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廢除同行評審制度_風聞

【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 譯自《媒體理論》】

自從世界範圍內的學術界倒向“新自由主義”，其創建的一系列學術規則已經固化成為不容討論的“制度”。沒有意見徵詢、沒有試驗時期、沒有複議矯正、沒有反覆思慮。規則壓倒一切，制度支配着人。在這套學術規則當中，有一個不容質疑的制度是所有受尊重的、嚴肅的學術刊物和著作都不得不遵守的，那就是學術成果在發表前必須經過同行評審。最早的時候，同行評審似乎是個好主意，因為它便於學者收集意見，在質量上精益求精，但是一旦固化下來成為規則，就會引起很大問題。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同行評審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常用語，遭到許多人的濫用。我想就同行評審提出至少十點意見。這些反對理由相互之間緊密關聯，但彼此差異清晰可辨，足以證明同行評審制度應當廢除。除非同行評審制度得到改革，剔除其對學者的支配屬性，我們才應在修正以下十大缺陷的基礎上，考慮保留其積極因素。

同行評審制度問題很多。首先，它給本來時間就很有限的學者造成沉重的負擔，使學者難以集中精力開展自己的工作。各種新規則本來就擠佔了學者大量研究和寫作的時間，徒增毫無用處的行政工作。所以，只有學術上不那麼積極、才智比較平庸的學者才願意接受同行評審的工作，這導致評審質量難以保證。不否認有些時候，參與評審的學者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為論文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使作者獲益；但更多時候，評審人意見都是淺薄和形式化的。這不怪評審人，畢竟最終的學術成果與他們無關。

同行評審的第二個缺陷是它更注重程序、形式和期限，而不是關於期刊、編著和叢書的一致性和原創性的高質量討論。這種情況導致最終拿出來的論文質量堪憂，學術水平乏善可陳、前後不一，主題滯後於時代。

我的第三點反對意見是，同行評審制度從根本上來説流於保守。既然被邀請評審論文的人是某個領域裏地位顯赫的人，他們或許不會歡迎學術創新，因為那可能對他們的既成觀點構成挑戰。我經常看到評審人給出類似這樣的意見：“作者為什麼沒有引述該領域專家某某人的觀點？”彷彿你寫一篇關於後殖民主義的文章，要是不提某兩位頻繁被引用的大家，就應該受到批評了？這件事是我親眼所見，至於姓甚名誰我就隱去不説。這種評審意見沒有考慮到，也許作者是有意而為之，是嘗試開拓思域，重新思考“後殖民主義”的這個“後”字是什麼意思，反映了當今世界和殖民主義之間怎樣的關係。我想這個領域真正的奠基者不會反對後輩學人勘誤糾偏，但那些缺乏學術敏感性的趨附之輩卻會覺得這篇論文是天方夜譚。這些人往往由於時間有限，倉促之中只來得及看論文的參考書目“正不正確”。

該制度遭到詬病的第四個原因是其結果往往與初衷背道而馳。學者往往傾向於評審自己朋友或學術觀點近似的人的論文，或是評審那些完全與自己觀點相反的論文，這樣就可以把對方的論文打回去。同行評審制度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結果卻適得其反。學術刊物出版方和編輯往往優先挑選他們熟知的評審人，並且對其評審意見大致有預判，而不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如果他們真有所謂客觀立場的話。我自進入學術圈以來，已經體驗過這兩種經歷。舉個例子，我的一本書作被送去同行評審，編輯喜歡這本書，以為評審人也會喜歡；而且我在那之前還推薦過這位評審人的書。然而這位編輯發現自己錯了，完全事與願違，該評審人出於維護自己在本領域話語權甚至權威性的目的，把書退了回來。我花了兩年時間改來改去，連第二本書都寫好了，他才終於給我通過，那時候我已經準備換出版社了。他不能接受我闖入“他的地盤”。這種情況一直都在發生，有時候評審人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我之所以能推測出評審人身份，是因為評審意見的語言風格、特定觀點，以及對某些我未引用的文獻的強調，這又映證了我的第三點意見。）

第五個問題是，同行評審制度給整個學術界帶來了負面影響。這個制度把學術界劃分出三六九等，對不知名的年輕作者很不友好，使他們覺得自己頭頂總有“老大哥”的監視。因為同行評審是匿名的，它可能激發出人性的黑暗面，讓他們藉機公報私仇。這導致不少作者只能卑微地屈服，學術界的民主風氣早已蕩然無存。大家有異議也不願給自己找麻煩，導致學術界失去了有潛力的年輕一代。

第六個問題與此相關，同行評審導致編輯失去了權力，無法決定期刊上要發表哪些文章，推出哪些著作。這導致有才幹的人不願從事辛苦的編輯工作，因為他們不能根據自己的願景來設定刊物的主題，通過篩選文章使刊物自然成長。這樣一來，學術刊物要麼失去內在的連貫性，要麼缺乏實質性內容。此前，某份網絡刊物辦了一期特刊，收到50來篇質量不錯的投稿。我得為每篇論文找兩位評審人，但問題是我在該領域認識的人攏共也湊不到一百人。最後還是常任編輯們招來各自的朋友，迅速走完了流程。這又暴露了之前提到的第四個弊端。而且問題依然存在，即如何找到足夠多的評審人？

第七個問題比較實際，但它也對知識界也有深刻影響。學術出版流程本來就很慢，同行評審使它更拖沓，學術成果被大量積壓，尤其影響當代研究的時效性。這使學者儘量避開選擇當代主題，產生另一種保守傾向。待到分析當代文化的論文發表出來，已經過時了。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開始拍攝關於移民問題的紀錄片。相較於用文字來記述移民現象，紀錄片不僅能給予移民更大的支持，也真正符合該主題的當代性。一般情況下，就嚴格的學術意義而言，出版的文字必須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而研究卻落後於事物的發展。要發表一篇文章，我經不得不等待兩年，這段等待期內的新進展，我寫作時都無法考慮在內。這種滯後性嚴重損害了學術論文的質量，違背了建立同行評審制度的初衷。

這種滯後性還進一步引發了第八個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尤其值得重視。同行評審對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很不公平，在推崇“靈活性”的“新自由主義”大學裏——實際上這些大學實際上既不新也不自由——在提交博士論文或拿到博士後研究項目之前，他們需要先發表論文。這種壓力本身已經制度化，它跟同行評審制度之間形成一種矛盾張力，卻往往遭到忽視。博士生得在三年的時間內完成研究和撰寫論文，這已經很緊張了，他們還不得不耗費幾個月時間等待論文是否被接受的通知，然後至少還要等上一年才會發表出來。這種等待引發的焦慮心態十分不利於學者進行重大項目研究。

我身邊就有過這樣的例子。一個才華橫溢的博士生剛滿兩年就提交了一篇論文，預計一年後發表。沒有同行評審制度的話，他的計劃也許行得通，我讀過那篇論文，質量很高。收到他投稿的期刊編輯也十分滿意。結果它被同行評審這關卡到了地老天荒。當論文被接受時，這個博士生的項目已經快到期了。這篇論文能否發表出來，關係到這個博士生第四年能不能拿到教職，以獲得必要的教學經驗。就在這個緊要關頭，事情變糟糕了。第二輪同行評審過後，整個這一期的特刊都被打回了，這無關所有論文的質量，而只是評審人不同意特刊的主題。結果，儘管這個博士生很勤奮，一板一眼地遵從了這套制度，沒犯任何錯誤，第四年還是差點泡湯。多虧他的導師通情達理而且説話有分量，才幫他爭取到第四年的計劃。要不是這位導師，他的整個學術生涯就毀了，學術界也就從此失去一名傑出的成員。不要忘記，吸納和培育最出色的人才，符合學術界的整體利益。

第九個問題源於第四個問題的衍生，同行評審制度是學術界拉幫結派的工具。這種幫派作風不僅是為了維護某個領域的恆定性，更有甚者，是為了打擊報復學術同行，故意刁難他們的學生，儘管這些晚輩與前輩學者之間的齟齬毫無干係。我算是親身經歷過這個現象，也從旁對其進行過觀察。當然，學術同行之間意見不可能完全一致，這沒什麼不對。但意見對立應該引發辯論，道理不辨不明，這是有利於知識界的好事。但教授之所以成為教授，不是因為他們有聖徒般的品格，何況學術體制實際上強烈鼓勵人性中的妒忌，尤其是要求教授們去爭取各種經費。這種“健康競爭”常常造成暗地裏派系對立。學生可能因為導師與另一名教授不和，而遭到打壓。很多時候，學術立場被簡單化為二元對立，甚至被稱為“學派”，不同派別之間相互稱對方的立場為“教條”，稱自己的觀點為“發現”。匿名的同行評審制度給心存怨恨的人打壓老對手提供了絕佳的工具，通過否決對手學生的論文，使對方學派失去提高聲譽的機會。學生們遇到這種事只能説太不幸了，他們本來只想認認真真求學而已。説到底，這還是學術界的損失。

第十個問題的破壞性最嚴重，這學術制度產生普遍的社會效應。同行評審制度的基礎是一種權威至上的心態。這種心態會孕育出一種危險的社會效應，造成面對權威的集體不安全感。只有得到他人的首肯，學術工作才算有成果。正如第六條反對意見所提到的，這扼殺了傑出學者獨立思考的積極性。

同行評審的宗旨是控制論文質量，或者説激勵學者寫出高質量文章，但實際上沒能實現這個目標。有一些辦法可以取代同行評審。作者完全可以徵求同行對自己論文的意見，自行辨別有價值的反饋。學術刊物和叢書應重新啓用過去的編委會制度。當編輯選好稿件之後，應與編委會討論選稿是否符合出版的質量要求，包括期刊主題是否連貫，叢書選擇是否適當等。其實學者和編輯們本來也在做這樣的事，這就夠了。要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和判斷力。這樣安排既符合學術出版物的宗旨，也能實現同行評審所無法實現的效果，那就是幫助所有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者利用工具進行建設性生產，這也是學術爭鳴的基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