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中的法家拂士與敵國外患——胡鞍鋼教授“超美論”風波的時勢背景新詮_風聞

文 | 凌塵齋主人

自胡鞍鋼教授於去年5月在“中信大講堂”首次宣講“中國全面超美論”以來，學界質疑聲音不絕於耳。尤其在“厲害了”系列網宣與美帝啓動對華貿易戰、中國股債市局勢趨緊構成顯著反差的輿論大背景下，今年“8.1”前後，署名李志斌的一篇《淺談胡鞍鋼的全面超越論》和數十名清華校友關於解除胡鞍鋼清華職務的“呼籲書”引領了新一波“批胡”高潮。胡鞍鋼認為，現今中國的經濟、科技、綜合國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文化軟實力的發展進程已進入“全面趕超、主體超越”美國的時期——其中前三大實力於三五年前即已超越美國；而“批胡論”則強調胡的相關研究“結論預設、宣傳先行”，有誤國誤民之嫌，並以“大鳴大放”的方式要求清華大學解聘其公職。隨後，各類文章甚至開始深“扒”胡教授的家世、兄弟父母、個人品行等種種方面。“圍攻”至此，關於中國是否“超美”的大多數輿論已然偏離實事求是、深入分析的學術色彩，開始急速發酵為“美分粉紅大PK”的意識形態論爭與利益博弈——至少對某些人來説，**以呼籲解聘胡鞍鋼為由頭譏諷時局，既逞風聞言事之快又無腹誹直言之咎，一舉兩得豈不美哉！**縱觀輿論場域數月以來的喧囂沉浮，文章作者身為新鋭國際問題觀察者和從業人員，在近月的持久思辨中逐漸形成了視域獨特的系統論述，“經略網刊”將對這篇兩萬餘字的政論分作三次推送，以饗讀者。

首先需要開宗明義的是，本文並不立論於“挺胡”或“批胡”的二元思維基礎上，而是試圖進一步思考其背後的歷史邏輯轉折：（1）從“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到“新戰國時代”，“綜合國力”這一概念就當下中國而言是否擁有足夠的的參照意義和可操作性；（2）輿論宣傳的修辭慣性與胡鞍鋼“超美”風波的發酵有何內在關聯；（3）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及國族認同的混雜狀態，國人重拾“文化自信”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當在於何處。由是，本篇先論述問題（1）。

2018：“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休止符與動盪週期的開始

在後冷戰時代，美國主張的“單極秩序”和“霸權穩定”成為了描述近三十年總體國際格局的“公認”術語。據“世界體系”運動視角總結，這種“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即是指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由美國單極霸權輸出秩序與安全，歐日等其他“核心國家”、中國等“中間國家”（半邊緣國家）層級性地擔負相應的生產要素成本，在程度不一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各主要政治實體有機嵌入以WTO等國際機制為表徵的全球性市場經濟，由此形成分享和平、秩序與發展紅利的等級性全球政治經濟結構。它固然促成了全球經濟持續近三十年的繁榮與躍進，但這種既非民主、也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秩序已然伴隨新一輪的國際格局變遷呈現出新的裂變。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們看到：ISIS在中東興起、歐陸頻發的恐襲和難民危機、與此相關的英國“脱歐”、特朗普以馬基雅維利精神當選美國總統、日本自民黨持續在“修憲”議程上取得進展、加上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印太”概念的反覆渲染，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帶給習慣於“主流”思維的觀察者和理論家以一連串的衝擊和震撼，其中三類“大事因緣”頗值得玩味：

ISIS在中東興起

歐洲難民危機

其一，中美實力的接近終結了美國維持既有“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意願。隨着自身維持開放國際經濟體制成本的日益提高和中國經濟結構在全球產業鏈拓展的搶眼表現，出於對“自由貿易”致使新興大國權勢更增、本國製造業“空心化”趨勢不減的憤怒，美國保守主義外交政策開始全面回潮。以2017年11月26日白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的涉華事務講話和該年底美國出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前奏，以今年特朗普當局發起對華“貿易戰”為標誌，美國在官方層面開始正式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經濟互惠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最大壓艙石”被顯著動搖，體現“大國政治悲劇”宿命的“修昔底德陷阱”前所未有地籠罩在兩國關係上空。儘管特朗普四處開花的貿易鬥爭方略損害了其與盟友歐日韓的緊密關係，使之一時間無法結成實質“統一戰線”合力對華，但此前形成的亞太經貿合作體制毫無疑問已經伴隨着諸大國的權勢競逐和關係改組遭到嚴重震盪。相關事態包括：在“朝核-薩德問題”助推下的東北亞經濟-社會裂痕、“釣魚島-南海問題”影響下的中日關係與東南亞各國合作延宕，與此同時以民族主義為牽引的保守意識形態開始在各國社會加速浮現。

其二，地緣樞紐國家和主要大國紛紛進入“強人政治”時代終結了國際關係的“平穩”和“可預測性”，大幅壓縮傳統地緣問題迂迴空間的同時也使之不乏戲劇性轉折的可能。將過去數年的時間線鋪排一番可顯著發現：2011年金正恩上台後即憑藉強勢手腕加速核導實戰化，以“氫彈試爆”裂解東亞各國合作進程（導致中美敵對、中韓交惡、日韓靠近）於前，又主動調整對華關係、實現朝美首腦會晤、拉住韓國為其背書於後；2012年9月份以來日本錯判形勢堅持“購島”，卻未能料到中共十八大後領導核心主抓軍改、勵兵講武，不僅在釣魚島海域實現了中方佔優的“交叉控制”，而且進一步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海軍更是頻經國際戰略水道以為演訓；2014年莫迪主政印度後即推行諸如廢鈔、税改等激進經濟措施，更以大國自命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屢屢試圖將“南亞霸主”遏東貫西、左右逢源的地緣優勢發揮到極致，在美中角力於亞太的大格局下步步為營拓展自己的“印太夢”；2016年杜特爾特就任菲律賓總統後即以反腐反毒的強硬形象示人，不僅在各種場合痛斥美國對菲律賓內政的滲透控制，且一改阿基諾三世舊貌，力主對華合作，南海形勢為之一變；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堅持以“美國優先”為綱，“推特”“退羣”兩手抓，拳打建制派、腳踢聯合國，更兼對盟友和昔日經貿夥伴開動貿易戰，寧發“七傷拳”、不為和事老，其與普京“英雄相惜”則不乏有平抑中國權勢上升的“三角均勢”考量。由此，國際政治進入了複雜多變、僅憑經典理論和“數量模型”反倒難以窺其堂奧的“新時代”。

其三，在歐美和其他少數大陸性國家，出現了主體民族人口比例下降、少數族裔依憑各類“政治正確”庇護迅速壯大的局面，可能終結各主要政治實體內部身份認同的穩定狀態，為“文明的衝突”和“文明內部的衝突”增添新的變數。2015年以來的難民危機表明，生育率低而人口老化的歐盟國家一旦放鬆對人口年輕但生活貧困的西亞北非裔人口的“計劃吸收”，以穆斯林為主的偷渡客所引發的伊斯蘭化勢將席捲歐陸。工作機會與公共服務的爭奪、生活習慣的不適、宗教信仰的對立已經導致不少歐盟國家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崛起。相較之下，正是出於對維護“白人至上主義”和“合眾為一”基督教主流信仰的敏感，作為中東亂局的始作俑者、平時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帝反倒在特朗普就職不久後（2017.1.27）即發佈了停止向7個伊斯蘭國家發放簽證、拒收敍利亞難民的“穆斯林禁令”；幾乎與此同時，著名伊斯蘭問題專家比爾•華納博士《關於伊斯蘭飽和的臨界點》和美籍華裔學者謝傑瑞《少數羣體如何施加影響改變社會共識》的報告開始廣泛流傳。前者指出“政教合一”的政治伊斯蘭運動是極端宗教羣體對世俗化社會的最大沖擊因素，後者強調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見能夠迅速被一羣隨機分佈、積極轉化他人的高忠誠度羣體所改變，因而——一旦原教旨化的穆斯林羣體超過一國人口總數的10%，除非武力衝突和外來介入，否則無一能倖免被全部伊斯蘭化的命運，目前德國、瑞典、法國、比利時等國家的“伊斯蘭化”速率比埃及、突尼斯、伊朗、伊拉克等國當年快了足足2.3倍。

就我國而言，儘管漢族人口比例和中華文化的向心力仍然保持總體穩定，宗教中國化工作有力推進，但西北邊疆打擊“三股勢力”的任務伴隨“一帶一路”開放格局的形成勢必更加艱鉅繁重，而東南沿海外國商貿和務工人口的壯大、若干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對“特色語言文化”廣開綠燈、“清真”產業化和阿拉伯化在更廣闊的地域範圍星火頻現，均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認同提出了新的現實課題甚至是挑戰。

根據上述，便不難得出如下基本論點——（1）在新一輪產業競爭與軍事角逐面前，“老大老二”的博弈規律愈發凸顯，世界經濟體系的穩定性日益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其耦合機制開始進入震盪期，各國國力的評價因子和要素含義也將有所調整；（2）列強之間的權勢競合與衝突較過去更為複雜，在外部各類固有地緣矛盾難以迴避的同時，跨國宗教認同與內部少數族裔亦將挑戰國家治理能力，並顯露出改變文明版圖的苗頭；（3）錯綜複雜的利益紛爭使諸大國對馬基雅維利、黎塞留、俾斯麥、羅斯福之類現實主義國務家的呼聲更趨強烈，“新戰國時代”的降臨恐非危言聳聽。對我國來説，隨着內部改革進入深水區、外部環境的不穩定因素和潛在風險顯著上升，維護“戰略機遇期”的難度和成本更為提高，在新邊疆、新高地搶佔優勢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任務與擺脱種種“陷阱”魔咒的現實壓力面前，今日中國的內外格局與十年前北京奧運時期的“和平盛景”已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主要憑藉“綜合國力”概念對當下中國和世界加以衡量、定位和把握，已愈發呈現出侷限性。明乎此勢，方能對國力“超美論”風波進行更加深入本質的探討。

​國際競爭：綜合國力還是戰略能力更重要？

單論“國力”一詞，出於競逐霸權的實際需要和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地位，西方國家的相關研究由來已久，1890年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二戰前休曼的《國際政治學》（1933）、戰後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1948），都涉及到國力構成的探討與比較分析。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克萊因方程”揭開了國力比較研究科學化、綜合化的序幕。但“綜合國力”本身並不見諸於西方經典政治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思想，與20世紀上半葉及其以前的中國傳統思維亦無關聯，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了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中確定自身地位、順承西方前沿國力研究趨勢進行探索的產物，官方、民間和學界高度重視“綜合國力”則更是地道的“當代特色”。創刊於1992年的《中國國情國力》迄今仍在期刊方陣中扮演重要地位，被軍迷們戲稱為“民工科技”的《兵工科技》雜誌前身就是1995年創刊的《科技與國力》。

從字面分析，“綜合國力”因其“綜合”屬性而難有“確定答案”，因其以“國力”為分析對象而自帶政治價值。某種程度上，“綜合國力”之於我國既被“歷史悠久、地大物博”投射以“當代意義”，又在其具體研究中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號召相對接，從而成為具有愛國主義象徵內涵的複合性概念。就其實踐意義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黃碩風“綜合國力動態方程”等為代表的科研成果既與國際研究動態相對接，為國際公認的國力排名（第五、第六位）則使中國相當長時間內（1995—2005）以僅有的發展中國家身份躋身昔日列強和發達國家之間，這無疑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政治身份一道，象徵着中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直接強化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其政治宣教色彩日漸增強。但當時間轉向21世紀第二個十年，“綜合國力”的輿論動員作用開始邊際遞減。

首先，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整體性相對衰落，中國的國際影響驟然上升，及至2010年中國製造業產值開始位居世界第一更被賦予非凡的政治意義，此後無論是公開進行“中段反導試驗”還是四代機“殲20”首飛，中國在外部持續壓力和內部分裂勢力挑釁面前一改對尖端技術“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心低調，使得國內外普遍認為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意志堅定不移，並正在努力將“唯一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預言變成現實，這令偏重於靜態和整體對比的“綜合國力”宣傳不復吸引眼球。人們更多的是期盼看到中國究竟在具體什麼領域追平或超過了一般發達國家、具備了同美國較量的資格，以及這種較量的現實意義何在。

其次，“綜合國力”的長足進步，必然同時意味着中國涉入國際事務日深，一改“韜光養晦”舊貌而更加側重“奮發有為”。這種“負責任大國”身份考驗的則是中國在具體國際行為中維護國家利益的意志與能力，以及提出區域乃至全球治理方案的號召力和夥伴關係的輻射力，上述種種勢將淡化國力的“綜合”色彩，使之更加傾向於單項實力的動態比拼。無論是南海“種島”、亞丁灣護航、利比亞撤僑還是“一帶一路”倡議、“G20”峯會和巴黎氣候大會，都讓國內外對中國有着雖訴求各異但都更為明晰的期待，這本身就不是以“籠統”和“宏觀”見長的“綜合國力”所能反映出來的。

最後，從歷史變遷看，“綜合國力”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整體外交戰略處於守勢狀態的分析性概念，適應了當時中國蓄力發展、專注建設的總體環境。1995—2005的十年間，台海危機、5.8炸館、撞機事件、對岸“入聯公投”等問題，使中國上下不得不作出“傾全國之力”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最壞打算，其時“綜合國力”不僅具有衡量中國發展狀態的含義，更涉及到“上下一心、團結協力”“保障改革開放與和平建設大局”的整體性政治動員。而2010年以降，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當中國的經濟實力開始坐穩“世界第二”，試圖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讓人慾拒還不得不迎的“修昔底德陷阱”使“綜合國力”一詞備顯尷尬。

一來中國輕易再不至於悲情色彩地為維護某項國家利益而動用“綜合國力”概念來實現輿論動員；二來過度宣傳“綜合國力”容易遭到敏感領域“現實反差”的詰問、降低相關研究的公信力；三來剛站在“老二”位置不久就宣揚“綜合國力超美”云云，有可能在反華勢力的利用下使我外部輿論環境陷入被動。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的標新觀點一經宣傳放大、推波助瀾，其學理價值必然在調動“中必贏”或“中必輸”的極化輿論環境中被完全稀釋。胡鞍鋼教授此時就中國“綜合國力已經超美”宏論一番，自有其值得尊重的家國情懷和理應正視的學術依據，但無論在話題針對性和宣講動員性上看，都不可避免因過於宏大而處於“失焦”狀態且容易遭到扭曲。

具體來看，“綜合國力”的絕大多數衡量指標往往採取過於靜態的數據及其耦合算法，忽略了地緣政治關係的急劇變革、外交家對“機會窗口”的塑造與把握，忽略了國務家對內領導與組織能力、資源汲取與應用能力的真實變遷，從而天生欠缺足夠的戰略抓手和實踐意義。形象地説，“綜合國力”很大程度上描述的是一個國家一段週期內的“命”，卻欠考慮國家在變局中所處的“運”。運者，勢也！未雨綢繆於自我發展週期變化的大勢、國際格局變革改組的大勢、國際競爭焦點變遷的大勢，其重要性均不亞於對已有的靜態指標的掌握。以史為鑑，冷戰中的美國無論多麼不願看到“多米諾骨牌效應”出現於亞洲，在以歐洲為戰略重心的兩極格局大背景下，面對席捲東亞的革命風潮與民族解放運動也是徒呼奈何；不得不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大清，無論何等“龍沙雁海、盡列藩封”，在當時GDP全球第一的情況下仍未能避免湖北巡撫胡林翼在長江上看到蒸汽船“日行千里、行走如飛”的迅捷景象後舊疾復發、吐血墜馬。論綜合國力，俄羅斯自然不如中美，但國際博弈能力並不低，在中東、中亞等地的戰略存在感絕不差；中國成為“老二”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總量和急速工業化進程帶來，但這個經濟成果的代價如何、其成為國際權力的轉化率怎樣，卻鮮有人研究。

身處不同的改革運勢與發展階段談中美國力的對比，本來就是複合性的專業命題，它涉及到領導人的施政方略和政治意志，相關表達必然有其指向性；而到戰略戰術應對層面，雙方在具體領域、地緣空間投入的資源數量、質量及各自敵我友的多寡無疑比經濟、軍事、科技等幾大領域宏觀的數據羅列更有價值。應該看到，中美競爭的不僅是塊頭多大的“綜合國力”，更是在不同領域聯動博弈的“戰略能力”——前者看存量，看總量規模，比的是靜態座次；後者看增量，看專門指標，比的是戰略邊界與能力極限的匹配程度、階段目標與實施手段的匹配程度，以及塑造態勢與危機決策的水平高低，往往藴含着“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可能。特朗普上台以來，屢次就朝核問題向中美關係“極限施壓”，大有訛詐意味，中國則通過在東海、南海示強，並抓住金正恩、文在寅意圖緩和半島局勢的契機，實現了利益的止損。實際上，不獨對手之間，即便在國際政治的同盟結構中，實力弱小的一方憑藉“主場”優勢和外交手段製造有利環境以實現利益拓展的做法也不乏其例：1958年8月赫魯曉夫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訪華，隨後毛澤東挾中蘇聲明餘威指示炮擊金門，赫氏矇在鼓裏卻不得不力挺中國，此險着雖不免損及雙方互信，然收放有度之下仍不失兵家妙手；半個世紀以來朝鮮金氏祖孫更是將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狐狸精神”發揮到極致，縱然“綜合國力”遠為不濟，但在戰後數十年的風雲變幻中始終善於捕捉大國矛盾，目標精準、出手老到，非但對擁導擁核“咬定青山不放鬆”，且每每核導試驗及其前後的外交表現都能催化其餘五方關係出現顯著變化，從而拓展自身的戰略生存空間。

由此可知，“綜合國力”更多地如“國家地理”般提供一國的“概況”，其相關指標亦難確定唯一的權威性，這對面臨着眾多內外挑戰的我國而言無疑遠遠不夠。在劇烈的國際競爭中，建立在“戰略能力”論證基礎上的國力比較無疑更具現實意義。也正因為如此，即便是閻學通教授於2013年提出“世界格局即將進入‘兩超多強’時代”，也並未引來如是敏感和巨大的質疑，反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被越來越多的論者所接受。筆者無意就閻、胡兩位教授的成果進行比較，亦由衷期盼胡鞍鋼教授展望的圖景在國人的努力下能夠儘快成為現實，但“超美”言論引發如此風波，除了“美帝”自帶BGM光環的影響力之外，當下中國浮躁的輿論環境和麪臨的種種治理難題則是其首要原因，下文《胡鞍鋼為誰受過：“厲害了”背後的浮躁與隱憂》將對此展開細緻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