國式父母意味着獨裁主義和限制性的傾向，獨生子女政策會強化父母對唯一的孩子的要求和控制。但這並不意味着，年輕人會遵循和複製這種家庭文化。一項對中國城市328個獨生子女家長育兒觀念和實踐的調查發現，新一代中國父母的育兒並非獨裁主義式的，他們主張以孩子為中心，注重性別平等和關懷，而非威權主義式的控制。他們對孩子的期待是男性氣質的價值觀：獨立、自信，而不是服從。

對“媽寶男”的網絡戰爭，正反映了年輕一代的女性對於這種威權家庭關係的拒斥與反抗。而這種威權家庭關係實際上不同於傳統封建家庭，因為三綱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媽寶男”的家庭關係中是不存在的。但這種對抗以捍衞核心家庭為主旨，與父母一輩搶奪家庭控制權為目標，而非反抗家本位的意識形態。

在“媽寶男”網絡論戰中銷聲匿跡的年輕男性們，又是如何思考和處理父母的控制慾呢？他們真的如被抨擊的那樣，完全被動、軟弱和沒有主見嗎？還有被忽視的一點，所謂的“媽寶男”和“黃金聖鬥士們”，為什麼不能被理解為兒女對父母一輩控制慾或傳統婚戀觀的無聲反抗，而非得被妖魔化呢？

至此，我們不難得出和性別研究學者們相似的結論：互聯網的性別戰爭有其侷限性，它既遮蔽也凸顯了其他社會維度（階級、地域、代際）的重要性。在恩格斯那裏，一夫一妻制家庭產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護私有財產的社會延續，而非其他。與其無限抨擊“原生家庭”的罪，不如回到恩格斯的起點，重新思考家庭起源的政治經濟學。

本文首發於“新京報書評週刊”公眾號，原標題為“‘媽寶男’之爭：看似獨立的新型婚戀觀，實則是一場不徹底的反叛”****。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輯，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