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辦公室要被分成格子間？_風聞

原圖出自《桃色公寓》劇照 

**摘要：**現代人醒來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工作當中度過，通過工作謀生的我們是否註定要在狹小的辦公室隔間中失去自由？在互聯網高度發展的今天，帶着筆記本電腦就能隨地辦公，不限於狹小隔間的工作者是否意味着白領打破辦公室格局、走向自由？我們尋求工作的意義，同時期望着未來出現更好的工作方式。

現代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工作上面。辦公室就是我們最常遭遇的日常空間。辦公室最早是如何起源的？它是如何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其中的空間構造和擺設又是如何適應資本主義對生產過程的管理的？勞工研究者和新聞工作者尼基爾·薩瓦爾的《隔間：辦公室進化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一書追溯了現代社會辦公室文化的起源——一個個狹小、侷促的立方隔間（cube）中上演了現代人一步一步地控制和束縛自己身體和行動、並逐漸變得心甘情願如此的歷史過程。該書不僅從社會學、經濟學、建築學和管理學等多方面視角來探討辦公室進化史，還引入大量的電影、小説文本：從米爾斯和大衞·里斯曼的理論文本，到辛克萊·劉易斯諷刺美國實用主義的文學作品，到《桃色公寓》、《廣告狂人》等反映辦公室文化的著名影視作品，全面展現美國戰後商業文化的發展和新階級的崛起。

該書因其塑造的情境真實、文字可讀性強，獲得《紐約時報》2014年年度好書的佳評。這本素材豐富的社會史學佳作，不僅探討辦公室這一空間本身的內部結構和進化過程，還將其作為一面透鏡進一步透視辦公室政治、辦公室中的女性生存狀況、以及泰勒主義在新時期應用與挑戰等等一系列相關的人文議題，可謂包羅萬象。

泰勒主義在辦公室的新應用

泰勒主義思想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採用科學的管理理論體系、實現生產環節的分工和標準化、加強員工培訓等舉措，其根本目的在於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員工可能浪費的時間，以期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泰勒主義本來廣泛運用於大工業生產當中，辦公室空間的雛形最早就是泰勒主義的成果：最早的辦公室是為工廠中的管理人員而設置，這些管理人員負責督促工人們提高工作效率，他們設計出將薪酬和工人的工作時間直接掛鈎的舉措，建立起新的獎勵制度，保證工人不會因注意力渙散而犧牲效率。因而，辦公室的發明，不僅標誌着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系統的確立，而且還帶來了新的階級分化——即新的管理和監察階層的出現，他們所負責處理的是紛繁複雜的文書工作，譬如處理通訊郵件、賬單、員工記錄等等。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美國各大傳統工業城市陸續開始了去工業化的進程。低端製造業大多被轉移到海外，而白領階層開始在勞動力市場上佔據優勢，在1951年，白領階層數量在勞動力市場上達到了50%。白領階層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被認為是“知識工作者”，不過他們在辦公室裏依然承擔着枯燥的、日復一日、千篇一律的文書工作，似乎以往規範着工廠車間的泰勒制度全部被搬運到了如今的辦公室空間，只不過是曾經的血汗工廠轉移到了辦公室，讓辦公室變成了白領血汗工廠而已。泰勒制的本質——嚴格計量制、標準化、敦促員工額外付出時間的薪酬激勵制度等等——都原封不動地保留着。

當然，泰勒制在新時期中呈現出了全新的變化和發展。例如在戰後，大量公司都啓用了“個性測試”這一科學模式來管理員工：

“他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他是否具備良好的社交判斷力？……他是否穩定踏實？他是否快樂？他是喜歡不斷改革還是安於現狀？”

這些測試問題旨在挑選出最適應於團隊合作的人格，獲得最高分的員工通常在所有問題上都選擇了最中立和中庸的答案，因為那代表了他的適應性，以及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能避免衝突的能力，擁有這樣人格的員工能在公司當中做一個受人喜愛的“遵命先生”。辦公室空間的普及使得公共關係學和組織管理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人們被迫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辦公室社交併加入花心思討好上級的活動中，成為“他人導向型”（理斯曼語）人格，而主動地放棄了自主創造性的發掘。辦公室磨平了人們的稜角和所有鮮明的個性。

普遍蔓延的女性恐慌

辦公室的出現讓女性的權利解放邁進了一大步，以往在工廠這一重視體力工作的空間中，女性是絕對的弱勢羣體，但是在辦公室工作的競爭中，女性卻可能佔據更大的優勢，女性的細緻、認真和高度服從性使得她們在文書工作上絕不輸給男性。到了1920年，美國總共300萬辦公室文員當中，女性就佔到了50%。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女性通過成為辦公室速記員和文秘迅速擺脱了貧困的狀態，她們只需要學習簡單的打字技能就可以一躍進入白領階層。與此同時，大街上到處是培訓打字員的廣告。不過在辦公室中依然存在着男女不平等， 女性不僅承擔着最枯燥的工作、拿着較低的薪水，而且基本上被奪走了晉升為管理者的機會。辦公室對女性的命運來説可以説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

辦公室對於兩性交往關係倫理的影響可以説是巨大的。20世紀初期，辦公室只招聘未婚女性，且被招聘的女性大部分處於單身狀態，她們一邊遭受着老闆和辦公室男性員工的性騷擾（一直到20世紀下半葉，性騷擾一詞才被髮明出來，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一邊還需要學習如何得體地應對，來保住自己好不容易掙得的能為自己獲取自由的機會。為了爭取加薪的機會，女性面對着老闆熾熱的目光只能採取配合的姿態，但她們卻被廣泛污名化為隨時等待被召喚的妓女。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並非全然是出於女性的主動——根據調查，在當時被解僱的秘書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因為不願意陪老闆去夜總會，被老闆以性格缺陷的名義解僱。因此女性在夾縫中生存的同時又要以曖昧的姿態周旋其中。辦公室環境日趨自由和解放，卻讓辦公室成為社會道德約束的法外之地。

電影《秘書》海報

因長期生活在循規蹈矩和虛與委蛇的辦公室文化當中，男性普遍產生了一種男性氣質的焦慮，並指責辦公室中的所有女性都是藉助與老闆調情來獲得職位晉升的拜金女。這樣的女性在事業上超越男性，讓男性的自尊大受損害，於是產生了社會流行的“厭女症”情緒，而那些無法在辦公室人際關係運作中讓自己脱穎而出的男性尤為嚴重。辦公室男女職員之間充滿了互相敵對與傷害，甚至散佈言論稱這些中看不中用的女職員會毀掉公司。大量戰後的影視作品，如《娃娃臉》，都反映了辦公室的普及對婚戀關係的巨大影響，以及“掙扎在金錢和婚姻之間的女性”這樣的命題如何在辦公室文化中有了全新的演繹。

總而言之，在辦公室文化普及的初期，它所許諾的女性解放並沒有到來，女性依然面臨着不公平競爭，甚至是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羞辱，女性如何能平靜而優雅地在面對這一切危險的過程中控制住自己，成了女性在辦公室中生存首要的素質。

從開放式的空間設計到未來辦公室空間展望

1960年代，隨着知識工作者的地位顯著地提高，以及個體自由的觀念日趨強化，辦公室的設計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不再將職員像一個機器和傀儡般地束縛在機械的方格空間中，而是更強調“人性化”的設計。這個時候，辦公室空間才真正地擺脱了以往工廠式的、效率至上的泰勒主義，而走向了人與環境關係的整體論思考，這種理論不打算用律令強迫人們工作，而是希望構造良好舒適的環境讓人們更加享受工作本身，讓工作變得“生活化”、更容易忍受。出於這種考慮，辦公室空間逐漸轉變到充滿機動和開放式的空間。例如杜邦公司採用的“辦公室景觀”，表面看似雜亂無章，實際上是為了讓辦公室格局以隨時調整，並以此來適應靈活多變的工作項目。人不再被死板的格侷限制，而是格局隨着人活動的變化而相應做出變化。

圖為“辦公室景觀”

另一種設計來自普羅帕斯特設計的“行動式辦公桌”，行動式辦公桌是一個六邊形的空間，因為職員偶爾需要站立起來跟同事進行頭腦風暴，所以設計了可摺疊起來的靠牆辦公桌。六邊形空間的一側是供員工演練思想的黑板，另一側還有小小的咖啡圓桌台。總之，行動式辦公桌滿足了一切辦公室人員可能需要的活動狀態，為其提供舒適的行動空間。設計者充分認識到，辦公室工作已經不再只是一項機械的文書工作，而是知識工作者相互之間發生智力碰撞並孕育出各種奇妙想法的工作，因而需要配以更靈活的設計。然而這種開放式空間設計的理念終究也只不過是一種理想化的規劃，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們都理解了這種新時代的要求與靈活機動的人性化關照，他們甚至單純地認為只需要採購整齊劃一的辦公設備，之後把人一個個安置在隔間中就完事了。

圖為第一代行動式辦公桌

20世紀末期，計算機通信技術的廣泛普及，帶來辦公空間的急速變化，甚至有人預測在未來，辦公室將會消亡，辦公大樓可能會成為空樓。現如今，多元化的工作方式已經十分普遍，在家工作、遠程辦公和虛擬辦公都將在可見的未來成為趨勢。另外個人自由創業的浪潮也開始興起，人們或是在一個公司積累幾年經驗、拉到投資後立刻成為一個創業者，或是在自己的公司被併購之後迅速創立下一個新公司……工作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正在空前地上漲，臨時工也可能成為未來辦公就業的新趨勢。種種趨勢都在告訴我們，“工作”這一概念正在經歷全面變革。

“據軟件公司Intuit預測，至2020年，自由職業者，臨時僱員，日薪工，獨立承包商將佔到勞動力市場的40%，根據格林沃爾德的計算，這部分數字甚至可能達到50%。”

辦公室空間的設計和應用已經出現前所未有的挑戰，作者認為，勞動力市場越是自由，公司對僱員的控制就會更強。因為僱員隨時都可能離開公司，拋棄穩定的工作。但同時，自由職業者的生活也承受着巨大的風險，不但缺乏福利保障，還會時常遭遇到“討薪難”的問題——自由職業者與公司簽署的合同對雙方都很難有足夠的約束效力。工作形態很可能會重新返回19世紀工業化普及之前的年代，也就是説，更加不安而充滿風險。

結語

辦公室空間就這樣始終在公司和員工的需求之間不斷地平衡和拉扯，在冷冰冰的官僚制度和個人自由創造的自主權之間斡旋和調停。當然，這兩邊的力量很可能都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題中之義。這一延續了百年的辦公室歷史在新經濟和新技術環境下似乎就快走向消亡，而新生的工作形態又尚未成型。但無論未來將會變得如何，白領們追尋自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必定承擔着薪酬、福利、管理等方面的壓力（很可能是比如今更大的壓力）。他們應當警惕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變形樣態，並敏鋭覺察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和政治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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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拉

編輯：Targaryen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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