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在科學傳播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_風聞

9月8日，在清華有一場科學傳播沙龍，邀請了10位科學傳播大咖，討論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等問題。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現場的不少發言也很有啓發性，比如植物學科普作者飛雪提出，科學家和媒體都要重視三個結合點：專家團制度、二次審稿制度、跟蹤和反饋制度。對此我非常贊成，建議有條件的媒體，編輯都能維護好一個各行各業專業人士組成的微信羣，涉及專業問題的稿子，發稿前都丟到羣裏，讓大家提提意見，修改之後再發表。

這其實不容易做到，需要一些願意把時間精力奉獻給公共事業的專業人士，這些人除了專業素養、公益精神外還應該懂一點傳播學，同時這些人還需要非常信賴這家合作的媒體。這次沙龍中，中國科學院大學科普策劃人吳寶俊就直言不諱：“我想告誡科學家們跟媒體打交道要小心。”

不過我不太理解吳寶俊舉的例子，他説韓春雨事件整個過程中，媒體無論捧他還是貶他，點擊量都是隻漲不跌的，但韓春雨最後科研經費都退回了。這個例子有問題，韓春雨被處理是咎由自取，韓春雨事件中媒體起到的作用整體上看是積極的，最終依然沒有明確認定韓春雨是否“學術不端”，加上有媒體曝光其買賣論文的錄音，“沒有主觀造假”的説法更是引起廣泛吐槽。

韓春雨事件説明了，科學家和媒體的關係，科學家和公眾的關係，應該被重新思考。過去大家認為，科普工作是一個科學家啓蒙大眾的工作，在今天，不能用過去的精英主義思維了。有了互聯網，知識不再被少數人壟斷，除了特別專業的技術細節，大部分通識性的知識，公眾都可以從很多渠道獲得並加以比較、驗證。

現今，作為讀者的大眾和科學家的交流是互相促進的關係，讀者當中有不明真相的羣眾，也有許多懂得比你還多的高人，在互聯網上，反饋機制是非常及時的，讀者會馬上提出他們的需求和意見。這是沙龍中10位大咖都沒有講到的，也是這個討論科學傳播的有意義的活動的一個遺憾，整個活動裏，沒有請代表讀者一方、代表大眾、科學愛好者的一方來發言，提出他們的需求和建議。

你在科普，別人也在科普，你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啓蒙者，而是一個服務者，你只有服務好讀者，才能產生權力，傳播就是你獲得的權力。

自古以來，書寫就是一種權力，最早是與神溝通的方式，是祭司們掌握的。後來這項權力觸犯到統治者的利益，無論秦始皇焚書還是亞歷山大圖書館被銷燬，都表明了權力之間的衝突。在互聯網時代，大V當然有絕大的傳播權力，他們甚至引領了一些熱點問題的輿論風向，迫使政府做出某些回應和改變，也正是因此，他們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

那麼我們的媒體和科學家是不是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呢？這次沙龍中請的10位大咖中，有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博士生導師朱毅。這位是被方舟子屢次打假的“科學家”，方舟子舉報朱毅編造數據、大量抄襲、涉嫌走後門讀博、在論文署名上弄虛作假，可以説指控非常嚴厲，證據也羅列得非常翔實，但是沒有得到任何處理。朱毅這樣一個受到嚴厲指控，寫出“胃是感情器官”的科普作者，被媒體請來談怎麼做好科學傳播，本身就説明了媒體、科學家和公眾的關係中存在着問題，他們對公眾的疑問是無視的，對民間力量的聲音也是假裝不存在或者不以為然的。

像朱毅這樣在媒體上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各種食品、保健品事件，已經成為科普界的一種常態，而更多的，則是**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公關文，佔據了新聞報道的顯要位置。**去年，中國暗物質探測衞星“悟空”宣佈了新的科學發現，儘管是統計誤差的可能性很大，許多媒體的報道都稱“可能發現了暗物質”，首席科學家也對媒體稱“有可能是暗物質湮滅留下的證據”。暗物質領域科學家的公關需求，在中美皆然。

有評論指出，不頂着暗物質這三個字作為賣點，大眾缺乏興趣，科普很為難。其實這是不瞭解這些公關文產生的機制，現在的機制中其實並沒有多少公眾需求的考量，如果是為了大眾的興趣，多講講“悟空”工程技術實現上的中國創新，同樣是負責任又有效的做法。

錯不在於宣傳中國的進步，而是對發現暗物質誤導性的暗示。使用正面詞彙誇大科技成果的現象，也不僅在中國媒體存在，全世界的科學家甚至在論文中都有這個傾向，荷蘭研究人員的研究顯示，在過去40年來發表的生物醫學論文的摘要中，使用積極和肯定的詞彙的頻率從2.0％（1974-80）增加到17.5％（2014）。

有真正科學成果的工作，做一些誇大似乎人畜無害，但和韓春雨一樣遭遇實驗結果不能重複的，絕不是少數，《自然》雜誌對此有專門討論，絕大部分被調查的科學家都認為存在“可重複性危機”。既然大家都承認這個問題，吸取韓春雨的教訓，不要急於上媒體宣傳公關，似乎早該如此。

除了公關文章，還有許多媒體上的科技文章存在着誤導。

比如有一類現象是跨界造成的“民科”，即便是中科院院士，一旦談到專業領域之外的哲學問題，也出現了“客觀世界很可能不存在”的無稽之談。

還有一類現象，則是將純粹的科學研究，過早與產業應用綁定在一起，把科學和工程技術混為一談。比如發現“天使粒子”（這個有宗教意味的名詞本身就是炒作），就説可以用到量子計算上。量子計算有多重要呢？就説可以彎道超車，然後量子計算又威脅了密碼的安全，所以還要搞量子通信。

這些“科普”給公眾一個印象就是大家用的計算機，用的通信設備，以後都要換成量子的，物理學馬上又要改變世界了。但其實科學研究有其本身的意義，並不是都要轉化成應用成果的，從發現一種虛擬粒子到量子計算有十萬八千里，量子計算則至今連1位邏輯比特都沒有做出來，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量子計算還是量子通信，在應用價值上永遠不可能替代大家現在用的計算機和通信設備。量子計算只適合特定問題的加速，未來最多成為傳統計算機的一個輔助。

讓基礎科學研究迴歸科學本身，把計算機、通信等工程技術、產業應用問題，交給產業第一線的科技公司去做，才是正確的思路。國家如果受到誤導，以為有了什麼彎道超車的東西可以押寶，就不需要解決芯片等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這比認為將來有可控核聚變所以現在不需要發展核電技術了還要錯誤；因為可控核聚變不僅原理上可行，而且是真的能替代別的發電技術的；但量子計算的應用價值只是解決專門問題，而且其可行的原理還沒有搞得一清二楚。

當然，好的科普作品，也並不是沒有。在魏則西事件發生一年半以前，科普作家李治中就已經寫過科普文章説明他接受的這種療法是無效的，當時標題是《謀財不害命，中國的免疫療法現狀》。李治中説，這篇文章被淹沒在很多的偽科學裏面，被淹沒在很多的商業推廣裏面。

但他表示：“我堅持在科研的業餘時間做科普，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寫的東西能夠讓更多人看到，或許真的能夠挽救他們的生命，挽救他們的家庭，雖然不能讓他長生不老，但至少到後來不會人財兩空，這是讓我堅持做科普的最大的一個動力。”

“我們是兼職在闢謠，別人是全職在傳播偽科學”這是李治中的感慨。

寫了這麼多，有人會問，説闢謠，反對傳播偽科學我們都同意，可是媒體的作用不就是宣傳、公關等等，媒體上誇大報道一些科學工作，甚至就算變成了一些科學家的名利場，又怎麼了？之前中國科學報有一篇報道《科研領域“××之父”稱呼是否有濫用之嫌》，我寫了一篇評論，讀者就留言：

“媒體娛樂化大家都心知肚明，日本媒體還常常報道某某為3000年一遇美女，誰會去較真啊？誰是某領域之父，可以去看專業的書籍，裏面有詳細的描述，一個外行媒體看熱鬧，鼓吹一下，就能影響內行的判斷了？”

我來回應一下這位讀者。

內行的判斷需要學術界自我淨化的機制，而在中國這一點特別缺乏。君不見有院士連“我們的設備能看到木星上汽車的牌照”這樣的段子都是山寨國外的（不清楚的可以看看方舟子的文章），他還是這個領域中國最頂級的專家。

如果連內行的判斷都失去了淨化機制，那麼媒體一旦成為他們的名利場，誰來承擔科普的責任呢？前面説了，**科普是服務讀者，服務產生權力，更大的權力意味着更大的責任，為什麼我們對科學家的要求應該特別嚴格一些？**為什麼比如美國軍工企業可以誇大威脅去遊説採購，科學家為了經費就不能誇大一些事實？

因為科學家的公眾形象代表着知識、權威甚至真理，在公眾視野中他們要承擔的責任就特別大，你是不能隨便扯淡的，信任你的千千萬萬讀者當中，很多人可能還是青少年，很多人要依靠你的獨立判斷做決策，李治中不是説了嗎，你可能還影響到別人的家庭甚至生命。

教師節剛剛過去，其實和科學家一樣，醫生、教師這些羣體，社會責任也是特別巨大，是不好當的，他們代表了整個社會理應最清澈的地方，所以底線不能觸碰。

台灣被誘姦女作家林奕含有一本書《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那個老師強暴的不止是她，還強暴了她對文學的理解。她一直反覆追尋的是，一個懂得中國五千年浩浩湯湯文學傳統的人，一個傳播着真善美，懂得藝術的真諦的人，怎麼可以做出這樣卑污的行為？很多人也許不理解這個女作家，但我希望你至少理解一個淺顯的道理，你有特殊的身份，你的言行可能導致特殊的後果。

如果我們縱容媒體成為科學家的名利場，特別是在中國目前學術圈內自我淨化機制不健全的條件下，這看起來不嚴重，看起來許多人只是“小節”有問題，主要工作成就是沒問題的，但其實體現的是媒體服務意識的缺乏、權力意識的膨脹。

媒體是提出問題、發現問題的，繞過問題、迴避問題常常是權力和資本的視角，典型的比如這次很多媒體對劉強東事件的觀點，就是企業傢俬德問題不必探討，他們當然更覺得陪酒等潛規則不是什麼事。這次科普作家方舟子接連寫了好多篇文章評論劉強東事件，你可能覺得他跨界了，我倒是能夠理解，方舟子在媒體上科普、打假多年，也許他沒有想太多，但他的出發點是一以貫之的，即科普為誰而寫。媒體能否成為服務大眾的一股力量，從評論劉強東事件的觀點中，大家就可以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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