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骸上的舞者：一戰華工100年（2）_風聞

4.

1915年5月25日，經過了一番博弈，袁世凱最終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前四號條款。有人認為，之所以向日方作出如此重大的妥協，只因那時的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封建復辟、想要自己來做一個“中華帝國”的皇帝，要做到這一點，他又不得不首先討好虎視眈眈的日本人。對於這一觀點，後來的歷史學家頗有一番爭論——但不論怎樣，即便此時此刻，這位熱衷於投機的政治家果真懷私攜詐，面對眼下的危局，他也不得不想出一個化被動為主動的辦法。

因此，有關參戰的議論，便又一次被提上了議程。

可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上，弱小的國家，又什麼時候，擁有過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力？為達到目的，北洋政府做了周密的部署。就在歐洲戰場上的大規模傷亡一日更甚一日的節點上，11月6日，他們照會英國政府，明確表示中國將正式對德宣戰的計劃。而為避免日本人從中作梗，中方還同時請求英、法、俄三國，以協約國的身份，邀請中國參與到戰爭中去。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投其所好、趁列強有所求時，將中國的因素，投至其中。

很快，為增加參戰的籌碼，北洋政府通過樑士詒，經香港，以秘密的形式，向英軍支援了至少三萬支槍。這對戰火紛飛、減員嚴重的歐洲來説，無疑是雪中送炭。對此，協約國紛紛表示歡迎。而在那使帝國主義列強不得不低頭妥協的危機中，對於中國參戰的可能性，作為協約國集團的一方，似乎也一定程度上開始鬆動。

然而，這一切，都被身居遠東的日本人看在眼裏。遠在明朝的時候，這座島國的領導者豐臣秀吉，便已對她垂涎欲滴。征服中國，那是他們穿越幾百年的夢。時空輪轉、朝代更迭，但這夢，卻始終不曾褪色。近代以來，他們憑藉着“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運動，利用發展近代工業、教育、軍事，從而躋身列強之林。1895年，他們打敗了清朝號稱“遠東第一水師”的北洋水師，逼迫滿清政府與之簽訂了尊嚴盡失的《馬關條約》——而這新興崛起的東亞帝國主義列強，卻又將昔日的野心重新拾起。

中國人想要參與到“協約國”一方去，尚未將其分而食之的日本，又豈能同意？

他們向協約國提及了一個看似有些荒謬的觀點：他們聲稱，東亞人的體質，不適合在寒冷的歐洲山林作戰，故而既不會允許本國軍隊前往歐洲，亦不贊同中國軍隊挺進戰場。日方所需要的結果很好理解。他們既要保證自己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又堅決反對未來重組的國際秩序中，把任何平等對話的席位，交給中國人。

為此，他們甚至還曾向協約國暗示，聲稱一旦中國派兵參戰，日方將很可能將採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不過，精於算計的日本人，這一次，卻並沒能把問題算得周全。

對於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擔憂，中國人早已有所準備。身居北洋政府高位的梁士詒，除去武裝參戰之外，早已為中國參與戰爭一事，部署了另一個方案。

早在6月間，他就開始嘗試帶着自己的構想，私下與英、法兩國溝通和洽談。當由“武裝人員”參戰的提議遭到拒絕後，被逼到絕路的梁士詒，突然斬釘截鐵地決定，將“武裝”二字去掉，直接派遣一批工人前往戰場，以輔助其作戰後方的生產與勞作。

而這些工人，就是後來的“華工”。

傲慢的英國，再次拒絕了中方的提議。

但身為主要戰場、傷亡慘重的法國，則很快就表明了其支持的態度。

1916年1月17日，項目啓動了。經過研究，他們決定派遣一位“農學技師”，前往中國負責招募華工。此人名叫陶履德，本是一名退役上校。在這裏，他所代表的，正是法國政府。

只不過，當時的中國，並不能夠完全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在北京和天津的部分地界上，德國與奧匈帝國依然駐紮着自己的軍隊。介於此，中國不得不依然在名義上堅守中立，避免其敵對力量借題發揮，從而愈加擴大對中國的傷害——這便是代表官方的陶履德上校為何要以私營企業“農學技師”的身份，而非其軍方身份前來的主要原因。

經過北洋政府方面的配合，一家叫做“惠民”商業公司的“私營”公司在北京開業了。這家公司的身影，很快就在天津、江蘇浦口、香港、山東青島等地遍佈開來。

而它，就是法國人用以招募華工的平台。

於是——1916年，就在絞肉機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着它特有的血腥味，進入到它冷酷無情的第三個年頭時；就在總人口只有4000萬、卻身為主戰場的法國，其15-49歲的男子和13-30歲的男子，死亡率分別呈現出驚人的13.3%和33.3%時；就在互不相讓、血肉橫飛的戰爭，造成了法軍尉級以下軍官，甚至無法在戰場上存活三個月的慘狀時——黃皮膚黑眼睛的他們，終於來了。

                                                       5.

也許沒有那場慘烈的索姆河會戰，傲慢的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就不會主動地放下身段，向那些它所認為的弱者，發出求援的信號。

始於1916年7月的索姆河會戰，爆發於法國北部的索姆河地區。這場會戰總共持續了半年，戰爭的慘烈程度超乎人們的想象。只是在第一個月，英國遠征的傷亡和失蹤人數，便已達到驚人的187000人。第二個月，這一數據竟飆升至220000，甚至更多。可戰爭依然還在持續，傷亡、失蹤，依然還在增加。更糟糕的是，從始至終，德國人的防線都依然未曾被撕開，而英軍的損失，卻依然還在繼續上升着。

經受了嚴重減員的英國士兵，不得不一面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一面在休息時，回到後方，從事諸多非軍事性工作。四面的血腥味使人絕望，絕望的氣氛中，有人開始抱怨，有人變得渙散。這場被嚴重低估的戰爭，看上去遙遙無期，似乎是要將所有那些鮮活的生命，全都吞入腹中。

殘酷的現實，擊碎了帝國主義的傲慢。此時此刻，他們或許也曾反思、或許只是突然的靈光一現。預料之外的窘境困擾着他們，威脅着他們——使他們不得不終於放下了身段，將那高人一等的態度暫且擱置一旁，而後將目光投向遠方、投向東邊、投向了那個古老的國度。

他們想起了中國。

一戰索姆河戰役

招募華工的決定，是英國方面在1916年8月告知法國的。本質上來説，這一決定的背後，是世界最早的工業大國，向一個人民食不果腹、生產力極度落後的衰老國度，一次屈尊的求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尋求援助、獲得援助，對於那些願意向其伸出援手的人，不論是什麼樣的帝國主義列強，不論它來頭多大、名頭多響、實力多強，身在這所謂的“文明世界”，它們都理應懂得感恩——因為這是身為人類，最基本的道德與良知。

然而，在近代文明的急先鋒——大英帝國的眼裏，對於那些弱小的國度，什麼樣的道德、什麼樣的良知，都似乎變成了一種荒謬。

如何使利益最大化、如何使損失最小化——資本主義的頭腦裏，似乎永遠都只在進行這樣的盤算。即便他們所面對的並非是物品，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即便這些目不識丁的小夥子們，擁有着善良淳樸的內心，擁有着吃苦耐勞的本性——且這所有優良的品質，都將最終服務於大英帝國損失慘重的軍隊。

而英國人首先想到的，卻是如何在招募時繞開北洋政府，以避免其談判過程中的一切“討價還價”。

就這樣，帶着這種生怕“吃虧”的思想，他們想起了一個地方。

1895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的勝利，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中除去要求中國向其割地賠款的要求外，還規定日軍在其海上防禦重地——山東威海衞，享有駐軍的權力。

隨着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進一步的瓜分——包括德國方面對膠州灣的侵佔，沙皇俄國對旅順、大連的入犯——作為老牌帝國主義、且是第一個用大炮轟開中國國門的國家英國而言，他們自然不會甘於人後。他們伺機而動，試圖在這新一輪的瓜分狂潮中，分得屬於自己的一杯羹。

而地理位置極佳的威海衞，則是他們一眼便相中的“盤中物”。

1898年，通過多方的協商，甚至付出了情願為中國向日方墊付賠款的代價——英國人終於如願以償。思忖再三的日本人，被英國給出的條件打動了。他們接受了對方的請求，將軍隊正式從威海衞撤出。

7月1日，在英國人的威逼下，清政府的代表，在一份《訂租威海衞專條》的條約上，又一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近代以來，清政府所簽訂的條約內容，總是五花八門，可所有那些條約的本質，卻又是千篇一律。每一個落款都代表着一份恥辱，每一份恥辱的背後，都充滿了複雜的情緒。

“弱國無外交”。談判桌上，不會再有人去回味這個國度曾經數千年的輝煌，而至於她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在工業革命的船堅炮利下，彷彿已被炸成了灰燼。究竟是文明在物質進化中發展，還是野蠻在文明的旗幟下膨脹？沒有人知道。

中國人只是通過一個看似“文明”的形式，在那毫無商量餘地的賣國條約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自古屬於中國的“威海衞”，就這樣，從一個侵略者的手中，被轉移到了另一個侵略者的手中。

——1916年，當戰場上的慘烈傷亡，迫使英國人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這弱小的中國時，他們首先想到的地方，正是這片被其竊取的土地。

為避免當時的北洋政府在招募華工的談判中“討價還價”，英國人打算繞過官方渠道，直接在由其控制的山東威海衞進行招工。

這一舉動、和構成這一舉動的動機——這一切，對於中國人而言，本身就是恥辱。

而至於合同怎樣制定、怎樣使用工人——這些問題，則更是完全由英方自己來決定。按照英方的設想，他們既要一方面獲取長期使用勞工的權力，也要能夠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將這批勞工辭退，既要讓這批華工投身於殘酷的戰場，又要用最為廉價、最為羞辱的方式去對待對方、奴役對方。

這一年，按照計劃，他們在威海衞設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在這裏，招募者將以英、法兩國共同制定的20多項體檢標準，剔除掉那些患有沙眼、肺結核、性病、瘧疾、痔瘡，甚至壞牙等疾病的應募者，併為正式定招的勞工們，每人分發一個不同的號碼，繼而，要求他們手持一塊寫有此號碼的小石板，像個疑犯那樣，將其端在胸前，留下一張屬於自己的照片，然後將這照片，黏貼在一隻屬於自己的薪水本上。

做完這些，招募者還會請來一位中國文人，要求他幫助這些勞工，將他們的年齡、身高、應徵日期、本人地址、在中國領取薪水和分配個人物資者的資料、以及失蹤或死亡後，軍方應該通知的對象等信息，填寫在一份由英方頒發的身份證上，再然後，還要由勞工本人在身份證和合同上同時按下自己的手印。

除此之外，華工們還必須在一個叫做“待發所”的地方，聽從僱主的命令，將一支鑲嵌有自己號碼的銅箍，緊緊地鉚在自己左手的手腕上。僱主告訴他們，當輪船抵達歐洲的時候，當他們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的時候——這手腕上的號碼，將是他們唯一的身份證明。在未來的日子裏——一直到合同期滿以前，他們都不得不與這支礙事的銅箍，一起度過每一個深不可測的日夜。

在隨後的漫漫征途上，疲憊的華工，還不得不在抵達法國時、和投入工作前，先後兩次，由法國方面的手印專家驗明正身，這才算真正地走完了抵達目的地以前的全部流程。

一百年過去了——一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搜尋歷史，認真地就將那些歷史上的相似和巧合相互比對時，一個令人無比氣憤的結果，便浮現在我們的眼前。在更早的時候，西方殖民者也曾大踏步來到非洲，對那裏原本快樂的人們犯下過滔天的罪行。他們將對方野蠻的殺戮、無情的奴役、像物品那樣肆意販賣，而對那一顆顆鮮活生命的哀嚎，從來都不理不問。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些來自非洲的靈魂，從來就沒有什麼人格。

他們給每一個非洲奴隸的手腕上，套上一個銅箍。銅箍上的那串數字，就是這羣可憐的人們，唯一的身份。

而這一切，與華工在“待發所”中遭受的羞辱，又是何其相似！

始於1916年7月的索姆河會戰，只在短短的幾個月間，便造成了英國遠征軍驚人的傷亡。面對巨大的損失，傲慢的他們，不得不將目光投向了弱小的中國。

本質上看，他們有求於中國，他們需要中國。

他們本該低下那不可一世的頭顱，用温和的態度、謙卑的姿態，請求這個古老的國度，伸出援手。

然而，他們始終都不曾這樣去做。

他們始終，都以一副“高貴”的姿態，鄙視着那些淳樸的人民、羞辱着那個善良的民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