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重樹威信的一戰——秀水河子戰鬥（一）_風聞

秀水河子戰鬥，“是東北民主聯軍出關以來取得的對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第一個較大規模殲滅戰，打擊了國民黨軍的囂張氣焰，鍛鍊了東北民主聯軍部隊，鼓舞了士氣”。[1]對於東北戰場最高軍事指揮員、百戰一生的林彪來説，此戰僅是個規模不大的戰鬥，但它的意義卻不容小覷。不僅因為這是“東北戰場上第一個殲滅戰”，也不僅因為這場戰鬥是林彪在戰術思想、戰役指揮上成熟期的發端，最重要的是，這場戰鬥重新確立了從各級領導到普通指戰員對他的信心。在此之前，由於山海關的失守、錦州反擊戰的失利，林彪從“變瀋陽為馬德里”（1945年11月4日致毛主席電）轉而放棄了原定在北寧路沿線作戰計劃，力主分兵剿匪及發動羣眾。這一轉變並不為所有人理解，甚至頗受質疑。在12月上旬的阜新會議上，林彪和李運昌為配合熱河作戰發生了爭執，不歡而散，[2]以致多年後李運昌仍指稱“熱河東線戰役沒有打好的重要原因是林彪不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3]在中央領導層中，對林彪這一階段的指揮似亦存在懷疑。1945年12月10日軍委（劉少奇擬稿）給林彪的電報，要求其“再不要重複錦州戰役時之慌亂情況”，[4]言語間就很不客氣。1946年1月26日中央關於東北和戰方針的指示電中指出，“由於蔣軍在進攻錦州阜新熱河時，我未能給以有力打擊，使蔣輕視我在東北力量”，[5]也微露不滿之意。由於未能給予敵軍以有效打擊，前方、後方、部隊、地方等各方面均有不少意見，甚至有人諷刺説：“常勝將軍變成撤退將軍”。[6]秀水河子戰鬥的勝利，使得種種懷疑消解，林彪的威信樹立了起來。林彪在1946年2月16日致中央和東北局的電報中，特地指出：“經過此次戰鬥，數月來戰略戰術思想上的懷疑，均取得不約而同的一致認識，證明過去敵集中兵力攻錦州及阜新時，我不與敵決戰，是一個無形的重大勝利。否則，今日局面甚【更】狼狽與困難。更加確定了在戰役上仍應採取待敵分散、以多勝少的原則，在戰術上更確定了夜戰的原則”，[7]頗有些揚眉吐氣的意味在內。在當時和戰不定、變化繁複的情況下，能夠把握此一戰機，緩解被動的局面，的確並非輕而易舉。對於這樣一場經典的殲滅戰，雖然有許多戰史著作和回憶錄中談到它，但卻缺少對戰鬥過程完整詳細的敍述，也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的説法，本文將這一戰鬥的決策過程、戰鬥經過和意義進行重新梳理，力圖構建這一戰鬥的完整歷程。

一、停戰後的東北

日曆翻到了1946年，人們在痛苦、期待和不安中終於等來了國共談判的最新結果——停戰協定的簽訂，和平似乎向中國人民展開了一絲淡淡的笑容。但東北卻仍處於一種不生不死、不上不下的尷尬之中。隨着談判的進程變化，中共中央對於東北和戰問題的指示也時有變動，前線指揮員如何按照有關指示和方針進行處置，頗為棘手。

1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要堅決保衞熱河，因“重慶國共談判，馬歇爾將參加，關於立即停止內戰有可能在不日實現”，“如我們能給頑軍以打擊，遲滯頑軍前進，保衞承德及其要點在我手中，則我在熱河仍可佔優勢地位”，“因此最近數星期是熱河命運決定的關鍵”，要求不惜“犧牲數千人的生命”“堅決打擊進攻熱河之頑軍，保衞承德”。[8]同日在給“程肖羅、運昌、林彪”的電報中，部署保衞張家口、承德，提出由林彪負責截斷義州阜新段。[9]4日，根據在重慶談判的周恩來的電報，馬歇爾已同意立即停戰，雙方停戰命令於十數日內下達，中央要求“李運昌、黃永勝應以一切努力阻敵前進，截斷阜義敵前後方鐵路交通”。[10]

1月6日11時，針對林彪5日提出的懷疑，[11]中央致電林彪並告東北局，解釋説“國內和平有希望，保衞熱河的戰鬥是帶着決定性的，目前階段中並可能是最後的一戰”，[12]9日中央（劉少奇擬稿）給林彪並東北局的電報中更催促林彪“打擊阜新大虎山溝幫子之頑軍，應從速動作，一方面可牽制向赤峯承德前進之頑，另方面恐在停戰令下後不好再打”。[13]林彪於1月6日20時按照中央指示下達了作戰命令，決心“我軍目前由原定之創造根據地，準備應付明年的繼續內戰，現決改為以精鋭部隊向敵之後尾攻擊，求得堅決的各個擊破敵人，以保衞承德和壓倒敵人在東北的影響”，以“梁師、彭旅和我們明日自康平、法庫之線輕裝向新立屯方向前進，並已令羅舜初、吳克華兩部向黑山、北鎮之線前進，並令第十旅襲擊由阜新西進之敵”。[14]

部隊於1月7日做了動員，準備了為適應雪地作戰用的白衣服，[15]林彪還下發了向彰武進攻的作戰宣傳材料，闡述了此次作戰的意義，認為“從山海關到黑山這一時期，敵採取集中兵力的進攻行動，我因兵力非佔優勢，通訊聯絡不靈活，羣眾未發動，敵情不明瞭等等原因，不便我各個擊破敵人，故決定待敵分散後再各個擊破敵人。現敵已開始分散，且面向熱河前進，使我們能各個擊破敵人，同時又是打擊他的側背，故這一仗必然能勝利的”。[16]但是，受到天氣、部隊準備等因素的影響，[17]隨着停戰令簽字形勢的變化、平泉的迅速丟失，這一行動很快停止了下來。

1月10日中央通告各地“國共停戰命令今日已發表”，要求“我各地部隊應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進攻及破壞交通行動，不給國民黨以藉口，但必須十分警惕，防止國民黨的進攻”。[18]但由於國民黨否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停戰究竟含東北與否，當時並不明朗。中共領導認為該停戰是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央11日下達給東北的指示中，要求東北遵行國共停戰協議及命令，指出：“停戰是包括滿洲在內的，但我們同意國軍開入滿洲及在滿洲境內調動，並在談判記錄上取得密契（默契），國民黨軍即在滿洲不得駐兵過多，經過秦皇島登陸的國軍只能開入滿洲，如派遣國軍經華北我區、其他路線而入滿洲，須事先經過協商，進入滿洲各地國軍調動，須按日報告北平執行總部”。[19]12日、13日、14日中央連電各地及東北，要求“從14日起不得向頑再發一槍”、[20]“我各地部隊必須於13日24時以前停止一切向對方攻擊之行動”，“不給對方任何藉口，違者將受到處分”、[21]“務不要向頑軍攻擊，如已攻擊，立即停止”。[22]

但國民黨政府方面對此的理解全然不同。蔣介石下達的停戰令第二節的附註中，有全面停止軍事衝突“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共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這一條，國民黨政府依此向東北大舉增兵。[23]這麼一來，實際上在東北形成國民黨單方面有增兵和調動的權利，而我軍則受到停戰令約束的局面，自然引起東北局領導的嚴重疑慮和高度不安。1月13日中央軍委在通報各戰略區的“密息”中稱，蔣介石電各戰區“在停戰命令未生效前應儘速搶佔戰略要點，尤其是熱河方面，最好於停戰命令前佔領承德，否則亦必迅速搶佔古北口建平及凌源為妥”，[24]説明蔣介石並不肯放棄其咄咄逼人的進攻戰略，更增加了東北領導人的擔心。

1月14日，林彪致電中央和東北局，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我還未弄清，請指示，以便對付情況”。林彪提出：“停戰條約訂後，彼此駐軍地點有無劃分，哪些地區和城市歸頑方，哪些歸我們”、“我駐軍地區與城市，他是否有權進駐，如有權進駐，則我之後方即難設立”、“倘頑軍開入後，實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權，限制羣眾運動，則我既不能在軍事上打他，又無合法地位進行羣眾工作，則豈不是很難發動羣眾”、“如我無政權、財權，則部隊衣食供給如何解決”、“如我無一定的整塊立足地區，無實行民主民生的政策權，無發動組織羣眾之權，則頑一旦翻覆，我豈不無立足地區”、“我在滿洲有無自由調動軍隊之權，能否經過大城市與鐵路……”。[25]雖然是以提問的方式出之，但疑慮的傾向十分明顯。僅過了一天，林彪再電中央、東北局，明確提出了對和平協議的不同看法。林彪直截了當地宣稱“此次和平協定的實質，實為蔣之一重大陰謀。這一陰謀是對我黨力量採取避實擊虛、各個擊破的方針”，“目前以口頭上的民主諾言欺騙全國人民，以有名無實的和平空言，代替軍隊鉗制我在華北的真實力量，束縛我之手腳”，“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環——東北進攻，爾後以東北為根據地，向我華北根據地南北夾擊”。“以目前所知的條件看來，則此次和平的前途，較之繼續戰爭的前途更壞”。為此，林彪提出“我意必須堅持如彼在東北不停戰，則我在華北華中亦不停戰”。[26]林彪認為，我軍在東北停戰，而讓敵自由攻擊東北，後果不利，華北暫安的局面也不能持久，“因此我們對現在所謂和平的實際收穫，須清醒的考慮之”。[27]

無獨有偶，彭真14日亦致電中央並林彪，指出“國民黨仍不承認我在東北之任何地位，並且仍可向東北進兵，蔣軍不向我進攻時我又不能向蔣軍進攻，此種情況對我爭取控制東北則甚為不利”，要求中央考慮：“第一，要求國共雙方今後均不再增兵東北，兩黨在東北完全停戰，實行合作。第二，如對方仍向東北增兵，我可否提出要求利用鐵路比例增兵東北，以同等權利接收政權來加以抵制。並請中央考慮讓我們在目前敵頑兵力分散不足之際，以敵向我進攻名義主動給敵以殲滅性打擊（林電亦稱有把握）；並破壞交通以促使蘇聯出來説話，逼蔣迅速與我談判東北問題，承認我在東北之地位，以免將來重蹈此次熱河戰役之覆轍”。[28]

在收到彭真、伍修權及林彪的電報後，軍委16日去電再次肯定了“東北武裝衝突前途是難以避免的”，但“必須堅持自衞原則”，“經常注意掌握住有理有利這兩個原則才能立於不敗之地”。[29]

由於國民黨得到美方的支持，中共不得不同意“國民政府軍隊為收復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移動”，可作為停戰令中關於軍隊調動的一種例外事項。[30]雖然為不使之正式條約化，周恩來堅持這種例外只寫入會議記錄，而不作為停戰令的條文，[31]但最終還是以附註的形式出現在停戰令中。這一“例外事項”可説是國民黨在停戰談判關於東北問題的一個“勝利”，使之在東北的軍事行動不受約束而無所顧忌。以此為據，國民黨政府根本否認中共在東北的合法存在，[32]否認國共在東北的軍事衝突，認為東北只有接收主權和剿匪的問題。然而事實上，至1946年1月，中共在東北的兵力已經高達20萬人以上，且控制有不少重要地區，決然不肯輕易放棄。蘇聯出於防止東北成為美國反蘇跳板的考慮，對中共在東北的活動私下甚至半公開地予以支持。這麼一來，“一方面國民黨根本否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其精鋭部隊陸續開入東北，不惜用武力解決中共武裝，另一方面中共1946年初在東北的兵力數量大大超過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的兵力數量，所佔地區亦遠較後者為多。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在東北地區的軍事衝突已不可免”。[33]

但國民黨軍要立刻發動攻勢亦有難處。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成立時編入序列的部隊共計有第13、第52、第94、第92、第30、第32等6個軍，但其後第92、第94軍改調平津，第30、第32軍它調。故此，初期進入東北作戰的實際僅第13和第52兩個軍。[34]雖然該兩軍“均美械裝備，訓練精良，軍紀嚴明，能征慣戰，堪稱一流勁旅”，[35]但隨着佔地日廣，兵力已經相當分散。錦州以東僅以2個師守備，錦州以西雖有4個師兵力，但亦不足以維護北寧錦承沿線地區，只能維持在據點周邊的小規模“清剿”。[36]美械裝備部隊雖然火力強大，對後勤供應依賴也大。比如第13軍1944年底於貴陽換裝時領到美式步槍彈300萬發，其後一年均無補充，[37]進入東北作戰後由北平方面美軍利用運輸機空運才解決彈藥問題。[38]故此雙方由1月中旬至2月初均無大的行動。

針對林彪15日電所提出的“陰謀”説，以及要求華東華北亦不停戰來支持東北，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認為，“完全不應懷疑東北問題有和平解決與國民黨實行和平合作的可能”，並指出“蔣是被迫停戰並不是蔣的陰謀”，雖然“在此情勢下東北的武裝衝突暫時還難避免”，但“蔣介石在東北有很多困難，要他在東北打一二個敗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故此要求東北在“在軍事上力求鞏固自己，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打下長期堅持的基礎，在完全自衞的條件下，力求打一二個大勝仗”。[39]由這個判斷出發，“最後一戰”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在秀水河子戰鬥之前，劉少奇就曾反覆提到“最後一戰”這個説法。1月27日中央給東北局並林黃的電報（劉少奇擬稿）中，提出：“如國民黨不與我談判即向我進攻，在友方不堅決反對，我在完全防禦有理條件下（退避三舍之後）給進攻之頑以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為此必須激勵士氣，細心準備不要多戰，務必一戰大勝，煞下頑軍在東北之威風，此為歷史新階段中之最後一戰，決定東北今後大局，望徹底向幹部説清，不惜以重大犧牲求得這一戰役之完全勝利，立下最後一次戰功。為此，林彪應設法在主戰方面去指揮”。[40]2月5日，劉少奇又致電彭真、林彪等，指出：“東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絕不會久打，能打十天到半個月就必須強迫停戰。你們在錦州、阜新、熱河喪失了作戰機會，此一最後作戰機會，你們絕不要再喪失”，“因為以後可能再無作戰機會，所謂以多勝少的原則，也不要機械執行。能完全消滅敵人更好，應努力爭取，但能打個平，給敵人以數千人之殺傷，以表示我軍之頑強勇敢，使敵人不敢放膽在東北橫行，也是好的，也算完成戰略任務”。[41]

當然，劉少奇所説“大體上和平的局面是定了”，“我們的任務是要鞏固和平”，“我們的要求雖還沒有完全解決，但已爭得和平，沒有損失人民的基本利益，軍事上獲得了很大勝利。這些勝利在和平之下是會保存的”，[42]和2月1日在“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中提出“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羣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的説法，[43]實際上也並非完全是劉少奇個人的觀點。如上述2月1日的指示，雖然是劉少奇起草，但卻是經過毛澤東修改審定的。毛澤東當時也認為和平有望，準備將中央機關遷淮陰辦公，也準備了參加國民黨政府的名單。2月9日，毛澤東對美聯社記者的談話，認為：“政治協商會議成績圓滿，令人興奮。但來日大難，仍當努力，深信各種障礙都可加以掃除”。[44]這基本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央當時的態度和看法。對於國內和平過於樂觀的看法，後來毛澤東、劉少奇都曾有過反省。劉少奇在1946年底一次會議上發言説：“我們糊塗了一下，以為真正可以和，恐怕國際上也都糊塗了一下，現在證明是不可能。無和的可能也要談，因為人民要和平”。[45]毛澤東後來也曾在黨內談話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們也犯了一個錯誤，我們同蔣介石鬥爭多年，有豐富的經驗，他的任何陰謀詭計都欺騙不了我們，但我們同美帝國主義打交道，這是第一次，沒有經驗，上當了。有了這次經驗教訓，我們以後再也不會上當吃虧了。[46]

由前述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林彪，對與國民黨合作是持懷疑態度的，他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央的一種提醒，有利於中央在東北問題的決策調整。林彪也很少提“最後一戰”，更多地強調部隊的訓練和教育，以應付國民黨的進攻。停戰令甫一頒發，林彪即在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所下達的訓令中指出：“沒有自衞戰爭的勝利就沒有真正的和平實現，如果對於國民黨這一和平假象不加識破和警惕，即可能使我陷於不利”。[47]與之對比，東北某些領導幹部和指揮員受“最後一戰”思想的影響，認為停戰在即，急於在停戰以前消滅敵人，多佔一些地方，將“和平前最後一戰”作為指導思想貫徹下去。部隊在急躁情緒下，對敵我戰鬥力產生錯誤的估計，在作戰指揮上抓不住敵人的特點，以致作戰失利。如遼東的沙嶺戰鬥就是一個例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來説，考慮的不僅僅是一時一地的問題。就和談的整體目標而言，不單是一個停戰的問題，既有順應民意、對中間勢力爭取的需要，更有對美蘇外交上的考慮。僅以國際關係而論，據説，毛澤東赴重慶會談之前，就曾接到斯大林來電，要求毛澤東與蔣介石會談，並稱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再要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等等。[48]1946年初，蘇方的態度仍然是要求中共避免與國民黨政府發生大規模戰爭，以免引起美國的介入。如1月25日中央的電報（任弼時擬稿）引周恩來24日電稱：“友人並告營口及東北絕不能打，據他們確實所知，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至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49]蘇聯的這種態度，是中共所不能不考慮的。中共和談的另一考慮是“中立美國”。赫爾利辭職之後，中共在關於對美蔣鬥爭策略的指示中，即明確提出“中立美國”的目標。中共認為，戰後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定要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干涉中國的內政；無論歡迎與否，均無法避免這種干涉。因此當美國干涉的壓力出現朝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時，必須抓住時機，一方面減緩美方對我方的壓力，另一方面爭取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勢力來迫使蔣介石走上和平改良的道路。[50]

總之，停戰後的東北局面異常複雜，國共美蘇都在爭取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和談過程中，中共一度有過於樂觀、認為和平大局已定的想法。在這種指導思想的影響下和可能受到“左傾關門主義”指責的風險下，林彪能保持較清醒的頭腦，抓住根據地建設（包括戰場準備）和部隊訓練教育這兩個關鍵，為後來的長期作戰打下了基礎，是秀水河子戰鬥能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之一。

[11] 林彪於1月5日9時給中央並東北局的電報中，提出質疑，認為“國內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則我們在東北部隊目前應集中力量作最後一戰，如不可靠則仍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敵明年之進攻”。

[32] 如張嘉璈在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交涉中就以“此間以前本無八路軍”為由，認定“各縣武力，應認為非法武力”。馬林諾夫斯基則以“據我方消息，奉天以南及熱河方面，有正式之八路軍”為辭，不予承認。參見【日】伊原澤周編注：《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璈日記為中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2頁。

[48] 師哲：《峯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第20頁。師哲的這個説法，與周恩來在1960年7月31日北戴河會議上的回憶相映證，應該説是有根據的。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