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的三種修辭_風聞

自從“革命”獲得其正當而合法的神聖性之後，與之伴隨的“進步修辭”也隨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而被烙印在幾乎每個人的腦子裏。近代中國的革命者無不以獨佔“進步修辭”的解釋權為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最高任務”。國、共兩黨始終都以“革命者”自稱，而將對方視作“反革命分子”，這一點甚至在中共建政之後依然如此[1]。“進步修辭”的合法性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於一個政權無論如何倒行逆施都要把那“二十四字箴言”的壟斷權牢牢地把控在手中，頗為可笑。

並非所有人都如此虛偽，至少在19世紀和20世紀，不少持反動觀點的思想家毫不掩飾地與主張“進步”的改革者爭鋒相對。這些保守思想家[2]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一套修辭，這也是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o O.Hirschman）在著名的《反動的修辭：保守主義的三個命題》[3]中所要論述的問題。

赫緒曼所認為的三個保守主義命題分別為：

1.悖謬論（Perversity thesis）：持進步觀點的改革者的初衷雖好，然而因為人類行為往往產生非意圖的結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而導致與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

2.無效論（Futility thesis）：由於社會背後存在着難以撼動的結構而導致改革者的努力不可能產生結果。

3.危害論（Jeopardy thesis）：雖然改革是可欲的，但是卻會引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成本和後果。

作者用三個歷史時期作為考察這三種命題實踐的例子。

首先是法國大革命。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為現代保守主義的鼻祖之一，其《法國大革命反思》即為悖謬論最經典的闡釋，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專權也成為革命者“求善得惡”的代表性事例[4]。而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則從無效論的角度説明，那些看似由大革命帶來的制度，事實上在革命之前就已經存在。如果是這樣，那革命到底改變了什麼？[5]

到了19世紀中葉，有關選舉權是否應該擴大到全體公民引起了巨大的爭論。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託（Vilfredo Federico Damaso Pareto）在觀察意大利選舉制度的擴展之後認為，無論是否施行了普選，社會都會被區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而國家在無論何種情況下，都是統治階級的掠奪工具，因此普選帶來的政治參與事實上就是一場騙局[6]。另一方面，在危害論者看來，普選將政權給予一般人，無疑是對“已經取得了的自由”的巨大威脅。法國的社會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無疑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

而20世紀中葉有關是否應該建立“福利國家”的爭論中。悖謬論者擺出了“設定最低工資導致失業增多”的論據；無效論者懷疑福利政策到底是否有真的資助到窮人，還是資助了作為福利系統管理者的中產階級[7]；危害論者則譴責對於窮人的資助將危害“已經建立起的自由和民主”[8]。

在論述完三種修辭之後，作者還對其加以橫向和縱向的比較，指出反動修辭常見的順序是在決策過程中使用危害論，在改革出現問題時拋出悖謬論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之後，再以無效論蓋棺定論。三者雖然有可能相互支持，但也存在互相拆台的關係[9]。

當然反動修辭也有可能被轉化成為進步的修辭。非常有趣的一點是作者指出無效論和極端激進派事實上站在一條橫線上，因為他們看到了社會背後“堅不可摧”的深層結構，只是保守派相信這結構將永恆不變，而激進派則認為深層結構的本質中是“堅不可摧”的進步之力，而歷史，“就站在他們一邊”[10]。我雖然贊同前半句的論述，但我認為激進派所追求的，應該是完全推翻結構後重建一切。

時間到了21世紀，傳統的“反動修辭”似乎已經銷聲匿跡，但是對於“進步話語”的普遍接受並不意味着實踐“進步理念”，反而是掛羊頭賣狗肉之風盛行於世。我本人雖然不見得是“進步話語”的忠實擁躉，但我想説的是，忠誠於自己保守理念，並且提出自圓其説的論爭的人，我依然是尊重的。然而掛着“進步”招牌而開着倒車者亦或自認為是“左派”卻享受着剝削他人成果的“面左心右”者，才應該背起加諸於“誠實的反動派”頭上過分的污名。

畢竟，和真誠的浮士德和守信的梅菲斯特相比，那個破壞誓約的上帝才是最無恥的[11]。

[1]彭劍：<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確保台灣？——陳誠在台灣時期的革命言論初探>，載周惠民 主編：《陳誠與現代中國》，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王思誠：《毛澤東與紅禍》，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1959年。

[2]用“反動”雖然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事實上這個詞已經沾染了太強烈的負面情緒而變得無法使用，所以用“保守”代替。

[3]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保守主義的三個命題》，台北：新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4]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第34頁。

[5]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第72頁。

[6]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第77-78頁。

[7]其實社會主義國家也面臨這個問題，有一個經典的笑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在資本主義體制中，人剝削人，而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剝削的方向正好相反。

[8]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第121頁。

[9]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第174頁。

[10]阿爾伯特·赫緒曼：《反動的修辭》，第191頁。

[11]梅菲斯特與浮士德簽訂協議，浮士德以出賣自己靈魂換取梅菲斯特對其願望的滿足，直到浮士德在偉大的填海工程中表現出對於人間美好的眷戀前，梅菲斯特一直兢兢業業地履行約定，而本來照約定應將浮士德靈魂帶入地獄的梅菲斯特卻被突如其來的上帝擊敗，浮士德得到了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