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土耳其里拉暴跌背後的深層次危機_風聞

劉中民：土耳其里拉暴跌背後的深層次危機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8/09/15 10:34:16字號：AA+導讀： 里拉危機或許只是土耳其全面危機的開始而非結束。對於正發黨尤其是埃爾多安而言，全面總結教訓，對國家發展進行重新定位和徹底改革已是無法迴避的選擇。

於近年來雄心勃勃的土耳其而言，2018年8月無疑是危機重重的一個月，對於致力於領導土耳其實現“2023願景”、憧憬“2053輝煌”（2023年為土耳其共和國建國100週年，2053年為奧斯曼帝國建立600週年）的埃爾多安總統來説，更是備受煎熬的一個月。8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釋放被土耳其監禁的牧師安德魯·布倫森，在遭拒絕後迅速啓動對土耳其的制裁；8月10日，美國又宣佈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關税翻倍，即分別達到50%和25%，當天土耳其貨幣里拉對美元匯率暴跌20%，至截稿時土耳其里拉已狂跌40%，並有進一步下跌的可能。

土耳其里拉危機表面看來是由美國的制裁和貿易戰所致，但在本質上卻是土耳其國內經濟弊端從量變到質變累積的產物，同時也是土耳其內政與外交多重危機疊加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里拉危機無疑是作為G20成員國的土耳其在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上面臨的嚴峻考驗，同時更是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以下簡稱“正發黨”）執政與治理能力的嚴重危機，甚至直接關係到未來土耳其的國運興衰。

里拉危機源於

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

美國的制裁和加徵關税只是導致里拉危機的導火索，而並非根本原因。更深刻的根源則在於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而國內政治動盪、外交失誤導致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等因素則進一步加劇了土耳其經濟的脆弱性。

20世紀80—90年代厄扎爾執政時期（厄扎爾1983—1989 年任土耳其總理，1989—1993 年任總統）正是新自由主義方興未艾的年代，當時政治經濟危機深重的土耳其開始變進口替代戰略為出口導向戰略，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指導。儘管這一選擇使土耳其經濟活力有所提升，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不斷加深，但也造成了土耳其對外部市場和資本的嚴重依賴，並釀成了2001年的嚴重金融危機。

2002年埃爾多安率領正發黨上台執政之時，正值土耳其深陷經濟危機之際。在此背景下，埃爾多安政府繼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監督指導下進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所幸埃爾多安執政的前十年恰逢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週期，土耳其經濟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長，並以世界第17大經濟體的地位躋身G20之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2 年到2014 年間，土耳其國內生產總值從2325 億美元增長到7995 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3571 美元飆升至10530 美元；外國直接投資從每年11 億美元增長到125 億美元，對外貿易額從每年876 億美元增長到3998 億美元。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土耳其率先擺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10 年和2011 年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8.9％和8.5％。

但是，由於嚴重依賴外國資本，土耳其經濟的脆弱性在不斷加深，不斷加大的私有化使土耳其國民經濟尤其是工業基礎遭到嚴重削弱，同時腐敗、貧富分化、失業率上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日趨嚴重。這些問題在2012年以前被高速增長所掩蓋，但在2012年經濟增長放緩後，土耳其的經濟與社會矛盾日趨凸顯。例如，2011—2016年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10.5%、6.1%、7.4%、8.2%、8.8%和8.53%；同期失業率分別為9.8%、9.2%、9.7%、9.9%、10.3%和11.8%。2017年的通脹率更是接近12%，失業率也高達10%以上。2012—2016年，土耳其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2%、4%、3%、4%和2.7%，遠低於此前8%左右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土耳其外債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39.2%增長至59.6%，其中短期外債從16%上升到23.8%。土耳其對外貿易也不斷惡化，貿易額逐年下降，貿易赤字嚴重。2013—2016年土耳其外貿總額分別為4035億美元、3998億美元、3511億美元和3412億美元，貿易赤字分別為999億美元、846億美元、634億美元和560億美元。鑑於此，早有專家學者和國際評級機構把土耳其列入“脆弱五國”（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尼）和“新脆弱五國” （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爾）之列，甚至直接預言土耳其必將有金融危機爆發。

以上宏觀經濟數據表明，土耳其里拉危機的元兇是已經令眾多新興國家陷入危機和劫難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這是土耳其和其他新興國家必須汲取的沉痛教訓。

里拉危機折射

土耳其內政外交困局

土耳其經濟頹勢是2012年開始顯現的，這一時期恰是土耳其國內政治加速調整、急劇動盪的時期，也是“阿拉伯之春”以來土耳其周邊地區環境劇烈變化和其外交不斷“變臉”式調整的時期。但是，正發黨尤其是埃爾多安把更多的精力用於內部集權、對外四面出擊，導致其未能對危機重重的經濟結構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與調整。

土耳其的政治危機幾乎與經濟危機相生相伴，其核心問題是正發黨不斷集權以及推行伊斯蘭化所引發的威權與民主、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官方伊斯蘭與社會伊斯蘭（以“居倫運動”為代表）等一系列政治矛盾的加劇。正發黨執政的基礎在於新世紀前十年的經濟業績，以及通過温和伊斯蘭化打下的民眾基礎。在此過程中，埃爾多安通過尋求加入歐盟獲得外部支持，通過國內司法程序削弱了軍方力量，通過利用居倫領導的社會伊斯蘭運動擴大其社會根基，同時通過與資本聯姻推動安納托利亞地區經濟發展獲得了中下層選民的支持。但2013 年發生的伽齊公園抗議是新世紀土耳其政治的分水嶺，它是土耳其民眾對埃爾多安不斷集權的第一次大規模抗議，隨後正發黨又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中遭遇挫折，同時面臨受敍利亞戰爭影響崛起的庫爾德力量的挑戰，直至2016年7月未遂政變發生。

未遂政變後，埃爾多安進一步加強集權，以策劃未遂政變為由對“居倫運動”分子進行清洗，導致土耳其政治和社會氣氛異常緊張。2017 年的修憲公投以微弱多數獲得通過， 2018年提前舉行的總統大選也使埃爾多安如願以償。但無論是2015年議會選舉正發黨失去單獨組閣的絕對多數優勢，還是2017年憲法公投和總統選舉的微弱優勢，都表明正發黨和埃爾多安的執政基礎正在弱化。

土耳其因身份定位不清、戰略目標定位錯誤和外交政策失誤引發的外交危機同樣深重。在身份和戰略目標定位方面，土耳其的現實定位應該是基於自身西方盟友、中東地區大國、新興經濟體等身份的中等強國，但近年來自身的發展、西方的相對衰退、中東地區格局的劇烈變動，都使土耳其的政治雄心不斷膨脹。但是，土耳其充當全球性大國和中東地區領袖的錯誤定位，不僅因遠遠超出其國力而難以實現，更是造成其具體外交政策頻頻失誤而陷入重重危機的根源所在。

在東西方關係上，土耳其雖因國力的增強而不斷萌生擺脱西方、成為全球性大國的衝動，同時埃爾多安本人的個性又使其不斷以批評和觸犯西方來獲取國內民族主義力量的支持，但土耳其又難以迅速擺脱美國盟友、北約成員國等身份的羈絆，更無全面挑戰西方的資本，這是其與西方關係齟齬不斷，但又無法自立的根源所在。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同樣如此，起初謀求以對抗俄羅斯洗刷近代以來屢遭俄羅斯壓制的恥辱，但面對西方在敍利亞問題尤其是庫爾德問題上侵蝕其現實利益時，又不得不與俄羅斯交好。

在中東地區，土耳其同樣因為誤判形勢和具體的外交政策失誤而陷入重重危機。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發對重返中東的土耳其十分有利，本該靜觀其變、確保自身穩定發展的土耳其，卻因充當中東地區領袖的政治雄心而四面出擊。當時，土耳其一改此前的“零問題”外交，通過積極支持阿拉伯國家反對派，介入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轉型。在埃及，土耳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建立的自由與正義黨，並不惜在穆爾西政權遭軍方廢黜、穆斯林兄弟會遭到致命打擊後與塞西政權對抗。在敍利亞，土耳其的介入更為全面，在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層面全面支持敍利亞遜尼派，旨在顛覆什葉派支派阿拉維派的巴沙爾政權，但後來又被迫調整。在此過程中，土耳其與埃及、沙特、以色列等地區大國的矛盾不斷加劇，與美國和西方因反恐、難民、庫爾德和“居倫運動”等問題而矛盾不斷，與俄羅斯、伊朗的關係則經歷逆轉。更為嚴重的是，恐怖襲擊、難民問題與庫爾德勢力的不斷坐大，都使土耳其的國內和地區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綜合來看，里拉危機或許只是土耳其全面危機的開始而非結束。對於正發黨尤其是埃爾多安而言，全面總結教訓，對國家發展進行重新定位和徹底改革已是無法迴避的選擇。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