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國家”菲律賓與“拉美領導人”杜特爾特_風聞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於聖明】

自2016年上台以來，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格·杜特爾特就以其不同尋常的言論和行事風格而在東南亞地區聞名，還進而具有了世界性的知名度。他甚至還在某些外國媒體的論述中被與埃爾多安或普京等政治強人所相提並論，許多人也在尋找他與美國的反建制派總統特朗普的相似性，並進而試圖論證杜特爾特的出現是所謂“全球民粹主義回潮”中的一部分。

這一思路並非全無道理，但是，在對這位與眾不同的總統做出這些對比和分析的時候，許多媒體都將目光集中於廣泛的，所謂世界性的“威權”和“民粹”之上，而較少注意到菲律賓本身的傳統與發展歷程的影響對杜特爾特這樣一個人物的出現所起到的作用。

實際上，如果在分析中把菲律賓的諸多發展特點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我們也許就會發現，在菲律賓的歷史與現實的影響下，杜特爾特在菲律賓的上台，可能和20世紀以來拉丁美洲諸多民粹主義領導人的產生，而非當代環境下其他地區的所謂“強人”的出現有着更多的相似之處。                    

（網絡圖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無論是杜氏以親近下層民眾，強調與民眾直接對話的執政方式，還是其特立獨行，甚至堪稱“粗暴”的行政手段和以所謂“反美”在大國之間採取平衡，為本國謀利的外交政策，都與俄羅斯、土耳其等較之菲律賓實力更強也更有野心的所謂“強人政治”國家有着一定區別，而與處境更加相似的，所在國家的“依附性”更強的拉美民粹主義領導人，比如執政前期的查韋斯等人有着更多的相同點。這種相似性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是菲律賓與拉丁美洲兩地歷史和發展路徑的相似性所導致的結果。

具體而言，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菲律賓和拉丁美洲都經歷過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也同樣在獨立之後受到了美國的巨大影響。這就使得二者獨立後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均同時受到多重相差極大的不同制度的混合影響：原住民村社制度的遺存（儘管拉美和菲律賓原住民村社制度的具體方面不盡相同）使得前現代的血緣家族紐帶在拉丁美洲和菲律賓的部分落後地區依然頑固地存在，從而阻止了現代社會組織向基層的拓展。西班牙人帶來的大地產製度則使得兩地的土地所有權高度集中於少數大地產者之手，導致了大量無地少地農民的出現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並間接導致了大量破產農民因為在農村無以為繼進入城市謀生的情況，又使得城市中出現了大量居住於貧民窟中的窮困階層，並使得社會治安和國家穩定面臨挑戰。

在這種政府基層控制力薄弱，經濟發展成果難以惠及相當一部分大眾，地方傳統勢力強大，上層利益集團已經形成的情況下，無論是拉美還是菲律賓引入的西方代議制民主都難以適應這種局面，而成為了所謂“權貴資本主義”之下各個政治家族以各種合法與非法手段互相博弈，乃至遂行“輸家政治”的場所。

同時，美國在拉美與菲律賓強大的影響力，又使得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大部分時候都不得不對美國惟命是從，這不僅讓美國產品的傾銷擠壓了本國民族企業的生存空間，也使得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缺乏靈活性，有時還要為了配合美國的相關戰略而對本國國家利益做出一定程度的犧牲。

如上所述，拉丁美洲國家和菲律賓在歷史際遇上的相似性使得二者面臨着較為相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困境。即經濟上嚴重不平等，貧富差距過大，民族資本生存艱難，政治上山頭主義橫行，家族壟斷和腐敗問題嚴重，社會上局勢動盪，犯罪活動較多，甚至出現遊擊運動蓬勃發展，外交上缺乏自主性的情況。而美國在二戰後對這些地區的介入和控制雖有其正面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和加深了這種困境。

在面對相對一致的困境的同時，同為實行資本主義代議制的發展中國家的菲律賓與拉丁美洲在政治治理上提出的對策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這就造成了二者在二戰結束以來政治發展歷程的相似性：在冷戰早中期，菲律賓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主要國家，如智利、巴西等一樣，都經歷了一段相對正常的議會民主政治發展時期。

而到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冷戰高峯期，在全球範圍內左翼運動高漲，原有政治體制出現危機，美國謀求進一步加強對各第三世界“盟國”控制的大背景之下，拉美各國和菲律賓都出現了一批相對而言更加“威權主義”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團，這些人或勢力大多擁有軍隊背景，或得到軍隊的支持，得以在美國的默許下在所在國家實行較為長期的統治。其中的典型代表有菲律賓的馬科斯，智利的皮諾切特，阿根廷的軍政委員會，巴西的軍政府等。這些政府一般利用民眾對社會動盪和腐敗的不滿而通過選舉或政變獲得政權，並通過對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試圖用軍隊較為擅長的鐵腕手段來解決上文所述的這種困境。這種軍政府治國的體制在實行初期，確實對上層腐敗，黨爭不休，經濟發展困難重重的狀態有一定改善。

（網絡圖片：1965-86年在菲律賓任總統的費迪南德·馬科斯和1973-90年任智利總統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二者都是在冷戰中後期在本國長時間執政的威權軍人，有濃厚的外國支持和軍人專政色彩）

不過，軍人政權的缺點同樣明顯，軍人為了鞏固自身統治，大力打壓文職官員和心懷不滿的民眾，並過度拔高軍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加之軍政權後期腐敗和經濟發展遲緩的情況仍無法根除，使得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日漸積累，最終使得拉美各國的多數軍政府在80年代被相繼推翻，各國得以迴歸到文職政府和定期實現政黨輪替的相對正常的道路上去，這一時期的菲律賓也同樣通過多次人民運動推翻了馬科斯的軍人政府，實現了民主政治的“迴歸”。                

80年代中後期到新世紀初，在拉美和菲律賓再次執政的民選政府大多致力於限制總統和軍隊的權力，以防止再次產生軍人專政，且開始按照“華盛頓共識”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策略，並以取消軍政府時期眾多壓制性政策和對異見人士的平反等手段獲得了民眾支持。這一時期拉美比較著名的政治領袖，如阿根廷的梅內姆，智利的小弗雷等人都將“在一定程度上清算軍政府”和“進一步推行或維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作為其重點施政方向。而在菲律賓，同樣的工作則先後由民主化後首任總統阿基諾夫人和繼任的拉莫斯完成。應當可以説，雖然在具體措施上大同小異，但拉美和菲律賓二者本時期的政策依然有其相似性。

但自90年代以來至今，無論是在菲律賓、秘魯、巴西等國不斷出現的腐敗醜聞、政治交易等情況，還是在菲律賓依然屢見不鮮的政治家族之間的仇殺與舞弊造成的社會動盪，都足以讓人意識到，曾經困擾拉美和菲律賓兩地的“相似的困境”仍未能得到根本性解決。而在近幾十年中屢屢在拉美爆發的債務危機，也説明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也遠非包治百病的良藥。因此，自從新世紀以來，一部分對傳統民主政治和精英政客再度燃起不滿的選民便試圖重新推選出一批相對而言更有活力的“反體制”人物來改善現狀。

在拉美，這種新世紀“反體制”人物的代表有相對“輪流坐莊”的自由主義委內瑞拉政府表現出更多獨立性的查韋斯，具有左翼工會背景的巴西總統盧拉，在2018年墨西哥大選中勝出的，鼓吹“墨西哥第一”等激進口號的奧夫拉多爾等。這些強調大眾政治參與和社會公平的“民眾主義”政治領袖通過展現親民形象，開展更多的民生工程，增加社會福利，展現外交上的獨立姿態等一系列手段獲得了大量選票，在得以上台的同時也在其任期內能夠維持較高的民眾支持率。

而杜特爾特這個特立獨行的“體制內”人士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視作是菲律賓這個“**被巨大的海上浪潮帶到東方的拉丁美洲國家”（湯因比語）**為解決自身的“拉丁美洲式”的困境所拿出的最新“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他激進的內政措施和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能夠在較短時間內讓選民們看到他“治理犯罪”、“反對腐敗”和“改善外交條件”的成果，而其口無遮攔的言論風格則更能夠引起草根大眾的情感共鳴。可以説，這樣的手段及其效果與新世紀以來拉美“民眾主義”領導人們的所作所為仍然有很大的共同之處。可以被看作是在新時代條件下拉丁美洲和菲律賓政治治理相似性的最新例證。

總體而言，雖然杜特爾特執政風格的形成與可能與其個人經歷關係更大，也確實與之前幾任菲律賓總統的執政風格大相徑庭，給人以突兀之感。但其當選及受到民眾鼎力支持的情況，則是菲律賓作為一個經受了西班牙和美國先後影響，自身前現代傳統又根深蒂固的“拉美式”社會，尋求解決其“拉美式”問題的方案的一種並不意外的嘗試。如果將杜特爾特其人放在一個拉丁美洲式的背景之下，他的種種言行也許就將變得不那麼難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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